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政治认同的建构⁽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实践创新经验形成的理论成果，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国家建设的智慧结晶，值得长期坚持和百倍珍惜。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开展的变革和中国人民经历的变化，都是在这个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发生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对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态度，是一个包含对党、国家和民族感情的问题，在政治认同的建构中具有重要意义。

一　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接续”与“重构”

政治认同是人类社会群体生活中客观存在的现象，指的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的归属认同，对社会秩序的维系和政治行为的规范具有积极作用。在政治学研究中，政治认同主要包括政党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以及意识形态认同、体制认同、政策认同、阶级认同，等等。

从党的文献资料看，政治认同问题已经提出。2004年5月，胡锦涛在谈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问题时指出，要加强民族精神教育，培养未成年人“具备民族认同、民族志气、民族气节”⁽²⁾。2005年1月，胡锦涛指出:“历史表明，任何政党的兴衰存亡，归根结底取决于它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取决于人民群众对这种作用的认可程度。”⁽³⁾2007年11月1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指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目标下，中国共产党紧密团结民主党派，形成高度的政治认同，促进政治资源的优化配置，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和组织社会沿着现代化的方向不断前进。”2009年9月20日，胡锦涛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政协要积极引导和推动参加人民政协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不断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和思想认同。”这些论述都从不同的角度间接或直接地提出了政治认同的问题。

当代中国的政治认同需要历史地和动态地加以审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历史转折的意义，它以深刻和巨大的社会变化将1949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划分为两个时期。1956年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虽然是改革开放实践坚持不变的基础，但是长时期“左”倾错误指导以及十年“文革”破坏造成的动乱，使人们思想上充满迷惑，政治认同受到极大的挫折。1978年底党作出改革开放抉择，以全新的探索推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实践创新伴随着政治认同的重新建构。在这个过程中，党和人民对社会主义形成的认知不仅基于历史的经验，更来自于现实的探索。一方面，对传统建设模式的反思提出了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要求；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东欧、苏联出现的剧变，对社会主义信仰形成强烈冲击。这些因素凸显了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政治认同重新建构的现实需要。

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重新构建，路径选择是一个关键问题。脱胎换骨是一种路径，翻新改造是又一种路径。重新建构不等于全部和整体性地推倒重来，而是在原有根基上的新旧扬弃。当代中国政治认同表现为一种接续式的重新建构，是在历史继承中赋予政治认同以现实的新内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已经使中国摆脱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传统模式，社会发生深刻和巨大变化证明了改革具有革命性质，它不可能不对政治认同产生影响。然而，当代中国改革的指向不是社会主义的制度本身，第二次革命“决不是要改掉社会主义制度”⁽⁴⁾，而是改变建设模式和发展的体制机制。这就决定了政治认同的重新建构不能选择脱胎换骨的路径，社会主义制度内核的保留和建设模式的创新相统一，成为政治认同重新建构的理性路径选择。改革开放初，邓小平反复指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以立国之本的定位，将它与改革开放一起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内容写入党章，强调“一百年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共产党执政历史经验的提炼，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们是社会主义制度内核层面上的精华。放弃这四项基本原则，就丢掉了政治认同的根本。当代中国的政治认同依然建立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因此，审视政治认同的重新建构不能忽略这种接续的方式和特点，它是一种“接续政治认同”。

