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杭（浙江图书馆 浙江杭州 310007）

摘要 文章以浙江古代历史发展为主线，简要阐述了浙江藏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寺院藏书及道观藏书的成因及发展状况。

关键词 浙江寺观 藏书史

寺观藏书是收集、典藏、整理、传递和宣传、教化佛教道教文献典籍的活动，它对人类宗教文化的保存、传播和发扬光大有着积极的意义，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寺观藏书因此也成为我国古代藏书文化中的一种重要类型，与官府藏书、私家藏书、书院藏书一起并称为我国古代藏书事业的四大支柱。寺观藏书在其千余年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籍书文，其中许多有价值的文献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音乐以及医学、化学、天文、地理和社会心理、社会习俗等各个方面曾产生过不同程度的积极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浙江的寺观藏书，不仅增加了浙江的文化底蕴，同时对浙江藏书事业的发展壮大起着特有的作用。现就浙江寺观藏书的历史发展作一简要的叙述并理清其演进脉络。

1.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佛教在东汉末年传入浙江。据《光绪仙居志》卷二十三“寺观•大兴寺”条记载：“东汉兴平元年（194年）建，初名石头禅院。”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者于该寺遗址发现泥质红陶花卉图案圆形瓦当和泥质灰陶绳纹、印纹等陶器碎片，可证实东汉时确曾建过寺院，这也是浙江寺院建设之始。佛教在浙江的流行应当在三国时代。明初文学家宋濂在《太平万寿寺记》中说当吴之时，佛法虽至中国，大江以南尚无佛寺，赤乌中康居沙门僧会为吴大帝祈获释迦文佛真身舍利，始创三寺，一为金陵之保宁，一为太平之万寿，一即海盐之金粟也。”1990年在临海市红光镇下白岩村出土西晋初年青瓷魂瓶盖，下层塑有佛像，后有头光，手作“法界定印”，结跏趺坐莲台上，说明当时佛教文化已渗入浙江的社会民俗中。

虽然无法从古代文献和考古发掘资料中找到浙江寺院藏书起源的确切证据，但是我们可以推测，浙江寺院藏书理应是伴随着汉传佛教寺院的兴建而初步形成，并在僧俗及其他信仰者功德心理的刺激下逐步发展，最终形成独特的寺院藏书体系的。有据可考的浙江寺院藏书的开端应当在东晋南朝时。在这个时期，一方面由于统治阶层的信仰，一方面由于世乱年荒，人民生活困苦，佛学思想深深地浸透入各个阶层的人民。“荏弱人民，多皈依而祈福，高明之士，则避世以穷理。” ①浙江佛教也因名僧涌现，佛寺倍增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浙江现存著名的寺院，如灵隐寺、阿育王寺、天童寺等都在这一时期创建。中国寺院藏书中最特殊的一种“转轮藏”也在此时由傅大士在义乌双林寺创造。据《普陀洛迦新志》卷十一《志余》载梁、陈间有傅大士者，弥勒菩萨化身也。以佛经意义广大微妙，普通人民，无缘受持。欲令一切人，同种胜善根。遂立转轮藏，教人推令转。若能推一匣，或复十百匣，即与一大藏,结最胜因缘。”唐代楼颖《善慧大士传录》记载，大士名翕，字玄风,东阳郡人，梁武帝普通元年（520年）结庵于云黄山下，双祷树间，自号“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双林寺名及大士称号由此而得。傅大士曾在此“造五时经典千有余卷”。后因“常以经目繁多，人或不能遍阅，乃就山中建大层龛，一柱八面，实以诸经，运行不碍，谓之轮藏”。

这一时期可考的寺院藏书还有会稽的嘉祥寺及龙华寺（今绍兴）。据《高僧传序录》载，作者慧皎在嘉祥寺编写此书，曾“搜捡杂录数十余家，及晋、宋、齐、梁春秋书史，秦、赵、燕、凉荒朝伪历，地理杂篇，瓜文片记。并博咨故老，广访先达，校其有无，取其同异”。可见，嘉祥寺当时藏书确有不少。又据《陈书•江总传》记载，侯景之乱时，江总曾避难龙华寺，“晓修经戒，夕览图书”，并作过一篇《修行文赋》行世。据以推测，龙华寺也应当有一定数量的藏书。

