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模式特征论析⁽¹⁾

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我国的政治体制也发生了许多方面的变化。不管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抱持什么样的看法，有一个事实是十分清楚的，即它的发展进步总体上适应了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虽然还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但它既与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截然不同，也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迥然相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政治体制已经呈现独立探索的模式意义。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对于维护当代中国的政治稳定，促进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政治体制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建构的基础奠定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的基本模式，从基本原则、主体架构和运作机制等内核看，六十多年来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贯穿于政治体制演变的始终。但1978年改革开放促进的社会转型必然影响政治体制的变化，曾长时期受到苏联模式影响的政治体制⁽²⁾，也随着改革开放实践进程的推进而发生了许多方面的重要变化。这些变化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当代选择紧密相连，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格局中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党和人民在历史和现实实践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具体到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上，核心的问题是两个。一个是主导力量，即要不要坚持共产党领导的问题。另一个是方向坐标的问题，即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改革开放后围绕政治体制改革的争议集中在这两个核心问题上。经过三十多年实践检验，回过头去看改革开放抉择所面临的风险，中国政治体制处在十字路口的境遇就看得更加清楚了。表现在国内，一方面，苏联模式传统政治体制的弊端随着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的深入为人们所认识；另一方面，传统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不相匹配的问题日益突出，如邓小平说的“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³⁾。这两方面的因素使政治体制改革的疑惑开始出现。表现在国际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过程中政治体制的崩溃，以及1991年苏联解体引发对社会主义的拷问，对我国政治体制形成的巨大冲击波。这两方面的因素在冷战结束之初交织在一起，加强了西方国家企图逆转中国政治体制方向和改变中国政治体制模式的咄咄逼人之势。“改革开放初期，西方一些人士为中国开了很多‘处方’，核心是两条:一是在政治上搞多党轮流执政、搞‘三权鼎立’，也就是搞西方那一套政治体制；二是经济上搞私有化。”⁽⁴⁾因此，如何选择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始终关系到党的事业、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

邓小平从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他指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⁵⁾他还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⁶⁾，并具体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内容和意义。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党中央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高度重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江泽民指出:“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党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作出的重要决策”⁽⁷⁾，“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⁸⁾。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意义、目标任务、遵循原则、内容要求、方法步骤以及评判标准等问题，都作出了详细的阐述，从而使我国政治体制在国内外形势变化的严峻挑战下，遭险不惊，遇乱不慌，经受住了一波世界性社会主义曲折冲击的考验。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毫不动摇。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五部分专门阐述了“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强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自己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充满信心，将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推向前进”⁽⁹⁾。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¹⁰⁾2008年2月27日，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上，胡锦涛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升到战略思想的地位上作了重点强调，他说:“我之所以要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以什么样的战略思想来谋划和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管根本、管方向、管全局、管长远的。只有进一步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战略思想认识清、把握准、贯彻好，才能增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自觉性和坚定性。”⁽¹¹⁾2010年3月，温家宝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和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们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显示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已经提到刻不容缓的地步。由上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中央在政治体制改革必要性的认识上是一脉相承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是一以贯之的。

政治体制是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构成，什么样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决定了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同时，政治体制的构造反映着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样式。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中，“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两项规定与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直接有关。这两项规定具体反映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上，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¹²⁾。胡锦涛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走出的一条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能够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能够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提供根本政治保证的政治发展道路。”⁽¹³⁾

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要求，我国的政治体制从总体上说是符合现实发展需求的，与改革开放的进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体相适应。这是应该坚持的基本判断。但是，还应该看到，不适应的地方还很多。例如，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官本位”的现象、权力监督体系的不完善、某些领域严重的腐败滋生、社会利益诉求机制的欠通畅、公民政治参与渠道的不足、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制度化程度不高，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既有封建主义遗毒清除不力、缺乏民主和法制的传统、社会主义实践时间较短而且还经历了严重曲折等历史因素，又有社会转型、结构调整、阶层变动、时代影响等新情况新问题的现实因素。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与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发展还存在较大差距的事实十分明显。它显示出加大力度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二　政治体制的中国模式特征