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90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同人民一道顽强拼搏、接续奋斗的结果。”⁽⁵⁾这里，“接续奋斗”突出的是整个过程的前承后继，具有奋斗的连贯性。本文借用这个提法形成“接续政治认同”的概念，旨在强调新时期政治认同的重构不是历史的断裂，社会主义制度内核层面精华的坚持是重构政治认同之基。值得指出的是，接续绝不是沿袭，政治认同的动态变化决定了机械地继承历史将导致政治认同危机的发生。实践表明，当代中国发展中政治认同的变化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以取向多样化、利益差异化、群体多层化、选择自主化等为特征的社会多元发展，必然对传统的政治认同构成冲击和挑战。同时，执政党、国家、社会在变动中也在不断进行着形象重塑，从而使政治认同处于动态的建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治认同危机的风险随时存在。变动社会尤其需要重构政治认同，政治认同重构乏力和不作为，容易导致社会碎片化，加深社会隔膜度，扩大民众离心力。就政治认同而言，以不变应万变是万难行得通的。因此，“接续”也是“重构”，如何“接”，如何“续”，说到底就是如何创新的问题。“接续”强调的是继承，“重构”强调的是变革，接续政治认同是继承与变革的统一，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社会变动中政治认同危机的出现无须大惊小怪，但需要高度重视。执政党克服政治认同危机不仅需要在实践上拿出业绩的证明，而且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思想的整合。从政治认同的角度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整合功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　影响当代中国政治认同建构的几个主要问题

党的十七大第一次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就明确指出它“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⁶⁾。胡锦涛、习近平等党中央领导人多次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成果的转化问题，2008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宣部一份报告中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真正转化为干部群众、青年学生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坚定意志。”⁽⁷⁾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和教育人民，最重要的是要达到在政治认同建构中形成思想共识的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然来源于实践，那么，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民群众从这个理论体系中汲取力量，理论上是合乎逻辑的事情。但是，经验逻辑与事实逻辑有时并非完全一致。一方面，实践的永无止境使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另一方面历史曲折前进和社会复杂发展总会造成认识的迷障和局限。从经验提升出来的理论对实践的解释力常常受到现实发展的各种干扰。这些因素必然对政治认同产生影响。从现实来看，当代中国影响政治认同建构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如何正确认识改革的利弊得失。邓小平关于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的论断，涵义非常深刻。从一定意义上说，改革就是利益调整。总体群众获益与部分人群利益相对被剥夺，一些阶层与另一些阶层的利益落差，以及一些既得利益者权力的不合理维护，等等，使调整利益的改革始终处于矛盾之中。旧矛盾没有解决，在新情况下又发展了；旧矛盾解决了，新矛盾又产生了；新矛盾刚萌发，又带出旧矛盾，事物的发展总在不断打破平衡，利益调整呈复杂状态。改变平均主义发展思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但造成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矛盾却埋下社会隐患。发展是硬道理，但背离科学发展造成的危害引发人们焦虑。同时，改革不可能完美无缺，不可能一步到位，也难免出现局部的失误。如何认识改革成为政治认同建构的重大问题。一些人借“反思改革”宣扬错误观点，抓住改革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进行质问非难，传播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以及僵化思想，对政治认同建构形成干扰。

第二，如何辩证看待发展面对的困难和问题。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取得的重大成就显示了中国健康发展的势头。然而，发展面临的各种困难和诸多问题又使中国进入高位风险时期，“这是一个既有巨大发展潜力和动力又有各种困难和风险的时期，是一个既有难得机遇又有严峻挑战的时期”⁽⁸⁾。犹如久病初愈的中国不仅没有到高枕无忧的地步，而且还有功亏一篑的危险。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看，中国的发展既有世界普遍性的难题，而且还有特殊性的难题。不能一讲“中国特色”就强调优势，更要重视弱项。就普遍性而言，诸如资源瓶颈、环境污染、腐败危害、利益分化等是世界各国发展都必然遭遇的问题。就特殊性而言，“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衡，在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无论是规模还是复杂性，都是世所罕见的”⁽⁹⁾。“发达国家二百多年工业化进程中分阶段出现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在我国现阶段集中凸显，尤其是资源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经济持续发展的突出因素。”⁽¹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就像一块“压缩饼干”，“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历程，在欧洲大约用了四百年的时间，美国用了二百年，日本用了一百年”，而我国则要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完成，“人家在二三百年内围绕工业化、城市化渐次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能会集中出现”。⁽¹¹⁾这样的特殊困难和问题也是“中国特色”，政治认同建构必须直面和正确对待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

