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上， 北宋时期州县普遍设立地方学校，士族子弟和庶族子弟都有入学资格，受教育的范围扩大。私学发展受到各方面的重视，私人讲学的风气十分流行，讲学的书院各地林立，学术新思想层出不穷，社会思想也开始酝酿新的变化。在学术方面：首先是两汉经学笺注的风气在北宋已不流行，北宋的学者对汉儒专门从事训诂征实名物的注解经书的传统提出了质疑，如欧阳修不墨守陈规，善于质疑古人的着说，着《易童子问》，大胆提出了《十翼》并非孔子所作的观点。汉代经学要求严守“家法”、“师法”，又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今文经偏向于为现实政治服务，古文经学重视考察经书历史，注重训诂。但是到了唐朝，注释经典基本上远离了经书的原意，如刘敞着的《七经小传》，开启了以己意解经的新学风。许多学者对传统的解释经说提出了怀疑，他门不参考注疏，根据原来的经本原典重新依从自己的观点解释经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疑经潮流说：“设传求经，实导宋人之先路。生臆断之弊，其过不可掩；破附会之失，其功亦不可没也。”^[2]从辩证法的角度评价了这股潮流，是比较中肯的。两汉时易学有三大倾向：一以孟喜、京房为代表的官方易学，偏重象数；二以费直、高相为代表的古文易学，以传解经；三以刘安、扬雄伟代表的黄老易学，引老解易。汉末农民大起义，严重打击了汉易发展和流行。魏王弼解《易》以扫除象数专阐哲理，以老庄思想解易，开了易学义理派的先河。“宋代学者推广的与‘象数学’相对峙的‘义理学’，事实上从王弼发其端。”^[3]从北宋开始，易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形成了与“汉易”解易不同的“宋易”。“宋易并不仅限于指北宋，解易的学风一直延续到清初，北宋则是宋易的形成时期。包括南宋、元、明直至清代。”^[4]宋易的发展，跟北宋时期的政治、学术、文化思想发展关系密切。宋太祖赵匡胤虽是行伍出身，陈桥兵变以武力取得政权，懂得马上可以得到天下，但是要治理天下却不能靠武力。太祖建国之后，采取重文抑武的政策，尊儒重文，大力提倡儒学，太祖以后的皇帝都师从太祖的尊师重道之风，优待礼遇儒士。文字记载有宋太祖“性好艺文”^[5]，宋太宗执政时规定“进士需通经义，尊周孔之教。”^[6]更以“锐意文史”^[7]而称史册。宋真宗时期“道遵先志，肇振斯文” ^[8]的政策，推崇孔子和提倡儒学，认为治理国家不能依靠马上的工夫和称霸天下的武力，而主张通过尊师重道，兴起儒学，把有作为的儒士通过科举方式扩充到国家政权中来，儒学的地位在宋朝被大大提高了。如996年，宋太宗命李至等校定《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等七经注疏。直到咸平三年（1000年），宋真宗又命翰林学士、判国子监总领邢炳总领校定经书，到咸平四年九月，校定完毕，共165卷，宋真宗命令模印后在全国颁行。再加上两汉时政府认可的五经，即《诗》、《书》、《易》、《左传》、《孟子》，到宋时，十二经的注疏都获得了政府法定认可，成为经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988年，宋太宗到国子监拜谒文宣王，当时博士李觉正在给学生讲学，宋太宗就让李觉讲《易》里的《泰》卦，随从的大臣都陪同共同听讲。李觉讲解到《泰》卦的意思就是天地感通，上下交通，事物就能通泰，好比君臣相合，国家必能昌盛的道理一样。太宗听了之后，十分高兴。赏赐李觉帛百匹。第二天，太宗对宰相赵普说：“昨听觉所讲，文义深奥，足为鉴戒，当于卿等共遵守之”。^[9]同年，太宗命孔维等人分校唐孔颖达《五经正义》。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赐孔庙诏立学舍，选儒生讲学，重新振兴孔子家乡的学风。同年，宋真宗又追封孔子弟子七十二人，他亲自撰写文章《文宣王赞》，称赞孔子为“人伦之表”，儒学是“帝道之纲”。

