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戏曲的出现，是以南曲戏文为“母体”的。南曲戏文作品在叙事方式上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很少凭空无据地为创作作品而杜撰故事，而大多是以史传或传说的故事为本事，进而实行创造性的虚构叙事⁽²¹⁾。王骥德说：

古戏不论事实，亦不论理之有无可否，于古人事多损益缘饰为之，然尚存梗概。⁽²²⁾

他认为，“古戏”即便都是“于古人事多损益缘饰为之”，即对人物和事件加以增减和修饰，甚至到了“不论事实，亦不论理之有无可否”的地步，但仍然是“尚存梗概”的，即人物和事件仍然基本属实地符合古史传杂说，而非全然凭空捏造。王骥德的戏曲创作观重实抑虚，所以在这段评述中也略显褒贬。而在褒贬背后所陈述的事实是：宋元戏文的叙事方式，就其依据本事而言是“尚存梗概”，而就其情节构成的叙事倾向而言，则是“于古人事多损益缘饰为之”而“不论事实”，甚至“不论理之有无可否”的。这正是民间叙事的一个源远流长的艺术传统⁽²³⁾。

源于这一叙事传统，生长期相当一部分的传奇戏曲创作，继承了南曲戏文的叙事方式，在题材上多采自传说而非史传，即使取材于史传的也多加以虚构增饰，这就是吕天成（1580-1618）所说的：“有意驾虚，不必与事实合”⁽²⁴⁾。

如周礼（成化、弘治间人）的《东窗记》传奇，据宋元阙名戏文《秦太师东窗事犯》改编，叙写南宋初年岳飞与秦桧的故事，情节大量采撷于野史杂传及民间传说，与正史多不吻合。剧中所叙重要情节，如秦桧与妻子王氏东窗密谋杀岳飞，岳飞受诏，单骑独归，思欲屈招，张宪、岳云必领兵报怨，遂作书招二人还京，以全忠孝之名，万俟卨秉承秦桧旨意，将岳飞父子三人俱吊死于风波亭上，地藏王化身灵隐寺疯僧，以笤帚怒扫秦桧夫妇等等，都出自于野史杂传或民间传说，不见正史记载。

再如沈寿卿（正德间人）的《三元记》传奇，系据宋元阙名戏文《冯京三元记》改编，叙写宋人冯商屡积阴德，其子冯京连中三元。冯京史有其人，《宋史》卷317有传。但与正史相比较，该剧中所叙冯商所谓“四德”，还妾事出自民间传说⁽²⁵⁾，救人出狱、拒人献妻、还人遗金等事皆无可考，系出杜撰，盖“后世艳称科目之盛，以为必有阴德致之，故举厚德卓行，悉归京父，不尽实也”⁽²⁶⁾。

此外如阙名所作《金印记》、《白袍记》、《和戎记》、《古城记》、《草庐记》、《金貂记》、《青袍记》、《四美记》、《举鼎记》等，更是与正史迥异，多出杜撰⁽²⁷⁾。如祁彪佳祁彪佳（1602-1645）评《举鼎记》说：“史传所记伍员事，绝不一及，唯以己意续之，真是点金为铁手。”又评《四美记》说：“蔡（襄）为端明学士守温陵，原未作状头，传者之讹也。作者自谓十分点缀，终是庸俗，惟较之荒谬者略胜耳。”⁽²⁸⁾《曲海总目提要》卷34评《草庐记》云：“……皆出于演义无稽之谈，不足为据。作者亦未深考正史，而笔亦尘杂。大抵词家略通文墨者，熟得数十种曲本，便拈笔为之。观其第一出所云：‘换羽移商实不差，戏文编撰极精嘉’者，可见也。”⁽²⁹⁾有的戏曲作家甚至有意标榜艺术虚构，如阙名《苏英皇后鹦鹉记》写周景王时苏妃母子故事，“事殊不经”⁽³⁰⁾，第一折〔鹧鸪天〕曲云：“戏曲相传已有年，诸家搬演尽堪怜。无非取乐宽怀抱，何必寻求实事填？”⁽³¹⁾这不正是典型的“有意驾虚，不必与事实合”，“不论事实，亦不论理之有无可否”吗？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有意驾虚”、“不论事实”的传奇戏曲作品，大多出自于下层文人或艺人之手，而且大多是根据宋元戏文旧本改编的，因而浸淫着民间叙事的深厚传统，在本质上仍然属于民间叙事。