道教源于古代神仙信仰与民间巫术。浙江古属越地，俗多淫祠，好卜筮，盛行鬼神祭祀，因此道教流行较早。东汉建安中（196—219年），太平道在民间流行甚广，时有琅琊道士于吉，往来于吴、会（稽）一带，立精舍，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可见，浙江道教的流播应始于东汉时。道观建立最早者应是孙权为葛玄所建立的天台观，据唐徐灵府《天台山记》载天台观，在唐兴县北十八里，桐柏山西南瀑布岩。旧图经云:吴主孙权为葛仙公（玄）所创，最居形胜。” ②这一时期，史籍中缺乏浙江道院藏书的确实证据，但根据曾经编著《三洞经书目录》的湖州道士陆修静（406—477年）的事迹来看，浙江的道观藏书应已初具雏形。刘宋元嘉（424—453年）时，吴兴东迁（今湖州）陆修静弃家修道，为湖州金盖山梅花观开山祖师，在金盖山著有《斋戒仪范》100卷。

2.隋唐时期

隋唐时，国力强盛，经济发达，尤其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佛教的发展也进入了兴盛时代。隋大业六年（610年）,由于江南运河的开通，沟通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浙江在全国的地位，也日益重要。就在此时，智在天台山上创立了我国最早的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灌顶在《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中载大师所造有为功德，造寺三十六所，《大藏经》十五藏。”隋唐时由于统治阶层的大力提倡与表率作用，公私造藏之风盛行天下，各寺院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也抄经造藏。浙江寺院藏经著名的有湖州大云寺。据《全唐文》卷九一八《唐湖州大云寺故禅师瑀公碑铭并序》载，瑀公“前后写经二藏，凡一万六千卷”。余姚龙泉寺，《全唐文》卷三一九载《杭州余姚县龙泉寺故大律师碑铭》言及道一法师“手写大藏，手自刊校”。宁波国宁寺，据赞宁《宋高僧传》卷二七《唐明州国宁寺宗亮传》，晚唐律宗高僧宗亮住持宁波国宁寺时，“国宁经藏，载加缮写，躬身正本，选纸墨，鸠聚亲施，建造三门藏院功德廊宇”。

隋、唐两朝同时也是道教的全盛期。道书正式结集成“藏”，始于唐开元（713—741年）时，唐玄宗诏令天下搜访道书，经过整理，按三洞四辅十二类分类法进行编纂，最后成为我国第一部“道藏”——《开元道藏》，目曰《三洞琼纲》，共3744卷。诏令传写，以广流布。《开元道藏》是否为浙江道观所藏，由于古代文献的缺载,已无从查考。唯一可证实的是唐末暨齐物，“入大涤山精思院（余杭洞霄宫的前身）创垂象楼三间，又名书楼，积书数千卷，日以著述为事”。③

3.五代吴越国时期

五代十国时，吴越国社会安定，经济发达，故苏轼《表忠观碑》云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自钱镠由梁太祖朱温封为吴越王后，传三世五代，均崇信佛教，大兴寺塔，广凿石窟造像，雕刻佛经。尤其首都杭州，据《十国春秋》记载，显德二年（955年）五月，“周诏寺院非敕额者悉废之。检杭州寺院，存者凡四百八十。”由此可见，当时的浙江，可谓寺院如林，故有“东南佛国”之称。

吴越国时，始于隋唐佛像刻印的雕版印刷技术相对成熟。历代钱王出于其“信佛顺天”的需要，分别于公元956年、965年、975年三次大规模刻印佛经。1917年在湖州天宁寺发现吴越王钱俶刻《一切如来必秘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二卷。经首有“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钱弘俶印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在宝塔内供养显德三年丙辰岁记”。显德为后周世宗柴荣年号，显德三年为公元956年。965年刻印的经卷于19H年在绍兴城关塔基粗木简内被发现。975年刻印的于1924年8月在杭州西湖雷峰塔圮后的废墟中发现，均有题记，图文并茂。雷峰塔陀罗尼经卷全长2米，高7厘米，卷首刻礼佛图，次为经文，经文首行11字，余每行均为10字，全卷271行，共2700余字。经纸分绵纸、竹纸两种，卷端题有“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等字。

