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小燕（浙江图书馆浙江杭州310007）

摘要 浙江书院藏书是浙江古代藏书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浙江学术文化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起过重要的推进作用。文章回顾了自唐至清末浙江书院藏书的发展轨迹,评述了其历史地位。

关键词 藏书史 书院

浙江古代书院源于唐、兴于宋、衰亡于清末，历时千载，遍及全省，对浙江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起过重要的推进作用。

1.浙江书院藏书起源于唐代

书院藏书随书院的兴起而出现。时至唐代，适应读书人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出现了书院。唐大中四年（850年），象山县令杨弘正“筑蓬莱书院以课士，文教大振”。但唐时书院一般多为藏书著书之地，非讲学之所。在地方志中，我们可以看到明确记载读书人读书之所的书院。浙江龙游九峰书院为集贤殿学士徐安贞读书处。既然读书人居院读书，那就意味着院中必然藏有一定数量的图书。可以说，藏书作为一种事业追求，它和书院天生连为一体,从初期起，就形成了同步发展的态势。

2.宋代浙江的书院藏书

2.1概况

书院和书院藏书的大发展应该说在宋代。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宋代的书院已大量招员授学，众多学子的就读造成对图书需求的剧增，这是书院藏书发展的主要原因;其次，随着印刷技术的提高，书籍得以大量生产，流向社会，也为书院藏书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和有利条件;三是书院自身开始较大批量地出版发行图书，此举反过来刺激了院藏图书的增加。宋代书院扬名天下，这一时期的书院总数，达711所，其数量之大，远不是唐五代时期之三四十所可以比拟的。其分布范围，以江南地区比较密集，其中江西最多，浙江、福建、湖南次之。

宋代浙江有“江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之誉。唐中期以后，特别是宋室南渡后，经济、文化重心南移，江浙一带逐渐成为我国经济、文化中心。南宋浙江地区书院的发达，不仅表现在数量上的大幅度增加和规模的扩大，更主要的表现在活动内容的丰富。书院藏书即是其日趋成熟并充满活力的重要标志。

2.2书院藏书的目的

书院自产生之日起，就特别重视学生的读书，自然也就视藏书为书院之必不可少。书院藏书的目的主要为服务于书院的教学活动。书院藏书利用的这一特点，正是它区别于古代其他“重藏不重用”的藏书机构的优越之处。南宋有些书院的藏书就已经非常丰富了。据光绪《浙江通志》卷二十八载:南宋初年，蒋友松在浙江东阳创建南园书院，“藏书三万卷，宾硕儒以教其族党子弟”。

2.3书院藏书的特点

（1）书院藏书的品种呈多样化。除了书籍之外，名人手稿、遗著、石刻拓本等也成了宋代浙江书院所追求的目标。据楼钥《东莱吕太史祠堂记》中记载，丽泽书院就谋求过收藏号称东南三贤之一的吕祖谦的手稿，称其又欲前为一堂，扁以丽泽书院，以存公之旧，且为后来讲习之地;后为遗书阁，以庋平日所著书，如《大事记》、《读诗记》、《闺范》、《近思录》、《春秋》、《尚书讲义》、《家法》、《祭祀》及他书之未成者，皆可以传远垂后，而工费尤未备。” ①其时在嘉定元年（1208年）。值得注意的是，遗书阁只收藏吕祖谦一个人的著作及手稿，实开现代图书馆名人专有藏书之先声。至宋理宗时，丽泽书院之藏已相当丰富。书院除自刻吕祖谦的《新唐书略》外，特别是在绍定三年（1230年）刻印的司马光《切韵指掌图》（2卷）至今犹存，成为宋版“书院本”中珍品。

（2）专设藏书楼、阁。宋代书院所藏图书数量、品种既多，自然就要修建专门的建筑来收藏。于是就出现了一些书院藏书楼、阁。如在金华有丽泽书院遗书阁;在东阳有“东阁”，系南宋绍熙年间高塘书院的创建者吴崇福（女）所建，度书万卷;在慈溪有杜洲书院书库，据全祖望《杜洲六先生书院记》称:院中“有书库，有祭器,门廊庖福，纤悉毕备”。②藏书楼的建立，说明藏书已成为书院的一种事业，它和讲堂、寺宇一起成了书院讲学、藏书、祭祀三大事业的标志。

