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后期藩镇割据严重削弱了中央政权，五代十国征战不断，各地农民起义频繁，唐政权摇摇欲坠。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北宋政权，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的局面。公元961年，宋太祖为了防止掌握兵权的大将像自己一样兵变，安排酒宴，召集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饮酒，叫他们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以“杯酒释兵权”的方法剥夺了他们的兵权。在969年，又召集藩镇节度使王彦超等宴饮，解除了他们的藩镇兵权。将这些将军转化为广占良田美宅的地主，避免了一场争夺政权的流血斗争，进一步稳固了北宋赵宋王朝的统治。但是北宋中央集权建立之后，赵匡胤没有统一全部中国的念头，北宋的版图没有恢复汉、唐时期完整统一的雄风，北方和西边有辽、夏、吐蕃等政权，以后东北又兴起了金政权。北宋和北方少数民族同分天下，纷争不断。

北宋的统一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中原地区暂时停息了战火纷扰的局面。北宋统治者能从五代十国灭亡的历史教训中汲取经验，那就是武人跋扈于国家不利，武能打天下，却不能治天下，为了避免出现战乱的局面，北宋自太祖、太宗时就制定恩养士大夫的国策，抑制武将，重用文臣。其办法: 一是重用文人，派遣大量的文官到各地做地方官，直接管理地方的财政，使地方节度使成为毫无实权的虚衔。二是实行更戍法，北宋初年，宋太祖采纳宰相赵普的建议，让禁军分别驻扎京师和外部郡县，兵将内外定期轮换，定期回驻京师。朝廷临时任命将官统兵，将和兵没有长期的合作共事关系，这样兵不知将，将不识兵，防止将领专权作乱，有利于皇帝对军权的控制。但是这样却造成了将领和兵士之间缺少感情的磨合，军队凝聚力差，从而削弱了军队战斗力。宋仁宗时期，辽、西夏时常侵犯北宋北部边境。为了抵御北方的少数民族侵扰，中央派出使者到各地挑选精兵，扩充军队，加强了禁军的实力，又建立了庞大的地方武装——湘军。但是遇到战事，临阵打仗，将帅受到朝廷制约，只能按图作战，不能机动灵活地针对敌情出击，兵将数目虽多，但是缺乏战斗力，遇到战事北宋军队不堪一击。而北方少数民族，骁勇善战，战斗力强。北宋政权每遇到和辽、西夏的战斗，多数以失败告终。失败后，为了获得暂时的稳定和和平，就对辽、西夏割地赔款，屈膝求和，以求苟安。

宋仁宗在位期间，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尖锐，土地兼并日趋严重，皇佑元年（1049年）全国军队总数增至140万，达到北宋养兵的高峰。军费开支占财政收入的十之七八。官员数目也超过太祖时约一倍。康定、庆历年间，西夏几次大举进犯，宋军大败而归，为了苟安与西夏订立和议，每年供给西夏大量银、绢、茶；对辽也屈辱求和，增纳岁币，这才平息了边境的战争。北宋内部农民起义、兵变事件一年多于一年。为了解决统治危机，仁宗曾于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任用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执政，企图对吏治作一些整顿，宋仁宗采纳了范仲淹与富弼提出的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施行新政。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旗帜鲜明地提出整顿冗官，任用贤能。而裁减冗官，精简机构，就是要改变赵匡胤恩养士大夫的祖制，改革将要触动的不是少数人的利益，而是整个士族官僚层和贵族官僚的利益，以吕夷简为首的反对派攻击范仲淹、韩琦为朋党，范仲淹带过兵，有军事威信，宋仁宗害怕范仲淹功高震主，再加上吕夷简、欧阳修的朋党之议，为宋仁宗终止改革提供了借口。五月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www.daowen.com)

宋辽澶渊之盟后，国内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北宋政权本着“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则外自安”^[1]守内虚外政策，镇压农民起义，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