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生态文明视域下湖南城市发展战略的实施体系

7．1　生态文明视域下湖南城市发展战略的保障体系

研究建立与生态城市发展相适应的政策法规、综合决策、协调管理、生态监控体系。提出城市环境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恢复等重大工程项目，进行项目投入的费用效益分析，探讨项目在投入、运行过程中引入市场机制的可行性。

生态城市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制定完善的实施保障措施，以保证规划研究中提出的各项工程落实到位，其具体的保障平台类型可以简单归纳为以下几种。

7．1．1　政策法规保障

在研究国家关于生态城市建设的法规、政策的基础上，根据湖南的具体情况，研究制定湖南生态城市建设的法规、政策体系，以健全地方有关法规与政策规章。建立健全与国家生态环境建设基本法相衔接的环保、林业、水资源等具体法规和条例，保证生态环境走上法制化的轨道。设立生态环境执法部门，健全满足生态城市建设实施不同阶段需要的行政制度，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强化执法人员的法制意识、服务意识和生态意识，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依法行政。按照法律法规，明确决策群体的生态城市建设法律责任，实施法制化的生态建设领导管理体制，科学决策、依法治市。

7．1．2　组织机构与管理保障

针对湖南生态城市建设的规划、实施及实施过程中的管理，成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及项目协调小组，明确组织原则、分工及其责、权、利，建立科学的、可操作的运行管理机制，推进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城市综合行政执法；建立相应的保障体系如行政保障、法制保障、技术保障、经济保障等。

7．1．3　环境保护资金保障

制定和完善投融资和规费征缴等方面的经济政策，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外来资本通过并购、项目融资、BOT、TOT等形式，逐步推行生态建设环境保护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多元化、企业化、市场化，充分运用财政贴息、投资补助、安排前期经费等间接手段，保证社会资本对生态建设投入的合理回报，提高基本建设投资中的环境保护投资，建立比较稳定的资金来源渠道。

7．1．4　人力资源保障

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吸引生态城市建设所需的各类专业人才；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培养高素质的地方专业人才；造就一支遍布各级地方政府、各地企业和自然保护区的生态建设专业队伍。建立生态城市建设培训制度，持续开办生态专题培训班，分期培训在职公务员、企业负责人、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提高专业人员的素质。将生态城市建设专业队伍、社会团体同公众参与相结合，积极引导社会团体及公众参与生态城市环境保护工作，鼓励公众检举各种违反生态城市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行为，积极推行政府生态信息公开、企业环境行为公开等制度，扩大公民对生态城市建设和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7．1．5　环境科学技术保障

先进和成熟的技术是建立生态城市的重要保障，科技部门应切实把环保科技开发和利用作为重点，加大投入。在建设生态城市的过程中，大胆吸收发达国家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的经验和理念，研究生态城市建设的理论，不断改进建设的技术路线，增加工业生产、污染治理中的含金量，逐步建立自动化的监测和管理体系，为生态城市的建设指引正确的方向。

7．1．6　城市基础设施保障

城市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以下六大系统：能源动力设施、交通运输设施、邮电通信设施、给水排水设施、环境保护设施和安全防灾设施。从区域角度综合考虑各项基础设施，完善公路网络；重点建设水利设施，解决水污染和水资源不足的问题；提高管网建设质量，采用政府和开发企业共同投资建设的格局，一次性建设地下管道，集纳所有管线；实行绿地的物业化管理。

7．2　生态文明视域下湖南城市发展战略的支持系统——信息集成

7．2．1　湖南生态城市建设中建立信息集成系统的目的

表达规划工作的成果，便利规划成果的使用；便利主管部门管理人员繁重的基础信息查询、核对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建立数据管理和生态建设管理规范；逐步建立和完善强大的生态环境信息库及相关信息库，为各级管理人员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和决策环境。

