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轼是车上用作扶手的横木，是露在外面的，因此说：“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8]

苏轼性格豪放不羁，锋芒毕露，确实“不外饰”。结果一生屡遭贬斥，差点被杀头。辙是车子碾过的印迹，它既无车之功，也无翻车之祸，“善处乎祸福之间”。苏辙性格冲和澹泊，深沉不露，在官场的激烈党争中，虽然也屡遭贬谪，但每次都能免除祸患，悠闲地度过晚年，不像苏轼备遭磨难，由此可见人的性格和其命运的关系。苏洵的这篇短文，说明了他为两个儿子取名轼、辙的原因，是根据二人性格特征，同时也说明了作父亲对自己儿子的了解、担心和期望。

3.1.2　苏轼学术渊源

苏轼从小就天资聪颖，勤学好问。对苏轼一生有影响的老师有母亲程氏、父亲苏洵、眉山道士张易简、眉山老儒生刘巨和一位姓朱的老尼。

在苏轼六七岁时，曾受到一位九十岁高龄的老尼姑关于词的最初启蒙教育，这首词给了苏轼终生美好的回忆。据东坡《洞仙歌》云：

余七岁时，见眉州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余，自言尝随其师入蜀主孟昶宫中。一日大热，蜀主与花蘂夫人夜纳凉摩诃池上，作一词，朱具能记之。今四十年，朱已死久矣，人无知此词者，但记其首两句云。暇日寻味，岂《洞仙歌令》乎？乃为足之云。‘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9]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佳句在苏轼幼小的心灵中扎下了根，启发了他天赋中本有的文学细胞，为苏轼后来的词创作奠定了基础。苏轼的第二位启蒙老师就是眉山道士张易简，学习的地方就在眉山的天庆观。《东坡志林•异事•道士张易简》中说：

“吾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童子几百人，师独称吾与陈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余稍长，学日益，遂第进士制策，而太初乃为郡小吏。其后余谪居黄州，有眉山道士陆惟忠自蜀来，云：“太初已尸解矣。蜀人吴师道为汉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岁日，见师道求衣食钱物，且告别。持所得尽与市人贫者，反坐于戟门下，遂卒。师道使卒舁往野外焚之，卒骂曰：‘何物道士，使吾正旦舁死人！’太初微笑开目曰：‘不复烦汝。’步自戟门至金鴈桥下，趺坐而逝。焚之，举城人见烟焰上眇眇焉有一陈道人也。”^[10]

当时同学习的学生有数百人，除传统的启蒙教育之外，苏轼更多的接触了易学和道教，并且对易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苏轼回家之后常跟苏辙探讨易学课程，那时苏辙年龄小，对易学只是有肤浅的认识，但是二人的探讨增加了苏轼对《周易》更深入的研究兴趣，《周易》蕴含的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思想在苏轼幼小的心灵扎下了深厚的根基，这种精神影响了苏轼的一生。

两年后，苏轼和苏辙结束了天庆观的学习，回家由母亲程氏教授，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学习四书五经及传记，并对四书中的某些篇章达到了耳熟能详的地步；苏轼对《汉书》、《后汉书》、《史记》等作品非常熟悉，甚至在晚年还能熟练地背诵《汉书》的内容。在他的诗词文赋中随手拈来的典故可以体察到他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化的熏陶，这一部分得益于他母亲潜移默化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苏轼乐于学习的结果。苏轼母亲不仅教授了他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言传身教，教育苏轼如何为人，常以史书中英雄形象砥砺苏轼的人生观和哲学观。《宋史卷338•苏轼传》说：

“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11]

在母亲的教诲下，苏轼从古代圣贤的身上学到了忠君爱国爱民的思想和为正义献身的英雄无畏气概。从那时起心中便充满了“亦奋历有当世之志 ”的雄心壮志，这种精神根深蒂固地融化为终生奋斗的血液。在此期间，苏轼的父亲苏洵也在发奋用功，闲暇之余，经常督促苏轼、苏辙的功课。在父母的教导下，苏轼的学业进步很大，少年时苏轼的才华已在同辈之中脱颖而出。