政治体制是一个综合的整体概念。与政治体制相关的概念有政治制度、政治机制等，这些概念既相联系又有区别。政治制度的涵义主要体现为法规章程的层面，制度用于规范、调整和处理各种政治关系。政治机制的涵义主要体现为运作规范的层面，机制包括机构、组织或某些与政治运作相关的载体。从涵义上看，政治体制的概念涵盖政治制度和政治机制。因此，像健全和完善政治制度，像干部制度、人事制度、行政机构、团体组织以及与政治生活相关的法制规章等方面的改革，都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

审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模式，应侧重制度和机制两个层面。从制度层面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根本和基本的政治制度构成。这四项政治制度规定着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根本原则和价值取向，并由此形成各种政治关系的主体框架。这些政治制度涉及人民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政党之间的关系、执政党与社会各种群体、阶层之间的关系、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基层政府权力与自治团体的关系，覆盖了政治生活中政党、国家、社会关系的主要方面。在根本和基本政治制度下，还有各项具体的政治制度，如党的领导制度、民主集中制度、集体决策制度、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等等。具体政治制度生成于根本和基本政治制度，体现为政治生活处置的具体指导。从机制层面看，执政党和参政党组织的纵横设置、各种社会团体的功能发挥、思想舆论的主流引导、政治取向的价值评判、利益群体的诉求表达、阶层政治参与的动员和组织、干部与群众的联系渠道、民意收集吸纳反馈的系统、各种风险的预警和突发事件的应对，等等，围绕这些方面建构的机制都属于政治体制的范围。机制的种类繁多，有大有小，涉及的方面广泛。机制受制度的制约，因此，机制必须与制度相匹配，制度的有效性建立在机制的规范性之上，有健全的制度而无规范的机制，制度执行力就会大打折扣。因此，思考当代中国政治体制问题，必须将制度建设与机制建设结合起来。

政治体制选择的自主性是现代社会国家主权的象征。“我们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而不是刻意排斥，取长补短而不是定于一尊。”⁽¹⁴⁾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是独立自主地选择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结果。建立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本来是一个国家自己的事情，但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政治体制选择的外在因素影响常常压倒选择的自主性。比较常见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受国外强势力的威逼甚至是在外国军事颠覆下，丧失政治体制选择的自主权力；另一种是受某种思想束缚而采取机械仿效的方式，照搬别国的政治体制。胡锦涛指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必须与这个国家的国情和性质相适应。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所以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是最能够把中国十三亿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共同奋斗的民主政治，关键在于它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广阔沃土，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进行的伟大实践。”⁽¹⁵⁾建立在本国国情和社会性质基础上的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已经显示出其模式特征。

第一，政治体制的利益同构性。从政治学的视角看，国家、政党、社会构成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三维关系。政治体制的建构离不开这三维关系的调适。现实表明，改革开放释放出中国活力的表现之一是这三维关系张力的松动和缓解。如政府与政党权力边界的明晰、有限政府的规制、行政权力与市场经济法则的划分、社会中介组织的生长，都直接影响着政治体制从高度一体化转向适度分离，从统一集权化管理转向相对自主性管理。然而，这种张力的松动和缓解并未影响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根本性特征，即三维关系在利益取向上的高度吻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政党、社会的利益是完全相一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取向在于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福祉，发展和解放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而这正是执政党的宗旨，也是人民对社会的期盼。执政党的意志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它必须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上升为国家意志。人民将信任寄予中国共产党，将社会的公权力授予各级政府机关，是基于国家、政党、社会利益同构性的认同。

第二，政治体制的基础统一性。政治体制的建构需要相应的基础作支撑。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基础统一性特征可以从两方面认识。首先，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基本经济制度使政治体制具有统一的物质基础。在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奠定了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根基，放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政治体制就必然违背社会主义的方向。其次，由国家、民族、执政党、意识形态等构成的政治认同，奠定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统一的政治基础。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选择和取舍必须符合人民的共同意愿，必须建立在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执政党认同和意识形态认同的普遍性基础上。当代中国社会的多元发展以及价值取向的多样性与政治体制选择的普遍性是不矛盾的，原因在于普遍的政治认同使政治体制具有统一的基础。

