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戏曲文体演变的历史来看，传奇戏曲无疑是从南曲戏文的母体中脱胎而出的。一般而言，宋元时期的南曲戏文作为一种独特的戏曲文体，其语言风格的基本特性是质朴古拙。王骥德（1542-1623）说：

古曲自《琵琶》、《香囊》、《连环》而外，如《荆钗》、《白兔》、《破窑》、《金印》、《跃鲤》、《牧羊》、《杀狗劝夫》等记，其鄙俚浅近，若出一手。岂其时兵革孔棘，人士流离，皆村儒野老途歌巷咏之作耶？⁽¹⁾

在上述所谓“古曲”中，《琵琶记》、《杀狗劝夫》和《破窑记》，著录于《永乐大典》卷37，三未韵“戏”字下；《荆钗记》、《白兔记》、《金印记》（即《苏秦衣锦还乡》）、《牧羊记》，著录于徐渭（1521-1593）《南词叙录》“宋元旧篇”；这些当为宋元戏文。只有《跃鲤记》一种，为陈罴斋（正德间人）所撰，当作于嘉靖（1522-1566）初年以前⁽²⁾。

王骥德认为，除了经过元末进士高明（1307？-1359）改编的《琵琶记》以外，其他宋元戏文作品“鄙俚浅近，若出一手”。考察宋元戏曲史实，这一看法大致不误。明嘉靖间徐渭谈到，在元顺帝朝（1333-1368），杂剧已经渐呈衰象，而南戏却方兴未艾，也说：“作者蝟兴，语多鄙下，不若北之有名人题咏也。”⁽³⁾明万历（1573-1619）间吕天成（1580-1618）《曲品》卷上评论宋元戏文作品，说《白兔记》“词极古质，味亦恬然”，《杀狗记》“事俚词质”，《牧羊记》“此词亦古质可喜”，《赵氏孤儿记》“其词太质”，《金印记》“近俚处俱见古态”等等⁽⁴⁾，都可以作为明证。

我们不妨略举一例，以见一斑。明成化（1465-1487）间刊本《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基本上保留了元代南戏的风韵，在《汲水》一出中，李三娘有这么几段唱词：

〔锦搭絮〕别人家兄嫂有亲情，唯有我的哥哥下得歹心肠、恶面皮。罚奴夜磨麦晓要挑水，每夜塆拳独睡，未晓要先起。那些个手足之亲，想我爹娘知未知？

〔前腔〕井深干旱水又难提。（白）一井水都被我吊干了。（唱）井有荣枯，泪眼何曾得住止。（介）奴是富家儿，颠倒做了驱使。莫怪伊家无礼，是我命该如是。倘有时刻差迟，乱棒打来不顾体。

〔前腔〕寻思情苦泪双垂，夫在边廷，想我孩儿倚靠谁？吃淡饭黄齑，强要充饥。哥嫂每夜里巡更不睡，讨是寻非。哥嫂他那里昧己瞒心，料想苍天不负亏。

文辞极其质朴，纯用白描，明白晓畅。正如《曲海总目提要》所称道的：“指事道情，能与人说话相似，不假词采绚饰，自然成韵。犹论文者谓西汉文能以文言道世事也。”⁽⁵⁾(www.daowen.com)

在宋元戏文作品中，只有出自于高明之手的《琵琶记》是个例外，它的语言风格不以质朴古拙称胜，而以文雅清丽见长。明嘉靖间徐渭充分肯定它在戏曲史上的地位，说：《琵琶记》“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于是村坊小伎，进与古法部相参，卓乎不可及已”⁽⁶⁾。而明末凌濛初（1580-1644）则对此持不同见解，认为《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等作品代表了戏文的“本色”，在这一点上超过了《琵琶记》。他说：

曲始于胡元，大略贵当行不贵藻丽，其当行者曰“本色”。盖自有此一番材料，其修饰词章，填塞学问，了无干涉也。如《荆》、《刘》、《拜》、《杀》为四大家，而长材如《琵琶》犹不得与，以《琵琶》间有刻意求工之境，亦开琢句修词之端，虽曲家本色故饶，而诗余弩末亦不少耳。⁽⁷⁾

这就是说，虽然《琵琶记》的艺术成就要高于“四大家”，但它并不代表宋元南曲戏文当行本色的语言风格，反而背离了这一语言风格，接续的是“诗余弩末”，即文人诗词创作“刻意求工”、“琢句修词”的语言风格传统。但是反过来也可以说，正是因为背离了宋元戏文的语言风格，《琵琶记》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艺术成就。

对此，我们有必要追问，为什么宋元戏文会形成质朴古拙的语言风格呢？王骥德认为，这是因为其作品大都是“村儒野老途歌巷咏之作”。宋元戏文本身就是平民文化的精神产品，因此它们自然更多地熔铸了平民大众的审美情趣，展示出平民大众的审美风貌。而一旦文人染指戏文创作，注入了“刻意求工”、“琢句修词”的审美趣味，戏文作品的语言风格便发生了本质的变异。因此，恰恰是在超越宋元戏文语言风格这一点上，《琵琶记》显示了它的艺术创新性和艺术超前性。

在明代建立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琵琶记》的艺术创新并没有被“看好”，文人阶层大多对戏文的创作与演出采取一种漠然视之的态度。直到100多年以后情势才发生了变化，《琵琶记》的艺术价值被文人曲家再度认识，发扬光大了。前引王骥德谈到的《香囊记》，一名《五伦传紫香囊》，为邵灿（成化、弘治间人）所撰，约作于弘治（1488-1505）年间；《连环记》，为王济（1474-1540）所撰，约作于嘉靖元年（1522）⁽⁸⁾。可见在弘治间至嘉靖初，文人创作的《香囊记》、《连环记》等作品相继问世，它们继承了《琵琶记》戏文文雅清丽的语言风格，益发背离了宋元戏文质朴古拙的语言风格，从而逐渐构建起一种全新的传奇戏曲语言风格。徐渭《南词叙录》记载了这一变迁过程：

以时文为南曲，元末、国初未有也，其弊起于《香囊记》。……未至澜倒。至于效颦《香囊》而作者，一味孜孜汲汲，无一句非前场语，无一处无故事，无复毛发宋元之旧。三吴俗子，以为文雅，翕然以教其奴婢，遂至盛行。南戏之厄，莫盛于今。⁽⁹⁾

徐渭所说的“未至澜倒”，指的是在弘治、正德（1506-1521）年间，《香囊记》的影响还不甚广泛，大多数戏曲作品还在历史惯性的作用下，延续着宋元戏文质朴古拙的语言风格传统。吕天成《曲品》卷上《旧传奇品序》，在概括“国初名流”的“旧传奇”的语言风格时，便说：“存其古风，则凑泊常语，易晓易闻”，“有意近俗，不必作绮丽观”，“极质朴而不以为俚，极肤浅而不以为疏”⁽¹⁰⁾。如前述作于嘉靖初年以前的陈罴斋《跃鲤记》就是其中一例。

那么，戏曲语言风格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由俗变雅的呢？王济的《连环记》约作于嘉靖元年，而《南词叙录》今存本有嘉靖三十八年（1559）徐渭自序。据此可知，戏曲语言风格由俗变雅，以至造成“无复毛发宋元之旧”的“南戏之厄”，即宋元戏文语言规范的渐次萎谢，和“无一句非前场语，无一处无故事”的“文雅”之风，即传奇戏曲语言风格的渐次代兴，这是发生在嘉靖元年至三十八年38年间的事情。如本书第二章第二节所述，这正是传奇戏曲的定型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