吴越国时著名的寺院净慈寺是五代后周显德元年（954年）吴越王钱俶为了供养名僧永明禅师而建造的。永明禅师名延寿，号抱一'子，曾在寺内的宗镜堂编纂了一'部很有名的《宗镜录》100卷,声被异国，高丽王常曾遣使校书问道，执弟子礼。据闻其曾亲手印制过的《弥陀塔图》14万本，并主持印制《二十四应观音像》2万本于素絹上。

五代时，浙江寺院建造“日增月益，不可蘧数”。④如九溪的理安寺，灵峰的灵峰寺，赤山埠的六通寺，云栖的云栖寺，天竺的法喜寺，城隍山的宝成寺，西湖边的昭庆寺等都在此时兴建。虽然我们无从考证此时寺院藏书的确切数量，但据钱王大规模地刻印佛经的史实来看，此时浙江的寺院藏书应不在少数。元代释觉岸《释氏稽古录》就有记载说，杭州永明寺禅师道潜在吴越王礼聘来此之前，曾“驻锡衢州古寺，阅大藏经”。

唐末五代，中原纷扰，道经多散失或焚毁。吴越王钱俶偏安东南一隅，有暇兼顾文化事业，即资助道士朱霄外编成金银字《道藏》200函，藏于天台桐柏宫，有北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夏疎所撰《重建道藏经记》记其事五代相竞，中原多事。吴越忠懿王得为道士朱霄外新之，遂筑室于上清阁西北，藏金录字经二百函，勤其事也。” ⑤南宋金元中亦说如天台桐柏崇道观，乃五代之末吴越王钱氏所建。藏中诸经，拘集道童及僧寺行者，众共抄录，以实其中。碧纸银书，悉成卷轴。” ⑥此时的天台山玉霄宫还存有上清派道士叶藏质募造的道经一藏，号《玉霄藏》，合并桐柏宫的金银字道经200函，约千余卷，为当时全国两大道藏之一。

4.两宋时期

自隋唐以来，由于东南经济的开发，浙江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经历五代吴越国的短暂繁荣之后，宋代的浙江，已成为“国家根本”⑦，尤其宋室南渡之后，浙江更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经济的发达也为浙江造纸业、印刷业的繁荣奠定了有力的基础。南宋印刷业首推浙江。所以王国维说:“自古刊版之盛,未有如吾浙者。”当时杭州的众安桥南街东开经书铺贾官人宅和棚前南街西经坊王念三郎家都是专刻佛经的。两宋时期，由于公私大藏开雕以及雕版印刷术的普遍流行，再加上功德心理的作用，寺院藏经渐成一种普遍行为。浙江寺院藏书的规模我们可以先从刻经入藏着手，以一斑窥全豹。

日本的奈良唐招提寺及东京增上寺至今珍藏着刊刻自湖州的《圆觉藏》、《资福藏》。《圆觉藏》为宋湖州思溪圆觉禅院私刻大藏经，是北宋末密州观察使王永从全家发愿捐资，在湖州思溪圆觉寺开雕，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刊成。共550函，1453部，5480卷。以《千字文》编次，始“天”字，终“合”字。每版30行，每半页6行，每行17字，经折装。《资福藏》又称《宋安吉州思溪法宝资福禅寺大藏经》，于南宋嘉熹三年（1239年）开雕，淳祐二年（1242年）刊成。合599函，1459部，5740卷。也以《千字文》编次，始“天”终“最”。宋代的浙江寺院藏书之盛还可以从丽水碧湖宋塔雕版印刷佛经的出土中找到切实的证据。碧湖砖塔建于南宋绍熙四年（1193年），1960年因规划瓯江水电站工程被拆除。所出土的雕版印刷佛经均经折装。经卷开版弘朗，印刷清晰。其中有五代吴越国经卷7卷，有“杭州法昌院印造”字样，上刻北宋政和六年（1116年）和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施经愿文。北宋初年刻本佛经1卷，为建隆元年至至道三年（960—997年）雕刻。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雕刻佛经2卷。