宋初的皇帝不仅喜欢读书的儒士，皇帝更是勤苦好学，刻苦读书的榜样。宋太祖不仅自己喜欢读书，而且曾劝告武臣也读书，让操刀的武将了解“为治之道”。^[10]太宗多次对臣下说：他“无所爱，但喜读书。”^[11]每天都安排有固定的读书时间，读书至深夜才休息，就史书记载“辰巳间视事，既罢，即看书，深夜乃寝，五鼓而起，盛暑永昼未尝卧。”^[12]每天读《太平御览》三卷。他认为：“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需用文德致治。朕每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1前代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也。”^[13]宋真宗也很爱书，他说：“朕听政之外，未尝虚度时日，探测简编，素所耽玩。古圣奥旨，有未晓处，不免废忘” “朕听政之暇，唯文史是乐。讲论经义，以日系时，宁有倦耶？”^[14] 宋初的皇帝，爱书之外，还十分珍惜人才，认识到人才对治国安邦的重要，宋太宗曾说：“国家选才，最为切务。人君身居九重，何由遍识，必须采访。”^[15]为了选拔人才，北宋政权继续采用唐的科举制，通过科举制选拔了大量的士人出仕，取士不问家世门第，凭借才学获得平等录用。为了严防考官营私，考生作弊，全凭经义、诗赋、策论取士，通过科举制，将大量的庶族地主扩充到统治阶级的阵营中，也产生了象王安石、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等这样的大家。朝廷重文抑武，文化高度繁荣昌盛，哲学、文学蓬勃发展，“士”独立精神的崛起，宋代的文化本质力量“理性精神”得以崛起。“以通经学古为高”，中唐儒学复古运动在北宋呈现百家争鸣局面。

斯大林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假若不能从封建割据中和诸侯的纷争中解放出来，那末，他便不能指望保全自己的独立，不能指望真正的发展经济和文化。只有联合成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时，才能期待文化经济的重大发展，才能确保自己的独立。”^[16]

赵宋王朝建立之后，从前代灭亡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佛教不但有利于维护和巩固统治政权，而且能笼络民心。宋太祖建国之初，就对佛教采取保护提倡的政策，后世的几代皇帝都继承了这种政策。除尊重佛教之外，也认识到道教对巩固封建统治必不可少，所以在建国之初，就对道教大力提倡。宋太宗多次召见陈抟、丁少微等道士，并赐陈抟号“希夷先生”。赵宋政权在执行“守内政策”的同时，为了安定内部，强调“黄老之道”，^[17]大力宣扬儒、佛、道思想，作为统治劳动人民的工具。宋真宗更是对道教十份狂热，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追老子为“混元上德皇帝”，并于此年，亲自到亳州，拜谒老子。宋徽宗对道教的痴迷，更胜过宋真宗，有“教主道君皇帝”的称号。在这种国风的制约下，宋代重要思想家，或多或少几乎都有佛老思想,对佛教经典也都通晓，而且都吸收佛教的哲理、命题、概念等塑造自己的理论体系。 据《宋史•艺文志》:北宋解易的著作有六十余家，其中著名的哲学家有李觏、胡瑗、周敦颐、邵雍、王安石、张载、程颐和程颢等；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如欧阳修、苏轼、司马光等。他们都精通易学，在学术界掀起了《周易》研究的热潮，着书立说，把儒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当然也包括苏轼在内，苏轼的思想融合儒道佛三家思想的精华，儒家思想中的入世精神使他对国家民族充满了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道家的思想又使他面对各种困境之时，能随遇而安，超然物外；佛家的思想使他禅悦自得，以超脱自适方式对待迫害，临危不惧。在北宋学术氛围十分浓厚的大环境之中，苏轼的人生之后经过三次贬谪流放，政治生涯波折起伏，他年轻时候“奋厉有当世之志”济世思想经过现实宦海多事变的暴风骤雨之后，苏轼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了新的改变，也有了更深层、更深刻的觉醒和认识，《东坡易传》就是苏轼儒、佛、道三者思想融合的结晶，也是他人生坎坷经历而又智能生存之道的经验总结。

【注释】

[1]（宋）陈焘《叙资治通鉴长编》卷32，淳化二年八月丁亥，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

[2]张善文：《周易入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150页

[3]张善文：《周易入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150页

[4]朱伯昆：《易学哲学史》中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1页

[5]（宋）吴曾《能该斋曼录》卷4，《崇政殿说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6]（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十一，中华书局 ，1999年版

[7]陈垣:《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中华书局,北京,1960年版(www.daowen.com)

[8]陈垣:《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中华书局,北京,1960年版

[9]（宋）陈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9，大中祥符五年十月辛酉，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

[10]（宋）陈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建隆三年二月壬寅，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

[11]（宋）陈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淳化二年闰二月戊寅，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

[12]（宋）陈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雍熙元年十月，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

[13]李攸:《宋朝事实》卷3 ，《圣学》，文海出版社，民国1956年版

[14]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1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太平兴国八年六月戊申

[16]《斯大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第503页

[17]《宋朝事实》卷16，《兵刑》，文海出版社，民国195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