2.4藏书来源

私人捐置是宋代浙江书院藏书的重要来源之一。书院的本质是私人筹资兴办的学校，该是有银捐银，有田捐田，有书捐书。宋绍兴年间，东阳石洞书院创办时，郭钦止一次拨给学田、学山数百亩。叶适《水心集•石洞书院记》东阳郭君钦止作书院于石洞之下，徙家之藏书以实之。”此等文献，屡见不鲜。所以，捐书是地方人士资助书院办学的一种常见形式。

书院自行刻书也成为浙江书院藏书的一个重要来源。宋代的浙江书院很重视刻印图书，宋版书中有“书院本”，即指书院刊印版本。宋代著名藏书家与文献学家叶梦得（1077—1148）在评价当时各地刻书时说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为下。” ③当时如丽泽书院、泳泽书院等的刻书都很有名。除上面已提到的丽泽书院的刻书外，淳熙年间泳泽书院刻有大字本朱子《四书集注》，严州钓台书院刻有《通鉴纪事本末》。当时钓台书院的刻印即由待省进士、州学直学兼钓台书院讲书胡自得掌工，从而说明了南宋浙江书院逐渐纳入官学轨道，书院也常常分担官刻书籍的职责。

书院藏书与刻书制度是书院教育制度的两个子系统。虽然藏书丰富与否、刻书与否并不是书院的根本，却深深影响着书院教育体制。或者可以断定，只有那些充分重视藏书、刻书的书院，才能真正体现古代书院教育制度的完整性、特殊性和优越性。

3.元代浙江的书院藏书

3.1概况

元代虽为弯弓射雕的蒙古贵族所统治，但对先进的汉族文明尤其是书院制度，基本上采取的是保护扶植的政策，程朱理学受到推崇并正式成为官方哲学，书院之设“几遍天下”。书院的藏书也在宋代的基础上得到了继续发展，不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而且藏书规模甚大，制度化、正规化建设成绩突出，成为整个元代藏书事业中最闪亮的一点。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元代浙江书院事业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有学者考查认为，元代浙江书院有167所，高居中书省及各行省之首位。④

3.2书院藏书的特点

（1）藏书规模的扩大。在元代，浙江书院的藏书规模继续扩大。如浙江余杭的集虚书院，大德三年（1299年）时，院中“蓄书数千卷”。⑤八华书院，在东阳西南八华山，为元代许谦长期讲学之所，内藏书数千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杭州西湖书院。西湖书院是在南宋太学的基础上建成的，继承了南宋太学的图书，故其藏书数量多，内容丰富。关于西湖书院藏书数量，未见有确切记载，但其收藏的原宋国子监雕刻书版片则有明确记载，“凡经、史、子、集无虑二十余万（片）”，约3700余卷。⑥另据泰定元年（1324年）书院对这些书版进行整理后所编《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载，计有:经部49种，约1100卷;史部35种，约1600卷;子部11种，约近百卷;集部24种，约900卷。除板书外，西湖书院还继承了宋高宗赵构御书的《易》、《诗》、《书》、《左氏春秋》等700种经文石刻与孔门七十二弟子石刻画像等。

（2）藏书量的增多和质的提高。如西湖书院的藏书因源自南宋，除了内容丰富，数量多外，其所藏图书还以质量闻名于时，其中不乏善本、珍本，无论是刻工、用墨、纸张、印刷都是第一流的，校勘又精细。这不但是其他书院，也是其他藏书机构和个人藏书家无法比拟的。

（3）书院刻书影响深远。大量刻书使西湖书院成为当时杭州很有影响的出版印刷机构，特别是其对《元文类》、《文献通考》这两部卷帙甚巨的重要文献的及时印行，不但使这两部重要文献得到迅速流传，而且为后世留下了两种不可多得的珍本，在我国书院刻书史上，乃至整个出版印刷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4）藏书建设的正规化、制度化。元代浙江书院的藏书建设也进入正规化、制度化的阶段。如西湖书院设尊经阁、书库两处藏书之所，收藏印本书籍、书板、石刻本等。据陈基《西湖书院书目序》记载，书院前有礼殿、三贤祠、讲堂、东西序，讲堂之后“为尊经阁，阁之北为书库，收拾宋学旧籍，设司书掌之，宋御书石经、孔门七十二子画像石刻咸在焉” ⑦。是为元代书院中最大的一处藏书之所，既藏书籍，又藏印书之版，并且由专人管理图书。