苏轼在家学习三年之后，又开始了学校的学习，给他讲学的老师叫刘巨，苏轼此时的做诗才华令老师大惊，慨叹“吾非若师也” 。苏轼成年以后，参加礼部考试，以《刑赏忠厚论》一文，深得欧阳修赞叹，欧阳修对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 ，苏轼的文学才华此时已初露锋芒，欧阳修甘当伯乐，对苏轼加以提拔和培养。欧苏二人针对当时文坛囿于儒家传统，偏重伦理纲常的文风进行了改革，提倡“文必与道俱”，从文章的社会功用方面肯定了“文道”的关系，把散文的发展推到了巅峰。

3.2　《东坡易传》的作者、系年

目前学术界关于《东坡易传》的作者和系年存在争论。谢建忠先生的《苏轼〈东坡易传〉考论》认为《东坡易传》是“元丰三年苏轼在黄州独立撰写的，是苏轼宇宙观、人生观思辨分析的心血结晶，因而也制约影响着他的文艺观”。^[12]而金生杨的《〈也论东坡易传〉的作者和系年》则认为《东坡易传》是三苏父子合力完成的一部力作。它经历了苏洵初撰, 苏辙解《易》, 苏轼初成于黄州、再订于儋州的写作历程。其中，苏轼用力最勤，成效最著。

北宋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崩，哲宗即位，次年改年号“元佑”。其时高太后听政，起用司马光等旧党，尽废新法，复辟旧制，史称“元佑更化”。元佑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改元“绍圣”，再行神宗新法，史称“绍圣绍述”。在这种形势下，旧元佑党人的文籍便遭到了禁毁。首当其冲的是苏东坡、黄庭坚等人的诗文，“是时书坊畏罪，坡、谷二书皆毁其版”。至徽宗时，对元佑学术的禁毁更加严厉，朝廷明文规定：“诏令今后举人传习元佑学术以违制论，印造及出卖者与同罪”^[13]。蔡京等权臣以“新党”标榜，更是利用禁书来排斥异己，“自崇宁以来，京贼用事。……至于苏轼、黄庭坚之文集，范镇、沉括之杂说，畏其或记祖宗之事，或记名臣之说，于己不便，故一切禁之。购以重赏，不得收藏”^[14]。

在这种禁书的政策下，苏轼去世之后，他的著作遭到蔡京等人劈版禁毁，为了防止苏轼的书稿被付之一炬，这本《易传》便被苏轼生前好友改头换面，以《毗陵易传》（“毗陵”为苏轼去世之地常州别名）悄然印行于世，因此罕为人知，所以《东坡易传》也被称作《毗陵易传》。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经部• 易类》中说：“此书实苏氏父子兄弟合力为之，题曰轼撰，要其成耳。” 所以清以后的又被称为《苏氏易传》，意谓苏洵父子合力做成。苏籀《栾城遗言》：“苏洵作《易传》未成而卒，属二子述其志。轼书先成，辙乃送所解于轼。今《蒙卦》犹是辙解。”

“先君晚岁读《易》，玩其爻象，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以观其词，皆迎刃而解，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已成书，然后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复作《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最后据海南，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既成三书，抚之叹曰：“今世要 未能信，后有君子，当知我矣。”^[15]

苏辙作的《东坡先生墓志铭》阐述了苏轼作《易传》的原因，乃继承其父亲的志愿，应该不违背历史的真实。《宋元学案》99卷中说：“先生与弟辙，夙承家学，自谓：‘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解矣。老泉作《易传》未成，命述其志。先生成《易传》，复作《论语说》。后居海南，作《书传》。”

苏轼从少年时期就和其弟苏辙跟从张易简学《易》。其后仕途宦海沉浮，中年之后遭受文字狱，莫名地受到政治迫害，贬官之后心境比较凄凉，转而从书本中寻求解脱，司马迁发奋著书的精神在苏轼的身上也得到了体现，他也像司马迁一样继承父亲的遗志，解《易传》既是为了却父亲的遗愿，同时也是对自己厄运的反思和志向无所托的宣泄，更是对自己一生学述思想的总结。

《东坡易传》虽是三苏合力，但全书究出苏轼一人之手，父、弟之说大概只供参考而已，故于老苏曾祥说的，书中说的简约，于老苏说得简约的，书中则加以祥说，而书成之后，苏辙也还有不赞同的地方（苏籀《栾城遗言》载，苏辙不赞同苏轼对《系辞上》‘一阴一阳之为道’句的解说。^[16]