第三，如何清醒把握前进的立场和方向。国家建设与国民个体紧密相关，生活在同一个政治共同体下，每一个人的价值判断都不可能超脱于政治认同之外。个体的人可以不介入政治，但政治发展却必然影响到每一个人。不认同一种政治必然认同另外一种政治，对一种价值判断的否定建立在对另一种价值判断的赞同之上。社会思潮纷繁复杂，开放的世界提供了思想多样性的选择，增添了政治认同的复杂性。国家建设的立场和方向，首先是个政治问题，既不能避而不谈，也不能含糊其辞。游移不定的结果是立场动摇和方向不明，而错误的选择则将导致误国误民的结果。改革开放是一个政治的“中国选择”。党中央对国家向何处去的“中国选择”问题始终高度重视，2000年6月开展了“四个如何认识”的研究和宣传活动，2009年围绕弄清楚“六个为什么”进行思想教育，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在此基础上提出“划清四个重大界限”，2011年又强调“六个不搞”，在思想战线上坚定不移地向国内外和党内外传递出立场和方向的信息。它关系政治原则问题，是当代中国政治认同建构的大是大非。

第四，如何看待权力腐败屡禁不止的现象。权力运作是否规范对政治生活有着直观性的影响。现实表明，社会和人民群众对权力腐败的深恶痛绝直接影响政治认同的构建。腐败是人类社会的通病，是世界的普遍现象。这是因为权力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权力的公共性质要求体现服务社会的本来属性，另一方面权力的利益资源又导致追逐私利的变异可能。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有权力腐败，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下也难以避免腐败侵蚀权力。在国外，因权力腐败而导致总统辞职、政府倒台、执政党下野的事情经常发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的失败也在很大程度上与共产党执政没有解决好腐败问题有关。由此可见，能否遏制权力腐败，在政治认同建构中具有关键意义。中国共产党将腐败视为“毒瘤”，以决不姑息的态度坚定不移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取得的成效不容否定。然而，一些高官贪污受贿事件的发生和权力缺乏监督的现象，增加了政治认同建构的难度。正确看待权力腐败屡禁不止的现象，既要对党中央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决心和能力抱持信心，又要充分认识权力腐败对政治认同建构形成的巨大冲击，思想上时刻不掉以轻心。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诉求与政治认同建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概念含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但又不完全是个意识形态的概念。执政党建设、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的诉求，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担当着政治认同重新建构的职责使命。胡锦涛指出:“事实充分证明，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壮阔进程中，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¹²⁾这“四个选择”揭示的就是政治认同的根本内容。当代中国，这些政治认同根本内容的接续就是坚定不移地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理论来源于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在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理论体系’，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的理论成果”。⁽¹³⁾它包含的执政党建设、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的思想理论，以鲜明的价值诉求引领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步伐，指导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体现的价值诉求，是政治认同建构的思想基础。

第一，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人类文明史上，以权利揭示人的本质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最先作出的贡献，“天赋人权”思想开启了人的发展历史新阶段。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深刻阐述，超越了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水平，为社会主义的价值诉求奠定了理论基础。“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高价值追求。”⁽¹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彻党的执政为民宗旨，强调必须将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上，赋予党的群众路线以更加深刻的内涵。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在坚持群众路线思想上一脉相承。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发展党的群众路线思想，在提出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中，将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理念树立起来。胡锦涛指出:“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益的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¹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诉求实现了从为人民服务思想到以人为本思想的升华。

