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85年，我就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写完了27万字的《元杂剧与元代社会》一书。但是，如果要说真正步入学术研究的殿堂，那还得从我1986年秋追随恩师启功先生，开始攻读博士学位算起。

在选择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时，我几乎毫不踌躇地就选定了明清传奇戏曲。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是研究元杂剧的，顺理成章，博士论文原本应该继续从事元杂剧的研究，为什么我却没有这么做呢？这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对元杂剧研究的顾虑，二是对明清传奇研究的信心。

以20世纪初王国维撰写《宋元戏曲史》为发端，元杂剧研究成为20世纪古典文学、古代文化研究中的一门显学，海内外涌现出像吴梅、青木正儿、盐谷温、王季烈、郑振铎、孙楷第、冯沅君、周贻白、赵景深、隋树森、严敦易、傅惜华、徐调孚、郑骞、王季思、谭正璧、吉川幸次郎、罗锦堂、徐扶明等一批元杂剧研究大家，要在他们丰硕的研究成果上，百尺竿头，再进一步，那是谈何容易的事。

然而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元杂剧研究本身有着非常棘手、难以解决的文献难题。无论是杂剧发生史的研究，还是杂剧作家生平的研究，都面临着原始文献的奇缺。“文献不足征”，面对迷失的历史，连睿智的孔圣人也奈何不得，何况我等凡夫俗子？而且，即使是现存的杂剧作品文献，如果细加琢磨，也使我们望而却步。因为流传的杂剧作品文献，除了《元刊杂剧三十种》以外，无一例外，都是经过明人之手改编修润过的，早就面目全非了，我们怎么分辨其中哪些是元人的手笔，哪些是明人的增饰？再进一步看，即便是《元刊杂剧三十种》，我们又凭什么材料来论证它们是出于原作家之手的货真价实的原作，而不是杂剧演员舞台演出的脚本，或书坊主人断章取义的剪辑呢？凭借这样疑窦百出的文献，我们大谈特谈元代作家如何如何，元人思想如何如何，元人的戏剧艺术如何如何，当真心里就底气十足吗？想到这一点，我只能知难而退了。在未能解透这个“哥德巴赫猜想”，找到足以说服我自己的文献学依据和方法时，我怎么敢再轻易涉足元杂剧研究领域呢？

与元杂剧的研究状况相比较，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明清传奇的研究还并不十分热闹。在文献整理方面，傅惜华先生撰有《明代传奇全目》、《清代传奇全目》两部书稿，前者在1959年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者在十年动乱中失逸。庄一拂先生著有《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出版于1982年，收录了大量明清传奇剧目，但却多有失于考证之处。因此，经过数十年的文献发现和考证，有必要重新编写一部详尽准确的明清传奇的目录学著作。而《古本戏曲丛刊》收录的明清传奇作品，也仅止于雍正年间，乾隆以后的作品都未收录。台北天一出版社出版过《全明传奇》（1983年，其后在1996年又出《续编》），但却始终未能问津清代传奇。在文献研究方面，除了几部戏曲通史以外，专门以明清传奇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只有卢前的《明清戏曲史》（南京：中山书局，1933），八木泽元的《明代剧作家研究》（东京：日本讲谈社，1959），朱尚文的《明代剧曲史》（台南：高长印书馆，1959），张敬的《明清传奇导论》（台北：东方书店，1961），陈万鼐的《元明清剧曲史》（台北：鼎文书局，1974），陆萼庭的《昆剧演出史稿》（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朱承朴、曾庆全的《明清传奇概说》（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王安祈的《明代传奇之剧场及其艺术》（台北：学生书局，1986）等屈指可数的几种。有关明清传奇的研究论文，也多集中在汤显祖、洪昇、孔尚任等几位大家，大量的作家作品都无人涉及。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明清传奇戏曲还是一片尚待开垦的学术研究园地。

在选择学术课题时，是选择热门的课题还是选择冷僻的课题，结果是大不一样的。选择热门的课题，往往举步维艰，事倍功半；选择冷僻的课题，则往往触处生春，事半功倍。当然，并非所有冷僻的课题都值得研究，这里需要有一种学术史的眼光，还需要有一种价值观的判断。如果这一冷僻的课题是学术史上不应该被遗忘的角落，是有着充分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文化价值的，那么就值得我们去选择，去研究。而且，如果有志于选择冷僻的课题，还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因为你将从事的是一项远较一般的热门课题更为艰难的科研工作，需要面对汗牛充栋的原始文献，需要在这些原始文献中进行极其艰苦、而且也许收获甚微的披沙拣金的考辨工作。开垦荒地，固然容易见出成效，但它所付出的劳动和汗水，比起在一片已经开垦过的田地上耕种要多得多；而且，它所面临的风险，也要比在一片已经开垦过的田地上耕种要大得多。此外，选择热门的课题，一般容易在学术界造成轰动效应，发现一部《红楼梦》的孤本，比发现几十种明清传奇剧本更容易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而选择冷僻的课题，则要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因为你将享受的是长时期的孤独与寂寞。