王水照、朱刚分别对《苏氏易传》和《东坡易传》某些卦辞的解释不同考论了《东坡易传》系苏轼的个人著作，其中也浸透了其父兄的思想影响，但肯定认为《东坡易传》乃是“苏氏父子兄弟合力为之”，其说有些牵强。

关于作《东坡易传》的有关情况，苏轼在其诗文中也有记述。《苏轼全集 •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二十一）》中说：

某闲废无所用心，专治经书。一二年间，欲了却《论语》、《书》、《易》，舍弟亦了却《春秋》、《诗》。虽拙学，然自谓颇正古今之误，粗有益于世，瞑目无憾也。往往又笑不会取快活，是措大余业。闻令子手笔甚高，见其写字，想见其人超然者也。^[17]

可见苏轼把解释《周易》作为自己有益于世人的心中宏愿，人生的精神寄托。关于解《易》所用的参考的资料也是他向好友陈季常借来的。《苏轼全集•与陈季常十六首（之四）》:

“ 欲借《易》家文字及《史记》索隐、正义。如许，告季常为带来。季常未尝为王公屈，今乃特欲为我入州，州中士大夫闻之耸然，使不肖增重矣。不知果能命驾否？春<雍瓦>但不惜，不须更为恨也。”^[18]同卷《与陈季常九首（之七）》中说“…数日前，率然与道源过江，游寒溪西山，奇胜殆过于所闻。独以坐无狂先生，为深憾耳。呵呵。示谕武昌田，曲尽利害，非老成人，吾岂得闻此。送还人诸物已领。《易》义须更半年功夫练之，乃可出。想秋末相见，必得拜呈也。近得李长吉二诗，录去，幸秘之。目疾必已差，茂木清阴，自可愈此。余惟万万顺时自重。”^[19]

解《易》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对于做诗写文章来说，苏轼是出口成章，手到擒来，但是解《易》苏轼却用了半年的时间，可见作《易传》的不易，及其在苏轼心中的地位和他对经学研究的痴迷和执着。耗费了精力和心血的著作，苏轼自然就看得十分珍贵，十分爱惜，不管身处何种困境，苏轼都能随身携带。他在《记过合浦》中说：

余自海康适合浦，连日大雨，桥梁大坏，水无津涯。自兴廉村净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闻自此西皆涨水，无复桥船，或劝乘蜑并海即白石。是日六月晦，无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星河满天，起坐四顾太息：‘吾何数乘此险也！已济徐闻，复厄于此乎？’稚子过在旁鼾睡，呼不应。所撰《书》、《易》、《论语》皆以自随，而世未有别本。抚之而叹曰：‘天未欲使从是也，吾辈必济。’”已而果然。七月四日合浦记，时元符三年也。^[20]

贬谪动荡人生，导致了苏轼生活历程居无定所，作《易传》起始于谪居黄州之时，之后又谪居海南澹州，尽管生活困顿，住无屋，寒无衣，口无食，居无友，每日只能“食芋”充饥，但著《东坡易传》的心劲始终没有动摇。著作完成之后，苏轼才感到自己的一生没有虚度，内心充满了喜悦。他在《与李之仪五首（之一）》中记述了这种心情“ …所喜者，在海南了得《易》、《书》、《论语传》数十卷，似有益于骨朽后人耳目也。似有益于骨朽后人耳目也。少游遂卒于道路，哀哉！痛哉！世岂复有斯人乎？端叔亦老矣。迨云须发已皓然，然颜极丹且渥，仆亦正如此。各宜閟啬，庶几复见也。儿侄辈在治下，频与教督，一书，幸送与。某大醉中不成字。不罪！不罪！”。^[21]

综上所述，苏轼作《东坡易传》受社会学术思潮的影响，一是为完成父亲的遗志，告慰亡父的英灵；二是有益于后世学人，警世劝民有补于当世；三是在苦境中寻求心灵的平静和寄托。在上述动力的驱使下，苏轼倾心全力为之。《东坡易传》浸透着苏轼人生风风雨雨的苦乐甘辛，与其说是对《周易》的解释，不如说是苏轼自己借《周易》诠释自己的人生观、哲学观、政治军事观、生活伦理观。《东坡易传》是苏轼儒、释、道三家思想《易》化之后的结晶。苏洵和苏辙的易学思想对苏轼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不可排除的影响，《东坡易传》是苏轼易学人生风雨锤炼的智慧结晶，是其易学思维观和哲学思维观的集中表述。