7．2．2　湖南生态城市建设中建立信息集成系统的意义

在进行生态城市建设规划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空间数据信息需要借助GIS技术进行统一管理。利用遥感解译分析技术，使用中高分辨率卫星影像数据，结合万分之一电子地图，分析市域生态结构特征，包括土地利用、植被绿地覆盖、城市建筑容积率、水环境、大气环境、城市热场的空间分布等等，进而得出规划依据；利用GIS技术进行多种市域生态结构的空间分析，并在GIS平台支持下开展生态分区和规划工作；最后利用软件工程技术进行遥感、GIS与其他信息的集成，形成生态可持续发展规划信息系统，为城市生态规划管理的数字化奠定基础。利用GIS技术进行城市生态环境信息管理，也是当前国际上城市生态环境管理的重要趋势。

7．2．3　湖南生态城市建设中建立信息集成系统的原则

对空间数据进行ID编码，通过ID可以将属性数据和空间数据联系起来，落实到点、线和面为特征的空间上，以达到可视化的目的；适应性原则系统结构、功能和界面必须使用方便、操作简单、易于更新、不需要很高的计算机配置；根据发展的需要，在数据编码和数据的结构上保留扩充的能力；系统功能目标设计应具有较高起点，考虑综合性能价格比的同时优先考虑系统的先进性。

7．2．4　湖南生态城市建设信息集成系统中包括的数据信息

（1）行政边界：市界、区界、县界；

（2）生态分区边界：生态分区、生态亚区、生态调控单元；（3）道路：铁路、主要道路及县道；

（4）建筑物：建成区范围、建筑密度、建成区三维立体图；

（5）水系：面状水系（宽度大于5m）、线状水系（宽度小于5m）、水库、池塘；

（6）植被：农田、城市绿地、林地等；

（7）遥感影像数据：SPOT＋TM融合彩色正射影像数据；

（8）污染源数据库：工业污染源位置、污染物种类、排放量等；

（9）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

（10）生态调控单元控制导则。

7．2．5　湖南生态城市建设信息集成系统的功能

（1）数据集成：系统将现有的遥感影像图、各种空间数据产品和属性数据产品集成到统一的平台上，通过简单的操作即可轻松浏览空间数据；

（2）信息查询：查阅生态调控单元的生态控制原则、生态保护区与工业污染源的相关信息等属性数据；

（3）空间分析：具有一定的空间分析能力；

（4）数据更新和扩充：能够读入MapInfo的空间数据使之与系统融为一体。

7．3　生态文明视域下湖南城市发展战略的动力机制

7．3．1　城市生态系统的动态发展

城市是社会、经济、文化、自然的复合体，与自然生态系统存在明显的不同之处。在城市生态系统中，其运行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绝大部分需要从系统外部输入。城市生态系统内所产生的废弃物，不能靠城市系统的分解者——有机体完全分解，而要依靠人工措施来加以处理，尽管如此，还是会向外界输出大量废弃物——工业废弃物、污水、生活垃圾等，其运作方式如图7－1所示。

7－1　城市生态系统的输入输出物质

城市生态系统应借鉴自然生态系统的运作方式，加强内部的物质循环，实现物质与能量的高效利用，即提倡在城市发展中“少一点输入输出，多一点循环”的主张，尽量减少外界物质和能量的输入，尽量减少废弃物的输出，其运作模型如图7－2所示。

图7－2　城市生态系统的输入输出模型

7．3．2　城市生态系统演化的两种主导支配过程(www.daowen.com)

城市生态系统演化受两种主导过程支配：一种是城市生态系统内部的内源增长能力，当环境容量很大时，这种发展近似指数型增长（式7－1）；另一种是由城市外部环境及资源承载能力决定，当人类影响环境的能力很小时，城市发展过程主要取决于其资源可获得的程度，它随时间呈双曲线型递减（式7－2）。

式中，P是系统发展规模的测度指标，而R则为承载能力K中可以利用的部分，其增长速率分别为：

城市增长速率应由其内禀增长率α及资源限制率β两部分组成，假设城市发展规模C与R、P成比例，则有：

式7－5为rerhu1st逻辑斯蒂方程。其中J＝r系统的复合生

K态参数，它与其内禀增长率r成正比，与资源承载力K成反比。

综合这两种主导支配过程，城市生态演化受环境容量、资源承载力、人的内禀增长能力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偏废其中的任何一方都会导致城市生态系统的不可持续发展。