在有关元代书院的文献中，我们找到一份书目和两篇书院藏书目录序J卩《杜洲书院书板书籍目录》、《共山书院藏书目录序》、《西湖书院书目序》，它们是现存最早的中国书院的藏书目录和书目序。其中涉及的书院有两个就在浙江。

杜洲书院在慈溪，元至大二年（1309年）邑人童金创建，其院藏书目见元至正年间所修《四明续志》，分书名、版数或册数两项内容，著录有《袁氏蒙斋孝经》、《耕织图》二书书版共计34片，《四书》、《六经》、《通鉴》、《史记》、《韩文》、《柳文》、《黄氏日钞》、《慈湖文集》等8种书，共计180册。虽登载书数较少，著录内容亦嫌简单，但编排有序，四部之法隐然可见，不失中国书院藏书史第一目之风范。

《西湖书院书目序》成于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时当元末。所记为院中所刻经史书版，而不是院藏典籍。虽然藏版藏籍有着区别，但类编成书目，以便查阅的情况则一，皆可反映元代书院藏书事业的正规化。

4.明代浙江的书院藏书

4.1概况

明代特别是明代中后期，在商品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出现了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等经济富庶、文化繁荣的市镇。这些经济发达的地区，也皆为藏书集中之地，这并非是偶然的巧合，经济发展和当地人文条件相结合，为藏书业创造了物质条件，准备了肥沃的土壤和适宜的环境，而手工业中造纸业的发展和印刷工艺的改进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明代的浙江书院以它自己的方式在向前推进。

嘉靖年间，心学与书院一体而风行全国，书院藏书也发生变化。当时著名理学家王守仁、湛若水先后在各地广收门徒，传道授业，兴办书院，将书院办成既是学术研究中心，又能进行教学的机构。由于王、湛等人的大力倡导，书院建设进入了鼎盛时期。但由于统治阶级重视科举制度，只号召天下学子精研儒经，不提倡广泛涉猎，率性读书，受此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所以书院虽多，藏书丰富的却并不多见。另外，明代书院教育以“会讲”为特点，重清谈，轻读书，藏书事业因此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忽视。王守仁以学界身份为绍兴稽山书院的尊经阁作记，提出了具有浓厚心学色彩的尊经主张，其结果也势必是倾情于“吾心”，对作为文化载体的书籍则不甚重视。这深深地影响了明代浙江乃至全国书院的藏书建设,直接导致了书院藏书不能与书院同步形成盛世的局面，藏书事业与同期的书院大发展的辉煌相比，形成了极不协调的冷热大反差。

4.2重视藏书楼建设

慈溪慈湖书院于嘉靖年间重修，建横经阁，专门用于藏书。金华崇正书院原为宋代旧院，万历十七年（1589年）扩建了经义、治事二堂和尊经阁等建筑。杭州虎林书院有藏书楼，与明贤堂、友仁堂、博士孝廉厅、会馔延宾所等建筑并峙。绍兴稽山书院有尊经阁。宁海缑城书院建于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建有扶摇阁、藏书楼，藏经史子集119种。明万历初，东阳许一元集众创建彭山书院的松风阁，藏书万余卷等。

4.3注重刻书

如梅溪书院刻元王幼学《资治通鉴纲目集览》，崇文书院刻《金先生讲学记录》，瀛山书院刻明金瑶《金栗斋先生文集》等等。

5.清代浙江的书院藏书

5.1概况

清初，特别是进入“康乾盛世”后，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清政府看到了书院的积极作用，逐渐改变了对书院的政策，由消极的抑制转变为积极兴办、加强控制的政策。清代的书院事业走出了明后期以来逐渐形成的低谷，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清代书院的数量比宋、元、明各朝代的数量都大得多。据统计，明代浙江各地书院有26所左右，到清代，书院增至近400所⑧。并出现了不少著名的书院，如杭州的四大书院:万松书院（又名敷文、太和）、古经精舍、紫阳书院、崇文书院等。