3.3　《东坡易传》的社会历史背景

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1077年）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1085年）从事改制。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江苏太湖滨的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叙述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如他说：

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臣轼（中谢）。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受。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能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22]

御史台里的“新进”们断章取义，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讥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由于苏轼当时是文坛的领袖，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是不利。所以在神宗的默许下，苏轼被抓进乌台，（乌台指的是御史台，汉代时御史台外柏树很多，树有很多乌鸦，所以人称御史台为乌台，也戏指御史们都是乌鸦嘴。）一关就是4个月，每天被逼要交代他以前写诗的由来和词句中典故的出处。但此事纯属政治迫害， 苏轼被捕后，朝廷正直的大臣也仗义相救。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已被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连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23]苏轼未判重罪，这些幕前幕后相救的人功不可没，否则，中国会失去一位光照千古，集词人、诗人、画家、书法家等于一身的艺术全才。(www.daowen.com)

但是，御史台的人想置苏轼于死地，他们准备把新法反对派一网打尽。他奏请将司马光、范镇、张方平、李常和苏轼另外五个朋友一律处死。但在宋朝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 十一月二十九日，苏轼44岁时，苏轼出狱被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 这就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乌台诗案”是宋代一起有名的文字狱。在黄州，苏轼在诗中说“到黄州无所用心，辄复覃思于于《易》、《论语》。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学，作《易传》九卷。”又自以意作《论语说》五卷。穷苦多难，寿命不可期。恐此书一旦复沦没不传，意欲写数本留人间。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为凶衰不详之书，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伟人不足托以必传者，莫若献之明公。而《易传》文多，未有力装写，独致《论语说》五卷。公退闲暇，一为读之，就使无取，亦足见其穷不忘道，老而能学也。^[24]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今天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黄州的贬谪生活，使苏轼的人生观念、艺术创作、审美情趣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此时他极力想从政治失意的悲伤中摆脱出来，转而注《易传》、《书传》、《论语说》，以此消除内心的苦闷，也对自己的人生重新思考和评价。

苏轼得天独厚家庭熏染，自身勤苦学习，漫游经史子集饱吸古圣先贤的智慧精华，徜徉儒释道锻造深邃思想慧根，加上一生宦海沉浮的雕琢历练，使他经历居无定所的恶劣生活环境，也能随缘自适、乐观旷达。苏轼从少年时期就习《易》，学习《易》使他在文学的道路上自强不息、勇于开拓和创新；为官的生涯上坚持正义，不随波逐流。他对待人民不分贫富贵贱，平等相待，宽厚博大的精神正吻合了《易》的厚德载物思想，他一生运用丰富的《易》理来应对生活中的挫折和苦难，他的一生就是一部《易》的忧患史，晚年作《东坡易传》，解释《易经》，既是对易学的思考，更多是对自己人生之路的总结和反思。

3.4　《东坡易传》的学术历史背景

北宋从宋太祖起就崇文抑武，继任皇帝更是遵循祖制，提倡习文尊经。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提倡“以仁义礼乐为学，儒家之道”，抨击隋唐、五代以来的华艳浮靡的形式主义的文风。在文与道的关系上，强调道的一面，在思想和文字方面要求回到儒家经典。胡瑗长于《论语》、《春秋》之学，而于《易》也精， 孙复是解《春秋》的有名经师，石介反对西昆之文风，崇尚儒家经典。《宋史•艺文志》载，北宋解易既有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也有著名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都精通易学，其中解易的著作有六十余家，在学术界掀起了研究周易的高潮。北宋初期的思想家大都出身贫寒，困穷苦学，学术氛围十分浓烈。尤其北宋庆历时期更是经学史上重要变化时期，传统的名物训诂受到了怀疑，以己意解经的风潮日渐兴盛。苏轼受这种学风的熏陶，又因为命运处在低谷时期。当时“北宋时期的义理学也很发达，而且也富有针对性。司马光首先对一直流行的王弼以老注《易》的做法发难，因为王弼把天地之心归结为‘寂然至无’，这显然不符合儒家的‘天地之大德曰生’、‘日心之谓盛德’的基本思想，马光希望建立一种刚健有为的新的‘儒家易学’，写了《温公易说》。张载继承了司马光的思想，明确否定了王弼易学的玄学思路，他在《正蒙•大易篇》中说：‘《大易》不言有无，言有无，诸子之陋也。’宋代义理易学还是要首推程颐的易传，明确宣布‘予所传者辞也’，‘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象与占在其中矣’。苏轼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东坡易传》的”。^[25]