7．3．3　生态城市的发展演化

依据生态选择理论，生态城市的发生本质上是指发生于人、非人类生物、理化环境之间的一系列生态选择和组织过程。城市发展与演化原动力的主体是意识、制度和资本，对生态城市而言，这种现实形式表现形态就是生态意识（元）、生态制度（式）和生态资本（流），并从生态选择角度分析了生态城市的发展过程，如图7－3所示：

图7－3　生态城市的发展过程

7．3．4　湖南生态城市建设的动力机制

培育生态城市形成的动力机制是生态城市建设不可缺少的一环。笔者在城市生态系统输入输出原理及城市生态演化的主导支配过程、生态城市发展过程等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湖南生态城市建设的动力来源（如图7－4所示），并提出了湖南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应该培育的动力机制（如图7－5所示）。

动力机制的核心思想是：自然力、社会力、市场力和政府力的叠合作用力是生态城市发展的动力，当“四力”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支配下合理耦合时，便会有效地促使现有的城市复合生态系统向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城市发展。

7．3．4．1　自然力

自然力的源泉是物质、能量及灾害。20世纪初，弗里德里克·索迪（Frederick Soddy）在其著作《物质与能量》中写道：“能量和物质的关系法则所具有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纯科学。在整部人类经验史中，它必然获得人们的特别注目，而且它最终控制着政治体系的沉浮、国家的自由与被奴役、贸易和工业的发展、财富与贫穷的起源，以及人类的普遍幸福。”物质和能量的意义可见一斑，它时时刻刻在影响着甚至控制着城市的发展。在生态城市的建设过程中，要充分利用自然界的自净能力和自组织能力。自然灾害对生态城市所产生的力是一种负面力，阻碍生态城市的发展，减灾是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要侧面。

图7－4　湖南生态城市建设的动力来源

图7－5　湖南生态城市建设的四力耦合模型

7．3．4．2　社会力

社会力主要源于居民的绿色消费、生态意识及生态道德的培养、生态管理及监督、公众参与生态城市建设。

绿色消费是指“提供服务和相关产品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使自然资源和有毒物质的使用量最少，从而不危及后代需求的消费”（参见1994年联合国环境署《可持续消费的政策因素》报告）。以绿色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为中心的新一轮绿色革命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交织在一起，形成以这三大革命之间的互动作用为动力机制的人类发展新纪元，即从工业文明进入生态文明的新时代。生态道德，早在20世纪60年代，莱奥波尔德、诺顿等人的诸多文献中就已多次提及。以公平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为核心的生态道德理念的构建，使人们自觉地同一切破坏生态的行为作斗争，用道德的力量促进并维持生态文明社会的形成。生态管理是指不断地增强城市对其自身演化不确定性的管理制度建设，使城市发展既能充分发挥人性的管理角色作用，又能发挥物性的管理者角色作用，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传统城市向生态城市的转型演化。城市是以人为主体的生态系统，是人的城市。生态城市建设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

7．3．4．3　市场力

市场力的发挥主要是指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进行资源合理配置，采用清洁生产方式，培育高效、节能、使用阳光型能源的生态经济类型。

货币是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的一种奇妙和组合力。它是商业的产物，对城市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更多的时候是关注人的劳动价值及交换的公平性，几乎忽视了产品中凝聚的自然“劳动”或生态价值。货币是调节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重要手段。市场完全可以通过经济杠杆确立一种把生态价值包含在内的价值体系，促使资源的合理配置及清洁生产方式的采用，从而促进经济的生态化。

7．3．4．4　政府力

政府力主要是指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引导作用力。政府在维持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组织及功能有序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组织管理、规章制度、政策计划、法律条令，体现群众的意志和系统的整体利益。政府在城市发展、经济开发、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等方面的正确引导，将导致城市生态系统的和谐。政府力不断地调适自然力、社会力、市场力的发挥。若政府力发挥不当，可能导致生态灾难甚至城市的消亡。

7．4　生态文明视域下湖南城市发展战略的轨迹分析——生态足迹

7．4．1　生态足迹的概念及内涵

生态足迹分析法是由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William Rees及其博士生Wackernagel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度量可持续发展程度的方法，是基于土地面积的、最具代表性的可持续发展的量化指标。该指标的提出为核算某地区、国家和全球自然资源利用状况提供了简明框架，通过测量人类对自然生态服务的需求与自然所能提供的生态服务之间的差距，就可以知道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利用状况，可以在地区、国家和全球尺度上比较人类对自然的消费量与自然资源的承载量。生态足迹的意义在于探讨人类持续依赖自然，以及要怎么做才能保障地球的承受力，进而支持人类未来的生存。