而生长期改编自北杂剧的传奇剧本，则大多返本归真，采录史传，修订原剧的不实之处。如王济（1474-1540）约作于嘉靖元年（1522）的《连环记》，“以元人《连环计》为蓝本，而粉饰之，情迹关目，互相转换。此更与正史合者居多”⁽³²⁾。至于生长期由文人士大夫独立创作的传奇戏曲作品，更表现出一种反虚求实的创作倾向。如姚茂良（成化、弘治间人）在《双忠记》第一折中自称：“典故新奇，事无虚妄，使人观听不舍。阎闾之间，男妇效其才良；闺门之内，女子慕其贞烈。将见四海同风，咸归尊君亲上之俗，岂小补哉？”⁽³³⁾《双忠记》叙写唐玄宗“安史之乱”时张巡和许远的事迹，取材于《旧唐书》卷187及《新唐书》卷192二人本传，并参考《资治通鉴·张中丞传后叙》，多为实迹，鲜明地体现了“事无虚妄”的叙事特色⁽³⁴⁾。(www.daowen.com)

由此可见，文人士大夫作家在创作传奇戏曲作品时，虽然并不绝对地否定艺术虚构，但他们却更自觉地以史传作为取材蓝本，并承续悠久的文人写作传统，在叙事时往往轻车熟路地刻意求实，排斥虚妄。万历十七年（1589）左右，胡应麟说：“近为传奇者，若良史焉，古意微矣。”⁽³⁵⁾稍后，谢肇淛（万历二十年进士）也举例说：

近来作小说，稍涉怪诞，人便笑其不经。而新出杂剧，若《浣纱》、《青衫》、《义乳》、《孤儿》等作，必事事考之正史，年月不合，姓字不同，不敢作也。如此，则看史传足矣，何名为戏？⁽³⁶⁾

按《浣纱记》，梁辰鱼（1519-1591）撰，约作于嘉靖三十九年至四十四年（1560-1565）之间，叙写范蠡和西施的故事。该剧不以宋元阙名戏文《范蠡沉西施》为蓝本，而取材于《史记》卷41《吴越世家》、卷129《范蠡列传》，兼采赵晔（东汉人）《吴越春秋》、袁康（东汉人）《越绝书》等，据实敷演，略加增饰，乃至全剧人物事件庞杂散漫，徐復祚批评说：“关目散缓，无骨无筋，全无收摄。”⁽³⁷⁾《青衫记》、《义乳记》，皆为顾大典（1541-1596）撰，后者已佚。《青衫记》约作于万历二十年（1592）⁽³⁸⁾，叙写白居易与名妓裴兴奴的悲欢离合故事，以元人马致远（约1250-1321或1324）《江州司马青衫泪》杂剧为本，参照史实，加以改编。如杂剧中以贾岛、孟浩然同白居易游，但据史传记载，贾岛虽与白居易大略同时，但颇少赠答，而孟浩然乃开元、天宝间人，与白居易相去甚远。所以传奇改为元稹、刘禹锡，稍近史实，吕天成称道：“元、白好题目，点缀大概亦了了。”⁽³⁹⁾《孤儿记》，原作者佚名，其后徐元（生卒年未详）改编为《八义记》，这里称“新出”，殆指改编本而沿用旧名。徐本已佚，祁彪佳祁彪佳称：“记中以程婴为赵朔友，以唆犬在宣孟侍宴之际，以韩厥生武而不死于武，以成灵寿之功，皆本于史传，与时本稍异。”⁽⁴⁰⁾由此可见，这几部传奇戏曲作品的确都以尊史趋实为鹄的。

但是由于这时文人初涉剧坛，他们在创作传奇戏曲作品时，还不能纯熟地继承文人叙事传统，却更多地受到民间叙事方式的强烈影响和制约，因此他们并未能忠实地坚持“良史”的风范。如《浣纱记》处处体现出梁辰鱼对史传记载的选择，并注入了自身独特的审美情趣⁽⁴¹⁾；而《青衫记》的蓝本《江州司马青衫泪》原本就出自于马致远的艺术创造，颇具传说色彩，与白居易《琵琶行》的故事本事相去甚远。