古代的文献中也存在着浙江寺院藏书的有关记载。据宋杨亿《婺州开元寺新建大藏经楼记》载:至道年间，开元寺僧文靖和婺州都兵马使曹维旭等措楮墨之值摹印《大藏经》，并给以装饰“刻轴以文术，织条以色丝，香芸染签，丹漆涂匣”。⑧根据北宋云门宗高僧惟白禅师在《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卷八介绍，唯白于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癸未春，……至婺州金华山智者禅寺，阅大藏经……援笔撮其要义……”著录佛经1050部，480函。又据宋陈舜俞《海惠院经藏记》载，该院亦有手抄《大藏经》800函5040卷。又明《续澉水志》云:金粟山“大悲阁”内贮大藏经……万余卷，卷卷相同，殆为一手所书。清《澉水新志》又记：‘金粟寺……又有藏经千轴……宋时物也，今倶不存。”见之于历代方志、佛寺志记载的还有南宋湖州的景德寺存五代以来抄写的佛经数百卷，湖州道场山妙觉寺藏《大藏经》5480卷，以及杭州龙井寺、惠因讲寺、华严教寺、灵隐寺、上天竺寺等都拥有自己的藏经与大藏。

两宋时期，仅杭州一地，梵刹琳宫星罗棋布。《西湖游览志余•方外玄踪》中记载杭州内外及湖山之间，唐以前为三百六十寺，及钱氏立国，宋朝南渡，增为四百八十，海内都会，未有加于此者也。” ⑨浙江寺院之多，寺院藏书之盛可见一斑。清汪孟《龙井见闻录•古迹杂见传记者十二》中记有宋时龙井寺僧居奕曾“购四大部及《华严合论》、《宗镜录》、耆德时演时集。居奕等悉聚力，具大宝藏，袭以髹函，庋以飞阁，观者挹其元爽，可以挟幽阐微”。历史上的文人书藏也出现于这一时期，据史载，南宋於潜人洪咨夔将数千卷蜀版书和家藏共13000余卷存于西天目山宝福寺。其好友文人魏了翁并撰一篇《天目山房记》来称誉此事。(www.daowen.com)

宋朝奉黄帝为圣祖，崇奉道教。宋王朝全力编纂“道藏”，其对道经搜集、整理及道藏的编纂活动多与浙江有关。北宋纂修《道藏》，从文献记载来看，最早始于太宗在位时。陈国符先生在《道藏源流考》中认为“雍熙（984—987年）年间，索桐柏宫藏经赴余杭传本，盖已在搜访道经。其后始命徐铉王禹偁雠校，以成道藏也。”至真宗时，又进一步纂修《道藏》。据《云笈七籤》张君房序，大中祥符（1008—1016年）初年，真宗“尽以秘阁道书、太清宝蕴，出降于余杭郡，俾知郡故枢密直学士戚纶、漕运使今翰林学士陈尧佐，选道士冲素大师朱益谦、冯德之等专其修校，俾成藏而进之”。纂修新的《道藏》也在余杭，参与修校的冯德之、朱益谦都是余杭大涤山洞霄宫道士。至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由司徒王钦若领校的《宝文统录》已完成。这部经目沿用过去的三洞四辅经目进行增补，洞真部620卷，洞玄部1013卷，洞神部172卷，太玄部1407卷，太平部192卷，太清部576卷，正一部370卷，目录9卷，共计4359卷。

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著作佐郎张君房和集贤校理李建中受诏在杭州监写道经。他们搜集了朝廷所藏的道经以及苏州旧《道藏经》千余卷，越州、台州旧《道藏经》各千余卷，依三洞四辅分类法，“品详科格，商校异同，以铨次之。” ⑩于天禧三年（1019年）春写录成七藏进献真宗，题名为《大宋天宫宝藏》，共4565卷。以《千字文》“天”字为函目，终于“宫”字号。《大宋天宫宝藏》的编成，奠定了后世《道藏》的格式，可惜现已无存。张君房在其《云笈七签序》中曾自述其事臣隶职霜台作句稽之吏……冬十月，会圣祖天尊降延恩殿，而真宗皇帝亲奉灵仪，躬承宝训，启绵鸿于帝系……于是天子锐意于至教矣。……臣于时尽得所降到道书，并续取到苏州旧《道藏经》本千余卷，越州、台州旧《道藏经》本亦各千余卷……距天禧三年（1019年）春，写录成七藏以进之。”