《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载，胡瑗著《易书》、《中庸义》，今存《周易口义》十二卷。胡瑗在东南一带授徒讲学，影响很大。程颐曾在胡瑗处接受启蒙教育。孙复著《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第子石介则以《周易》教授其徒。刘牧著《新注周易》十一卷。范仲淹“泛通六经，尤长于《易》。”欧阳修对《易》学颇有研究。陈襄著《易义》、《中庸义》。潘鲠著《易要义》三卷、《易·系辞》二卷。可见北宋时期思想家借《易》以立言，蔚然成风。

宋代易学的形成以图书之学的流行为标志，代表有陈抟的象数之学、刘牧的河洛之学、李之才的卦变说。图书之学乃清代学者对宋易中象数之学的总称。陈抟的象数之学开了宋代易学哲学的先驱。在刘牧的河洛之学流行时，北宋的李觏和欧阳修对刘牧的河洛之学全盘否定，不赞成从象数的角度解《易》，同图书学派展开了争论。李觏著有《易论》十三篇和《删定刘牧易图序论》六篇，欧阳修虽为当时的文坛盟主，其著《易童子问》敢于打破传统观点，第一次对传统的说法“孔子作《系辞》等十传”的说法提出了质疑， 否定了河图、洛书之学。李觏和欧阳修都认为《周易》是一门关于人事兴衰、社会治乱的学问，反对脱离人事而讲天道，反对将易学神秘化。欧阳修对苏轼的人生影响很大，苏轼入京考试时，欧阳修是主考官，苏轼的才华受到了欧阳修的赏识。苏轼在北宋文坛驰骋，得到了欧阳修的推举和引荐，欧阳修的文论思想和易学思想对苏轼影响深远。苏轼解《易》的思路继承了欧阳修的“人事”观，不同的是，欧阳修的易学思想没有老庄的影子，而苏轼思想乃儒释道三家思想的融会，易学思想中的庄孟思想赋予了苏轼易学的独到之处，成为一家之学。

【注释】

[1]陆游：《眉州披风榭拜东坡先生遗像》，《陆放翁全集•剑南诗稿》卷九，中国书店，1986年

[2][宋] 祝穆编、祝洙补订《宋本方舆胜览》卷51，第7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3]苏洵《苏氏族谱》：引自《苏文忠公诗注集成总案》，卷一，第1页

[4]木斋著《苏东坡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出自《苏轼资料汇编》7页

[6]木斋著《苏东坡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7]曾枣庄 舒大同《三苏传.苏辙》台北：学海出版社,1996版

[8]曾枣庄 舒大同《三苏传.苏洵〈南行前集序〉》台北：学海出版社,1996版

[9]《苏轼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5月版 第598页

[10]曾枣庄 舒大同《三苏全书(第五册) 苏轼的《东坡志林》台北：学海出版社,1996版

[11]《宋史卷338•苏轼传》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12月版

[12]谢建忠：《苏轼〈东坡易传〉考论》（《文学遗产》·2000年第六期）

[13]（清）徐松《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年11月版

[14]《靖康要录》卷七,，靖康元年十月一日,《丛书集成》初编本

[15]曾枣庄 舒大同《三苏全集•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第49-50页 语文出版社 2001年

[16]王水照、朱刚著《苏轼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7]《苏轼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5月版 第1696页

[18]《苏轼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5月版 第1758页

[19]《苏轼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5月版 第1758页

[20]王水照《苏轼卷·一百一•志林五十五条·记游•记过合浦》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7年版

[21]王水照《苏轼卷·七十七•与李之仪五首之一》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7年版

[22]《苏轼全集·文集卷二十四·湖州谢上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5月版 第1083页

[23]陈德翰：《词境心境——从〈定风波〉看苏轼人生情怀之转折 》《2006竹园学术论文专辑》

[24]《苏轼全集·黄州上文潞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5月版 第1625页

[25]冷成金：《苏轼的哲学观和文艺观》学苑出版社，2003年5月，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