因此，选择明清传奇作为研究课题，这是对我的能力、智力、信心等各方面心理因素的综合考验，我愿意接受这种考验。

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专业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方向是“文学古籍整理与研究”。确定以明清传奇作为研究对象以后，起初我有一个相当庞大的构想，拟定了这样一份研究提纲：

一、明清传奇作品叙录

二、明清传奇作家丛考

三、明清传奇文学专题研究

四、明清传奇艺术专题研究

五、元杂剧与明清传奇比较研究

六、明清传奇与明清小说比较研究

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样一份研究提纲实在是大而无当的。一口就要吃成个胖子，这做得到吗？在明清传奇这块园地上，可做的工作的确有很多很多。然而，我这是在选择博士学位研究课题，而博士生的学习年限是确定的，三到四年，不可更改。拟定这么一个庞然大物般的课题，即使你有三头六臂，能对付得了吗？如何选择一个不大不小的题目，保证在三、四年里准能够完成？这是博士论文选题的第一个考虑。还有第二个考虑，那就是如何选择一个可以延伸的题目，在博士论文完成之后，还可以继续研究？

我个人的经验是，在博士论文题目（说大了，也包括其他的科研课题）的选择中，都必须同时有这两方面的考虑，缺一不可。一方面，论文选题要在一定的时间里能够见成效，否则就完成不了学业或科研任务，无法及时地获得“成就感”，反而因旷日持久而易生“挫折感”；另一方面，论文选题也不能只是“短期行为”，而要有“深谋远虑”。这后一点考虑更为重要，因为前一种考虑仅仅是一种“战术眼光”，后一种考虑则是一种“战略眼光”，它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你一生的学术发展。如果缺乏这种战略眼光，或者像狗熊掰棒子——掰一个扔一个，最后一无所获；或者像黄巢那样的“流寇”，东冲西突，到头也没有你自己的学术根据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www.daowen.com)

我曾借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将学术研究课题的选择定位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思路。这种“可持续发展”的思路，不仅仅关注眼前的利益，更要预测将来的走向；不仅仅是单向度的，更应该是多向度的。只有持这种“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才可以为你提供更多的机会，尽自己的能力去开拓更为广阔的学术研究的生存空间。

基于这样一种思考，在恩师启功先生的启发下，我选定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明清文人传奇综录及研究》。这个课题是一种多向度的“可持续发展”的课题：

首先是传奇综录，这是一项目录学的工作。当我选定这一课题的时候，我心里明白，我选定的是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因为目录学著作的规范要求亲见其书，而要做到这一点有多么困难，只要是曾经到各家图书馆查阅古籍的学人，都深知其中甘苦。因为问题不在于查得到或查不到书，而是明明知道图书馆里有书，却不易索读。所以，在博士论文写作期间，这项工作我仅仅完成了不到三分之一。此后又迁延了四五年，在1993年春天，我初步完成了100万字的《明清传奇综录》一书，交河北教育出版社，后又几费周折，终于在1997年出版。这项工作的完成只能说是差强人意，因为还有许多剧目需要补充、考证、修改。因此从书稿交出版社以后，我就开始不断地搜集新的资料，以便将来有余力的话，重新修订原书，并编撰《明清杂剧传奇版本目录》。

其次是传奇研究，这既是一项理论研究，更是一项历史研究。在博士论文写作期间，我主要完成了有关明清传奇的人格典范、时代主题、作家文学观念、创作方法、文体特性、艺术结构、艺术语言等专题的研究，结集为《明清文人传奇研究》一书，1991年由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了繁体字本和简体字本。从1994年开始，我又着手撰写《明清传奇史》一书，于1997年完成，1999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最近几年，我着重从文体学的角度研究明清传奇，写了一系列论文，准备最终结集成《明清传奇戏曲文体研究》。

再次是戏曲理论研究。明清传奇是戏曲艺术的一种类型，为了更深刻地认识明清传奇作为戏曲艺术的特征，不能不采用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古典戏曲和西方古典戏剧进行比较研究，并引发出对戏剧艺术的总体特征和历史走向的思考。我将这些思考撰写成《优孟衣冠与酒神祭祀——中西戏剧文化比较研究》一书，纳入乐黛云先生主编的《中外比较文化丛书》，于1994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还撰写并发表了一些相关的论文。