5.2书院藏书的来源(www.daowen.com)

清代的书院藏书事业，超过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主要原因是兴朴学，重经史，更有朝廷赐书、私人捐助和书院自置，再加上刊印刻书的越来越多，书院臧书一时尉为大观。

（1）朝廷赐书。如万松书院，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圣祖书“浙水敷文”（取“君子博学于文”之义），匾额悬于中堂，并题七律一'首，赐《古文渊鉴》、《渊鉴类函》、《周易折中》和《朱子全书》，书院因此改名敷文书院。乾隆十六年（1751年），又赐经史之书给钟山、紫阳、敷文等书院，并谕旨经史，学之根柢也。会城书院聚黉庠之秀而砥砺之，尤宜示之正学。朕时巡所至，若江宁之钟山书院、苏州之紫阳书院、杭州之敷文书院，各赐武英殿所刊之《十三经》、《二十二史》各一部，资髦士稽古之用。”皇帝对书院眷顾，自然极大地推动了全社会发展书院及书院藏书事业的热情。

（2）私人捐助。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平湖的当湖书院由知县刘肇绅捐藏《大学衍义》、《四书汇参》、《十三经注疏》、《佩文韵府》、《通考》、《通典》、《通志》等文献。光绪十八年（1892年），平湖知县吴佑孙等捐办瀛洲书院，藏书甚丰。光绪十一年（1885年），宁绍台道薛福成在鄞县创建崇实书院，讲求经世之学，主张向西方学习。在大小房屋20间中，“薛楼”、“喻楼”用以藏书，以备学子阅览。曾印行《浙东课士录》、《崇实书院课艺》。龙游县的凤梧书院始建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知县张炤募捐，购书311部共8375册，张炤亲自编目。

（3）书院刻书和修志。书院刻书增加了书院藏书，同时促进了书院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发展。诂经精舍的创始人阮元“役志在书史，刻书卷三千”，其中百卷以上的大书有3部:《经籍籑诂》106卷，《十三经注疏》416卷附《校勘论》243卷，《皇清经解》1400卷。这三部书都是他充分发挥利用学校人才荟萃的优势，组织班子修纂出版的。嘉庆二年（1797年），阮元督学两浙，“识拔高材生，令其分撰《经籍籑诂》”，“选其优者十人，每二人汇编一声”，“以教授丁小雅董其事，又武进臧在东专司校勘”。4年后，“遂以昔日修书之屋五十间，选两浙诸生学古者读书其中，题曰诂经精舍”，续成《补遗》。不久，阮元又在诂经精舍组织班底校定《十三经》，分任各经校勘的严杰、孙同仁、徐养原、洪震煊等，皆“诂经精舍讲学之士”。这两部在书院编辑校理的书虽然未在书院刊印，但对诂经精舍的学术研究力量无疑是极好的锻炼。

书院刻艺即书院文集，其结集和出版肇自阮元创办的诂经精舍、学海堂。《诂经精舍文集》自嘉庆至光绪末，共刊出8集，收辑经史论文、词赋作品2000余篇，成为独树一帜的书院课艺集刊。据统计，清代书院刊印课艺文集多达50余种。如杭州紫阳书院刊《紫阳书院文集》，杭州龙山书院刊《求志书院课艺》等等。书院刻艺既是修学研习成果的展现，又丰富了书院藏书，满足了教育的针对性需求。

书院志就是书院史，书院修志刊志为的是保存史迹，总结经验，继往开来。所谓“建制沿革，山川形胜，官寓氏名，与夫宫庐田亩之数，古今题撰之文，皆关系于书院之大者，不有以志之，则涣而无统，后者则无的考，安知不由此而废也”。如乾隆间姚江书院刊《姚江书院志略》，道光间东明书院刊《东明书院志略》。

（4）书院自置。书院自置是清代浙江书院藏书的另一主要途径。瑞安心兰书院“定议之初，人约二十家，家先出钱十五千，合三百千钱，购置书籍”。心兰书院还建立常年购书基金，“续置有隔江涂田数十亩，岁近又可得息数十千，益务恢广，自开办以来积二十一年矣，寻常文史，略可足用”。⑨