南宋时，偏安一隅，浙江渐为京畿重地。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福州闽县九仙山巅报恩光孝观所庋藏的《政和万寿道藏》540函被送往临安府，太乙宫即抄录一藏，其后又写录成数藏,因加入道书不详，又名《琼章宝藏》，分赐诸道观收藏。淳熙六年（1179年），道士童思定、胡志清在鄞县望春山蓬莱观中兴建了轮藏，请得一部抄本藏于其中;淳熙八年（1181年），余杭大涤山洞霄宫获得一部;九年（1182年），仙居县凝真宫也获得一部。南宋都城临安更道观众多，道藏糜集，如龙翔宫，内有藏经殿名为“琅函宝藏”;宗阳宫，有“蕊简之楼，琼章宝书”殿;佑圣观，有藏经殿名“琼章宝藏”；四圣延祥观，绍兴十四年（1144年）建，有轮藏殿，名“琼章宝藏”;此外还有临安太乙宫等。

5.元、明、清时期

元代统治者崇信佛教，客观上也促进了藏经刊刻的繁荣。明朝紫柏大师《径山藏•刻藏缘起》称，元代共刻过10余种大藏经。浙江在元代共刻过两部大藏:一为《普宁藏》，开雕于元至元六年（1278年），约成于大德（1297—1307年）初年，因刻于杭州路余杭县大普宁寺而名（普宁寺在瓶窑镇西之南山，宋白云通教大师创庵，淳熙七年改普宁寺）。共收录佛经1430部，6010卷，分作558函。本藏为梵策本，半叶10行，每段30行，每行17字。由释道安、如一、如贤等管领其事。此藏传世极罕。毛春翔《古籍版本常谈》云：“康有为藏此经1200余册，后售于王绶珊，今不知何存?”据《苏州藏书史》考证，苏州灵岩寺现存《普宁藏》266种，1700卷，由灵岩寺妙真法师购于王绶珊处。二为《西夏文大藏经》，又名《河西字大藏经》。元至元三十年（1293年），忽必烈敕令杭州大万寿寺开版雕印，于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年）刻竣。据载，该藏竣工后10余年间，曾刷印过140余部，可见该藏当时流传甚普遍。另，国家图书馆现藏有木活字西夏文佛典实物。

元代浙江寺院藏书见之文献记载的还有仁和县龙兴祥符戒坛寺的轮藏。此寺创建于萧梁时，重建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有轮藏，“以函径实之”，同时，寺内亦有诸经石刻12种。元代浙江道观藏书可考的有天台山桐柏宫的《桐柏道藏》以及著名道士杜道坚（1237—1318）的览古楼，据称有数万卷藏书。其弟子周德方藏书也不下数千卷。

有明一代，由嘉兴楞严寺僧真可发起刊刻的《嘉兴藏》，在我国历代《大藏经》中占有重要地位。《嘉兴藏》又名《径山藏》，因其主要雕版及藏版地在余杭径山。此藏开雕于万历七年（1579年），万历十二年（1584年），真可禅师获得明神宗之母李太后的允准，与径山憨山禅师等正式倡缘摹刻《大藏经》。万历十七年（1589年）,《嘉兴藏》正式在五台山妙德庵开刻。因五台山山高，气候寒冷，成书后又需运回嘉兴发行，故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迁至浙江余杭径山之寂照庵刻印。《嘉兴藏》正藏部分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宣告完成。后又有续藏之刻，将《北藏》未收之书归为续藏。又将藏外僧人语录归为又续藏。整部《嘉兴藏》至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才告刊刻结束，历时达129年，其刊刻时间之长，卷数之多，为历代《大藏经》之首。全藏根据故宫博物院藏本统计，共有345函,2141部,10884卷。内“正藏”211函,1665部,7829卷广续藏”90函,253部,1900卷广又续藏”43函,217种,1159卷。