复次是文人研究，这是一项以特定的社会阶层为对象的历史研究。要深入分析明清传奇的文人特征，不能不深入了解明清时期文人的生存方式和文化心态；而要深入了解明清时期文人的生存方式和文化心态，则不能不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历史发展有一个概貌性的梳理。1988年，由北师大中文系的韩兆琦教授领衔，我们申请到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中国古代文人的文化实践与文学风貌》。课题的申请报告是我构想的，我们将中国古代文人的文化实践大致划分成三大块，即政治活动、文学活动和日常生活。我负责“文学活动与文学风貌”这一部分，其中包括文人集团、文人交往和文集刊行三个方面的内容。1990年底，我写成了《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一书，经过多番周折，最后在1998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目前，我仍在断断续续地从事有关明清之际文人心态的个案研究，已经撰写并发表了几篇相关的论文。

最后是明清文学和明清文化研究。明清传奇是明清文学、明清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深入进行明清传奇的研究，就必须对明清文学、明清文化有一个宏观的认识。在学术研究中，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对森林的认识，也不能仅仅凭借前人或时人的研究成果，还必须亲自涉猎，才能有真切的体验。在进行明清传奇文学和传奇艺术的研究时，我总是极力将思维的触角伸展到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去。于是，就有了《痴情与幻梦——明清文学随想录》（北京：三联书店，1992）、《明人奇情》（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长河落日——中华文学通览·清代卷》（北京：中华书局，1997）等著作的写作和出版。

对于我来说，博士学位论文是个圆心，它向四周辐射开去，就形成了我迄今为止能力所及的学术研究领域。这种圆心辐射状的学术研究态势，我觉得是适合我的特点的，也的确给我带来了成功的喜悦感。

不过，尽管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以戏曲研究作为主要的、核心的研究课题，但是我在戏曲研究界却总有一种“客串”的感觉。因为我既不会唱戏，也很少看戏，对戏曲艺术充其量只是一个浅薄的“知之者”，而不是一个真诚的“好之者”，更谈不上成为一个着迷的“乐之者”了。

多年的学术研究经历，使我品尝到戏曲研究与众不同的难处。戏曲是一门综合艺术，因此，戏曲研究是对研究者综合能力的考验。理想的戏曲研究者至少应该具备以下八个方面综合的知识储备：一是诗学，古典戏曲是剧诗，没有诗学的功底，便无法步入剧诗的堂奥；二是叙事学，古典戏曲是叙事文学，没有叙事学的知识，便无法洞悉叙事的内蕴；三是故事学，古典戏曲多取材于历史和小说，对历史故事、小说故事不熟悉，便无法知晓戏曲作品题材的来龙去脉；四是历史学，不同时代的戏曲浸染着不同的时代风貌、时代趣味、时代感受，缺乏基本的历史学知识，便无法穿透历史风云，把握历史走向；五是语言学，戏曲是雅言俗语大杂烩的宝库，缺乏语言学知识，便会如入宝山空手回；六是文献学，戏曲作家的生平考证，戏曲剧本的版本、目录、校勘、辑佚等，都离不开文献学的知识；七是舞台艺术学，戏曲包含着音乐、舞蹈、美术等多种艺术因素，而且戏曲从创作到演出是一个完整的艺术过程，不懂舞台艺术学，对戏曲只能是隔雾观花；八是戏剧艺术学，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有异有同，不懂戏剧艺术学，便无法融通中西，摄取戏剧艺术的精髓。

而我在戏曲研究中却始终是个“偏才”，远远达不到综合贯通的程度。尤其对舞台艺术学，别说初窥门径，干脆是个地地道道的门外汉。因此，我只能在戏曲文献和戏曲文学研究中尽力而为，今后也只能局限于此，而不能真正介入整体的戏曲史或整体的戏曲艺术的研究。而且，由于我在中文系工作，一直讲授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化和中国古典文献学等课程，教学实践的需要本身，也不容许我分心旁骛，补充自己舞台艺术学等知识的严重缺欠。

在学术研究领域中，认识自己的才能和特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能做什么？你不能做什么？只有准确地认识自己的才能和特点，方能准确地为自己的学术研究定位。有了上述的基本认识，我在今后除了继续从事“二把刀”式的中国古典戏曲教学以外，在学术研究方面，也许会越来越远离古典戏曲，而越来越偏重古代文学、古代文化的研究。

当然，学术研究是需要有一定的延续性的，随随便便地“跳槽”绝不是一个明智的办法，因为你也许会弃己所长而就己所短。我最近的研究重点是中国古代的文体和文体学，已经申请到教育部的三个基金项目。这个课题还在“古代”这个大范围里，还在“文学”这个大圈子里，而传奇戏曲文学的研究原本也是一次文体学研究的尝试，所以我并没有完全“改行”，只是换了个研究对象罢了。我自认为，中国古代的文体和文体学也是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课题，我愿意将它作为一个新的博士论文选题，发挥我的才智，倾注我的心血。

2001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