此外，清代浙江书院藏书有记载的还有，据民国11年（1922年）重刊本《东明书院•书籍》载:浦江东明书院有《御制乐善堂诗文集》、《金华诗录》、《宋文宪公全集》、《方韶卿存雅堂集》、张孟兼《白石山房集》、《金华贤达传》、《圣恩录》、《郑氏家仪》、《麟溪集》、《郑氏奕叶文集》、《郑氏奕叶吟集》（并悬解篇）、《乐清轩全集》、《皇清经解》、《十三经注疏》、《廿二种算术》、《通鉴纲目》、《经典释文》（十三经全）、《浦江县志》等。光绪三年（1877年），浙江学政胡瑞澜颁给浦江县浦阳书院书籍20函，计190本。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将书院改设为学堂。于是,从唐代兴起的书院至此基本结束，所有书院藏书陆续为各地图书馆接收。清末的改制在封建书院藏书向近代图书馆转变中起到催化和促进作用，也使中国古代教育与近现代教育得以血脉相通。因此，我们可以说书院在“改制”中获得了新生。

6.浙江书院藏书的历史地位

6.1浙江书院藏书保存了大量的文化遗产

由于书院是古代高层次的教育机构，所以都拥有一定规模的藏书。而且，由于许多藏书是书院创办人或主管人费尽心血积累起来的，其中不乏非常珍贵的典籍。书院自行刻书，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书籍，并通过再次刊刻，使这些弥足珍贵的书籍得以在社会重新流通起来。书院藏书历久不衰，历代相沿，直到最后成为我省近代图书馆和新式学校藏书的一部分，其功不可没。

6.2书院藏书都注重利用

通过借阅，大大提高了图书的流通率，打破了中古时期藏书重藏不重用的局面。在此过程中，逐渐积累了丰富的藏书管理经验,不仅集我国封建社会藏书管理制度和方法之大成，而且为建立我国近现代图书馆新型藏书管理制度开了先河。

6.3书院藏书促进了人才的培养

古代书院，都是以封建思想为指导，宣扬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因此以封建正统的经史子集构成书院藏书的主体。但书院中还包含着自由讲学的成分，一些书院实行自由讲学和“讲会”制度，教学方式采取启发诱导式，提倡学生自学，博览群书，老师加强指导，授道解惑。众多学者和生徒在书院接受这种教育，学术争鸣空气比较活跃，促进了封建社会中教育事业的发展。

6.4书院藏书有效地传播了民族科学文化

从历史上看，书院藏书的历史远不及官家藏书和私人藏书的历史久远，其规模也不及后两者大，但它既不束之高阁，只供少数达官贵人使用，也不是禁锢森严，只借给亲朋好友，而拥有广泛得多的服务对象，供给全院生徒和学者阅读、研究。这样，一方面扩大了封建社会藏书的社会职能，也造就了一些致力于民族科学文化研究的有用之才。

6.5书院藏书直接推动了古代学术研究的发展

历代书院聚集了大批文人学者，其中许多是有名的学者，他们不但讲学授徒，而且进行学术研究，著书立说。他们利用书院的丰富藏书，为我国古代的学术研究作出了贡献。

注释：

①楼钥.玫瑰集.卷五三

②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十六

③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

④王颐.元代书院考略.中国史研究，1984（1）

⑤邓牧.集虚书院记.洞霄图志.志六

⑥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记.两浙金石志.卷一五

⑦陈基.夷白斋稿.卷二一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张彬.从浙江看中国教育近代化.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⑨陈虬.广心兰书院藏书引.治平通议.卷八

参考文献：

1.任继愈.中国藏书楼.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

2.傅璇琮，谢灼华.中国藏书通史.宁波:宁波出版社，2001

3.肖东发等.中国古代书院藏书概论.图书馆，2001（1）

4.王新田.书院藏书考略.镇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4）

5.陆汉荣，曹晓帆.古代书院藏书的重要来源之一——书院刻书.图书馆建设,1995（1）

6.邓洪波.元代书院的藏书事业.图书馆，1996（4）

7.金达胜，方建新.元代杭州西湖书院藏书刻书述略.杭州大学学报,1995（9）

8.邓洪波，樊志坚.明代书院的藏书事业.江苏图书馆学报，1996（5）

9.季嘯风.中国书院辞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

（原载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