生态足迹分析法的思路是，人类要维持生存必须消费各种产品、资源和服务，人类的每一项最终消费的量都可追溯到提供生产该消费所需的原始物质与能量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在一定技术条件下，要维持某一物质消费水平下的某一数量人口的持续生存必需的生态生产性土地的面积即为生态足迹。这是人类对生态足迹的需求，而自然所能提供的为人类所利用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则为生态足迹的供给（也可作为对生态承载力的测度）。如果生态足迹的需求小于供给，则认为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在自然生态系统承受范围之内；相反，如果需求大于供给，则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处于不可持续状态。

城市是人类活动集中的地区，也是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压力最大的区域。一个城市的生态足迹，就是支撑该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生态上具有生产力的土地面积。应该注意到，城市生态系统具有开放性，城市与外界存在物质、能量和信息等方面的交换，城市需要不断从其他地方摄入大量的物质、能量，唯有如此才能维持城市人口的现有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也就是说，城市发展所需的生态生产性土地供给绝不仅仅是城市内部，对外部供给的依赖性也很强。因此，城市生态足迹的需求一般都会大于城市所供给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那么通过生态足迹需求是否大于供给来判断城市是否处于可持续发展状态显然过于绝对了。但生态足迹的理论对研究城市可持续发展仍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通过城市生态足迹的计算与分析，可以定量测度城市发展给自然系统的压力和影响程度，以及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需求与自然系统供给之间的差距，为城市建设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

7．4．2　生态足迹的计算模型

生态足迹的计算基于以下两个基本事实：（1）人类可以确定自身消费的绝大多数资源及其产生的废弃物的数量；（2）这些资源和废弃物能转换成相应的生物生产面积。因此，任何已知人口（某个人、一个城市或国家）的生态足迹是生产这些人口所消费的所有资源和吸纳这些人口所产生的所有废弃物所需要的生物生产总面积（包括陆地和水域）。在生态足迹指标计算中，各种资源和能源消费项目分别被折算为耕地、草地、林地、建筑用地、化石能源用地和水域等六种生物生产土地类型。

由于以上六种生物生产土地类型单位面积的生物生产能力差异很大，因此在计算时，要在这几类不同的土地面积计算结果上分别乘上一个相应的均衡因子（权重），以转化为可比较的生物生产土地均衡面积。某类生物生产面积的均衡因子等于全球该类生物生产面积的平均生态生产力除以区域所有各类生物生产面积的平均生态生产力。现采用的均衡因子为Wackernagel在世界各国生态足迹报告中提出的，分别是耕地、建筑用地为2．8，森林、化石能源用地为1．1，草地为0．5，水域为0．2。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EF为总的生态足迹，N为人口数，ef为人均生态足迹，ci为i种商品的人均消费量，pi为i种消费商品的平均生产能力，aai为人均i种交易商品折算的生物生产土地面积，i为消费商品和投入的类型，rj为均衡因子，j为生物生产土地类型。

7．4．3　生态足迹供给（生态承载力）的计算模型

在生态承载力的计算中，由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资源禀赋不同，不仅单位面积耕地、草地、林地、建筑用地、水域之间的生态生产能力差异很大，而且单位面积同类生物生产土地类型的生态生产力也差异很大。因此，不同国家和地区同类生物生产土地类型的实际面积是不能进行直接对比的，需要对不同类型的土地进行标准化。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某类生物生产土地类型所代表的局地产量与世界平均产量的差异可用“产量因子”表示。某个国家或地区某类土地的产量因子是其平均生产力与世界同类土地的平均生产力的比率。同时出于谨慎性考虑，在生态承载力计算时应扣除12%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面积。

生态承载力计算公式：

式中，EC为区域总生态承载力，N为人口数，ec为人均生态承载力（ha／人），aj为人均生物生产土地面积，rj为均衡因子，yj为产量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