第三，政治体制的功能稳定性。在巨大变革和迅速发展中保持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使命也要求以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为前提。诚然，政治体制改革必然带来一系列改变，但这是为着使政治体制不断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要求，不断给政治体制添加科学性、民主性、法治性的时代新元素，而不是去否定它、替换它。政治体制的主要功能是保障政治系统有序和有效地运转，规避社会动荡的风险。政治系统包括政治动员、公民参与、组织协调、资源配置、利益处置、决策程序以及社会监督等各个方面，体制方面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功能失调，都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取得迅速发展业绩的成功，与政治体制的功能稳定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四，政治体制的构造独特性。构造独特性是选择自主性的必然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决定了政治体制具有自身特色。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一方面有着坚决反对仿照西方国家政治体制的斗争经验，另一方面，也有过照搬苏联模式政治体制的历史教训。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是在走自己道路的摸索中建构起来的，其构造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国家权力的统一性、政党关系的合作性、人民代表的广泛性、民主形式的多样性、权力监督的体系性以及利益关系的和谐性。与西方国家政治体制相比，构造独特的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具有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它有利于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有利于整合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资源，有利于团结方方面面的力量，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三　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理路

当代中国得益于改革开放而获得的快速发展已经引起普遍的关注，“中国模式”的话题也越来越热起来。然而，围绕这个话题的研究往往更多地聚焦在经济模式上，很少讨论政治发展模式问题。这是毫无道理的。经济发展离不开政治体制的支撑，很难想象，一个不成功的政治体制能够造成一个成功的经济发展结果。因此，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的问题理应进入讨论中国模式研究的视野。

诚然，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尚处于改革变迁的过程之中，离模式确定还需要时间。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¹⁶⁾这一谈话距今近二十年，离设想的时间还有十多年。从语气来看，邓小平说三十年，当然是一种谨慎的预估，不是刻板的框定，但它蕴含着两层极其重要的意思在里面。一是从发展目标上提出了必须在不断的实践摸索中将我国的制度加以定型；二是从发展过程上强调了制度定型不是短时间可以完成的。由此而言，这里讨论政治体制的中国模式都还只是进行时态而不是完成时态，就是说我们并不认为这样的模式已经确立。但是，中国政治体制模式特征的显示已经清晰起来，从模式的角度去研究政治体制如何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的理路很有必要。

认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不能脱离历史和现实。肯定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决不是说它没有缺陷，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更加值得重视。这是因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建设既有历史的欠账，又有现实的困境，任务十分艰巨。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建设，既有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超常规发展造成的政治基础薄弱、国情和传统遗留的历史包袱、社会主义建设经历曲折的发育不成熟等缺陷，又有改革开放促使社会转型、时代变动深刻影响国内、快速发展形成矛盾集中挤压等新情况新问题。这样的多重因素下，当代中国政治体制虽然不必重起炉灶，但却必须更新打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政治体制的匹配问题将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性。当代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认识上已经不成问题，关键是需要进一步厘清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理路。

第一，提升政治体制改革紧迫感，确立政治体制改革任务的战略地位。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国家建设确定不变的基本路线。然而，这并不排斥政治建设的重要性。如果说在特殊情况下暂时放缓政治体制改革是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正常情况下尤其是当经济体制的发展变化向政治体制提出相应的改革要求时，忽视政治体制改革则将酿成严重的后患。经济发展是硬道理，政治发展也是硬道理。从战略地位看，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可重此轻彼。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上走取一舍二的单向路径，结果不仅将使社会发展呈瘸状畸形，而且这种单向路径走下去也会很快陷入困境并走入死胡同。新时期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在决策上既要谨慎又要果断，在步骤上急不得，但也慢不得。操之过急会翻船出问题，等闲视之也会误事遭曲折。从战略上重视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是当务之急。