《嘉兴藏》改梵夹本（经折装）为方册线装，一页对折，半页10行，每行20字，易印刷，便流通，是佛教刊印的一大改革。《嘉兴藏》也是现存佛典中极其重要的一种，特别是它的“续藏”、“又续藏”部分，收有宋、元、明、清四代禅僧语录、文集、杂著等260余种,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清龚自珍《己亥杂诗》中对该藏评价为径山一疏吼寰中，野烧苍凉吊达公。何处复求龙象力，金光明照浙西东。”据《径山史志》，《嘉兴藏》雕版在解放初，尚堆有三间屋之多。

明代浙江不仅寺院刊刻藏经，还有私家藏经刊印。如近年在北京发现的一部约刻于明永乐二十年（1422年）以前，杭州杨家经坊刊刻的私家藏经。全藏折装，系据《碛砂藏》复刻，这表现了明代藏经流通与收藏的另一种形态和途径。据《苏州藏书史》载，苏州西园戒幢律寺存有“《历代三宝记》十五卷，隋费长房撰元刻碛砂藏明永乐杭州朱家经坊印本，卷末有莲花碑记，内镌平阳太平慈氏寺印装藏典，发心施财赎大藏显密尊经，字函捨入本寺供养，永乐甲午（十二年）岁，住山善德超”。版外有“杭州在城众安桥北朱家经坊印行”，卷首钤有“‘南王慈氏大藏经，长方朱印一方” ⑾。私家经坊出于商业目的刻藏，纯供私人请印，在当时不只杭州一处，嘉兴也有移坊私印的情况发生。明朝浙江寺院藏书还有山阴柯高禅寺，据《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五十载，正统十二年（1447年）二月，工部右侍郎王佑真向英宗请求赐藏，英宗从之。普陀山普济禅寺、法雨禅寺于明万历年间5次获赐，其中普济3次，法雨2次，都有敕文，都为678函。杭州上天竺寺，正统十年（1445年）获赐《永乐北藏》5048卷。鄞县天童寺，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住持慧高偕六僧去金陵请印大藏一藏。天台山万年寺亦获赐大藏。

明代浙江道院藏书最著名的有杭州火德庙莾藏《道藏》和《续道藏》。火德庙坐落在吴山上，建于南宋，主祀火神，明正统万历年间入藏朝廷颁赐的《道藏》、《续道藏》，与苏州玄妙观、南京朝天宫并称“江南三藏”。明万历年间，杭州三茅宁寿观也有道藏颁赐。

清王朝虽以儒家思想作为精神统治的支柱，但同时也利用道教和佛教，对佛教积极保护和扶植。清康、雍、乾三帝尤其看重浙江佛教，清圣祖玄烨曾6次南巡，五到杭州，六上灵隐，十到上天竺寺。清代前期，大批佛寺在经历了明末战火不断的摧残后得以重建或修复。清代的寺院藏书也就更加普遍并蔚为大观了。如杭州灵隐寺，集大藏经论1655种，装成1438册，再加上外论疏语录之类中华撰著150种，装成456册，合计1894册，分贮两柜，藏于莲镫阁上。大昭庆律寺，雍正时曾赐大藏670函，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又请到一部大藏经供奉于藏经阁。净慈寺，乾隆二十年（1755年）受赐《龙藏》一部。宁波天童寺，康熙十四年（1675年）郡别驾郭一凤曾施一藏，计6717卷，678函，12柜。伟载禅师又于五十二年（1713年）请回梵本经一藏。普陀普济禅寺，乾隆中又赐新刻《清藏》一部，法雨、慧济二寺也各于光绪间请有《清藏》，共724函。慈溪西方寺亦有大藏，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的著名人物太虚大师在其自传中说圆瑛介绍我到西方寺阅藏，大有造于我一生，故后来他与我虽不无抵牾，我想到西方寺的阅藏因缘，终不忘他的友谊。”其他见之文献记载的还有杭州净慈、理安、云栖寺，宁波七塔寺、阿育王寺，仁和海潮寺，临安禅源寺等。

道观藏书方面有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颁赐钱塘佑圣观道藏一部，其他还有鄞县冲虚真观的藏书。

注释：

①④倪士毅.浙江古代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②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③卿希泰.中国道教.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

⑤⑥⑩道藏.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1926

⑦（元）脱脱等.宋史•范祖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

⑧曾枣庄，刘琳.全宋文.成都：巴蜀书社，1989

⑨（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⑾叶瑞宝等.苏州藏书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原载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