在依据正史杂传的基础上稍加缘饰，这种创作倾向，在传奇生长期的历史剧大家张凤翼（1527-1613）的剧作中也表现得相当明显。张凤翼现存的5种传奇戏曲作品，大都取材于正史杂传。如约作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的《红拂记》传奇，以红拂、乐昌二事自贺得良妻之意，其中红拂事出于唐人杜光庭（850-933）的传奇小说《虬髯客传》，乐昌公主事出于唐人孟棨（开成间人）《本事诗·情感类》，剧中插入李靖、杨素、李世民等人事迹，也多本于史传。约作于万历六年（1578）的《虎符记》传奇，取材于元末史实，叙写朱元璋属下行枢密院判花云死守太平的事迹，本事见《明史》卷289《花云传》及卷123《陈友谅传》。作于万历十四年（1586）的《祝发记》传奇，事本《南史》卷60《徐摛传》及《陈书》卷26《徐陵传》所附《徐孝克传》，叙写南朝梁国子博士徐孝克孝亲的故事。约作于万历十六年或十八年（1588或1590）的《灌园记》传奇，取材于《战国策·齐策》和《史记》卷46《田敬仲完世家》、卷80《乐毅列传》、卷82《田单列传》，叙写齐太子法章国破遇难，复立为王的故事。而《窃符记》传奇则取材于《史记》卷77《魏公子列传》，并撮入《史记》卷81《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赵括故事，叙写魏公子无忌托魏王妃如姬窃符救赵的故事。从表面上看，这些剧作的确都事有所本，而且大多采摭于正史，人物与事件大都给人以史的面貌。但是张凤翼在创作时，却自觉地在史实基础上进行虚构叙事，构成情节叙事波澜。如按《明史》记载，花云坚守太平，本与王鼎、许瑗等人同时殉节，而《虎符记》则虚构出花云被擒囚禁，后半部增饰劝降、失明、送药及云子花炜抗敌立功、迎父入朝等情节。吕天成《曲品》卷下评道：“前半真，后半假，不得不尔。”⁽⁴²⁾所谓“不得不尔”，一方面固然有遵循传奇戏曲体例，照顾生旦团圆结局的原因⁽⁴³⁾，而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作者对忠臣“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史实深致惋惜，有意为古人弥补缺憾吧！

又如阙名的《鸣凤记》传奇约作于万历元年（1573）或稍后，是明清时事剧的典范之作⁽⁴⁴⁾。剧中所演多系实录，当采自朝廷邸报并依据亲身见闻而作，吕天成称：“记时事甚悉，令人有手刃贼嵩之意。”⁽⁴⁵⁾但剧中情节也多有缘饰之处，如叙杨继盛写本时先人之灵出现，邹应龙、林润二人受业于郭希颜，邹、林初登进士，即选御史，邹应龙抚养夏言遗孤，孙丕扬与邹应龙同劾严嵩等等，皆于史无征，当系撰出，目的是为了造成强烈的戏剧效果，同时也为了减省头绪，加快戏剧情节的进展节奏。

从总体上来看，生长期出自文人曲家之手的传奇戏曲作品，无疑表现出一种由虚而实的创作趋向，更为注重采录史实或遵循史实。这一趋向背离了元杂剧和宋元、明初南曲戏文“有意驾虚”、“不论事实”的“务虚”传统，成为传奇戏曲创作“尚实”倾向的滥觞。从“务虚”到“尚实”的蝉蜕，表明戏曲创作中文人传统的艺术思维方式对民间传统艺术思维方式的扬弃，这也正是从南曲戏文到传奇戏曲之间文体演变的关捩之一。文人叙事传统一旦渗透进戏曲创作领域，便表现出一种潜在的话语权威，力图使具有深厚民间叙事传统的戏曲艺术俯首就范。但是，“尚实”倾向毕竟过于拘束文人阶层的主体精神，而且与戏剧艺术“多虚少实”、“欲谬悠而亡根”的文体本性背道而驰。因此“尚实”倾向在传奇生长期未能形成气候，进入传奇勃兴期以后又不由自主地被“寓言”倾向冲击得溃不成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