第二，将政治体制改革与建设法治型国家战略紧密相结合，努力营造政治体制改革的法制环境。政治与法律紧密相连，体制与法制不可分离，政治体制改革只有在优良的法制环境下才能健康向前推进。从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到201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法治型国家建设的取向为政治体制改革揭示了前进的方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走过的历程表明，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建设正在成为政治体制改革向前推进的路轨。中国历史上缺乏民主和法制传统，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治现象、政策主导、特权强势、监督缺位、任人唯亲等问题又不同程度地与政治体制的缺憾有关。政治体制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建设法治型国家的内在要求，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在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上加快步伐。(www.daowen.com)

第三，进一步加强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坚决排除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改革政治体制无疑是件啃硬骨头的事情，邓小平把改革称为“第二次革命”，涵义十分深刻。这个话讲了三十年，把它用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上则还有点费劲，接受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邓小平当年主要是从解放生产力的角度强调改革显示的革命涵义。其实，无论是革经济体制的命，还是革政治体制的命，背后都是利益问题。改革开放实践表明，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资源重新配置和利益格局调整的革命，导致利益得失损益的事实十分明显。从实践看经济体制改革，收入差距的发生和扩大虽然会有公正公平的问题，但旧体制和新体制的经济效力比照，则铺垫了社会整体承受力。政治体制改革同样是资源重新配置和利益格局调整的革命，但与经济体制改革不同之处是，它在更深的层次上涉及人们的权利保障，涉及各个社会阶层的身份认同、价值取向和地位差异，尤其是影响某些既得利益者的现实关系。因此，政治体制改革所遇到的阻力要比经济体制改革大得多，难度也高得多。改进和完善中国政治体制，决不能受某些既得利益者的牵制，决不能顾忌少数群体、个别阶层的承受力而瞻前顾后，而必须从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出发，坚决排除各种阻力，不断加强改革力度，推进政治体制的良性发展。

第四，树立政治体制改革的民主取向，突出民主建设的核心内容。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就是为了保障民主，其优越性表现为民主化程度的显示。如邓小平所说，必须从多个方面对政治制度进行改革，“这些改革的总方向，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¹⁷⁾。民主发展与政治体制建设紧密相关，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新的举措、没有大的力度、没有好的成效，民主建设就难以迈出步伐。世界上社会制度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决定了民主认知上的不统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决定了我国民主建设具有自身的别样性特征。就政治体制而言，坚持以民主建设为核心内容的改革，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既定的政治制度，提高政治制度的民主含量；不断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形成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良性互动，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人民民主促进党内民主；加强基层民主，发挥好人民群众在民主发展中的主体作用；构建社会主义监督体系，显示各种监督方式的合力制约功能。

第五，有待进一步明确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找到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例如，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终身制的废除、党政关系的厘清、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加强、政府职能的转变、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改革、基层群众自治的发展等，都是政治体制在改革进程中留下的足迹。毫无疑问，中国政治体制的现实状况已经与改革开放之前和初期有了明显的改观。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尚未形成明确的突破口。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找准突破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成效显著，就是因为实现了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改革，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突破，市场体制的目标明确了，整个经济运行都跟着发生变化。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曾尝试各种路径寻找这样的突破口，但认识还不一致，成效也不够显著。如有的将党政分开视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有的看重乡村自治等推动的基层民主，有的强调应从选举制度改革入手，有的主张应大力培育公民社会，等等。本文以为，既然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方向已经明确，道路也已经清楚，那么，关键是如何在技术、手段、方法以及步骤等具体层面上，找到并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瓶颈的着力点和突破点。只有解决了从何处着手、向哪里突破、用什么手段、取何种方法等问题，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获得显著成效。

【注释】

(1)文原发表于《比较政治学研究》第1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

(2)1986年9月，邓小平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时说:“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

(4)《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页。

(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页。

(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

(7)《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8页。

(8)《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页。

(9)《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

(10)《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11)同上书，第234—235页。

(12)《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13)胡锦涛:《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

(14)《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997页。

(15)同上书，第231页。

(1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1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2—3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