第二，民富为先的建设路向。鸦片战争以降，强国富民成为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宿愿。强国与富民紧密相连。“国强”建立在“民富”基础上，福祉于民、藏富于民，民富才有国强，人民贫穷不可能国家强大。然而，人类社会经常出现两者分离的情况，国强不一定民富，民富也并不必然国强。造成两者分离的原因很复杂，有制度因素，也有历史因素。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由于外来侵略的民族耻辱和经济落后的条件制约，圆强国之梦的努力长时期放在国家建构上，富民根本无从谈起。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实践的路径也是强国在富民之先。一方面，恶劣的外部环境迫使站起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必须首先着眼国家的强大；另一方面，历史遗留的贫穷底子以及受苏联模式影响的平均主义发展思路，使富民受到很大的限制。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首先将追求富裕的思想名正言顺地树立起来，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靠剥夺人民来富国强国不符合社会主义本质。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必须通过发展“实现民富国强”⁽¹⁶⁾，明确将“民富”放在“国强”之前。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建议，坚持“富民为先”，进一步树立了“民富国强”理念。富民为先的建设路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凝心聚力的重要思想资源。

第三，把握规律的科学取向。理论成熟取决于思想自觉，思想自觉来自于规律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反映了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重大认识，反映了党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认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¹⁷⁾自从社会主义从理论转变为实践以来，其规律由浅入深的显示经历了时间和空间的诸多变化，曲折和成功的经验教训为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规律把握中创造的理论成果，具有显著的科学取向。这一理论体系，在执政党建设上，要求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坚持科学执政；在国家建设上，形成科学发展观，坚持用科学理念指导治国理政，引领社会科学发展；在社会建设上，提出加强社会管理科学化，强调改进不合理的体制机制，用科学化的制度管人管权管事。党中央指出:“要始终尊重科学、尊重客观规律”，“以科学的精神、科学的理念、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机制推动工作”。⁽¹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把握规律为基础，以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为动力，表现了具有科学取向的形成和发展路径。

第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思维。作为包含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将引领国家建设和社会进步的理论建立在可持续发展思想基础上。党的十七大以“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的要求，精辟阐述了统筹兼顾作为重要历史经验、重大战略方针和有效工作方法的意义，体现了系统思维的科学价值。发展符合人民的普遍愿望，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不是简单一句“发展是硬道理”的话就可以解决的。党的十六大以后形成的科学发展观基本精神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整个形成过程，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通过全面和协调的建设方针谋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这个理论体系的价值诉求，符合民心民意。

第五，公平正义的根本原则。“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讲求效率才能增添活力，注重公平才能促进和谐，坚持效率和公平有机结合才能更好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¹⁹⁾公平正义是社会理想的追求，社会主义的实践为公平正义奠定了制度基础。与传统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创新探索使实现公正公平建立在社会多样和多元发展的现实中。过去搞平均主义，实际上抹杀了个人权利的追求，不是公平公正。真正意义上的公正公平是让全社会的人都享有自我尊严，有实现个人理想的平等机会，有充分表达利益诉求的权利保障，有积极有序政治参与的体制机制通道，有就业、教育、医疗、文化等社会资源的享受权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涵人民民主的丰富思想，以公平公正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准则，对政治认同建构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www.daowen.com)

第六，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任务，政治认同建构必须以法治环境为前提。中国是一个缺乏民主和法治传统的国家，长期以来封建主义专制思想遗毒影响以及官本位的政治体制束缚，使法制建设和法治环境的营造显得尤其重要。改革开放推动中国进入法制建设的新时期，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努力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强调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使全社会的法治意识大大提升。法制建设和法治环境关系到人民群众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权利的保障，在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只有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成为社会的圭臬，政党、国家和公民都以法律为准绳，社会普遍讲法尚法，人人严格遵法守法，才能使政治认同建构具有坚实的基础。法制建设和法治思想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价值诉求赋予当代中国政治认同建构的时代新元素。

【注释】

(1)本文原发表于《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5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12年第12期全文转载。

(2)《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页。

(3)《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15页。

(4)《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页。

(5)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6)《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7)《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59页。

(8)《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09页。

(9)《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95页。

(10)《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15页。

(11)《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931、721页。

(12)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13)《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243页。

(14)《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07页。

(15)《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29页。

(16)《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17)《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4页。

(18)同上书，第86页。

(19)《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03—8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