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心审视明代文坛，不难看出，在成化至隆庆（1465-1572）的100多年时间里，越来越多的文人曲家纷纷操觚染翰，涉足戏曲艺术创作的领域。但是，由于文人曲家原本仅仅熟稔于诗文创作，对戏曲剧本的创作相当陌生，尤其是要构筑像传奇戏曲这样一种篇幅较长、体制复杂的文体，对他们来说，不能不经历一个漫长而又艰苦的学习、模仿的阶段。

因此，明中期的文人曲家最初是从整理、改编宋元和明前期的戏文剧本入手，吸取北杂剧剧本体制的艺术经验，探索、总结和建立规范化的传奇戏曲剧本体制的。

据不完全统计，从成化元年至万历十四年（1465-1586），知名的传奇戏曲作家约37人⁽²⁾，他们的传奇戏曲作品约74种，其中可以大致考知是改编旧剧或是独创新剧的传奇戏曲作品有68种⁽³⁾。从横向分布来看，在这68种传奇戏曲作品中，改编宋元戏文与金元杂剧之作为41种，约占60％；独立创作的作品为27种，约占40％。可见在这百二十余年间，改编旧剧无疑是传奇戏曲创作的主流。作者姓名可考的作品尚且如此，那些无名氏的传奇戏曲作品更几乎全是旧剧新编。这一数字告诉我们，当传奇戏曲崛起之初，就主观因素而言，文人曲家初来乍到，还不能娴熟地掌握和运用长篇戏曲样式来叙事抒情；就客观因素而言，原有的南曲戏文体制本身的散乱无章也不便于文人曲家的学习和掌握。所以，他们不得不知难而退，更多地采用现成的剧本作为蓝本，初试锋芒，进行整理或改编，并在整理、改编的过程中，一方面逐步提高自身的编剧技巧，另一方面也逐步建构规范化的、便于操作的传奇戏曲体制。因此，旧剧新编便成为当时剧坛的热点。

再从纵向演变来看，郑若庸（1489-1577）的《玉玦记》传奇约作于嘉靖六年（1527）或略后⁽⁴⁾，以此为界，在郑若庸之前，改编之作与独创之作的比例约为2：1；从他开始，改编之作与独创之作的比例约为1：1。由此可见，从成化元年至嘉靖六年，是文人曲家通过改编旧剧，逐步学习长篇戏曲的编撰技巧，并初步尝试独立创作传奇戏曲剧本的时期。到了嘉靖（1522-1566）、隆庆（1567-1572）年间，文人曲家的编剧技巧已经渐趋成熟，更多地进行独立的创作，于是传奇戏曲剧本体制便渐次趋于定型。到了万历元年（1573）以后，文人曲家别出心裁地创作新剧更成为不可抑止的时代潮流了。从亦步亦趋地改编旧剧，到摆脱倚傍地创作新剧，这是文人传奇戏曲创作的发展趋势。

现存的宋元和明前期戏文剧本，大多标有“重校”、“重订”、“新刻”、“新刊”、“新镌”等字样。这些戏文的整理、改编者，有的姓名已不可考，有的姓名则得以留传或可以考证，他们大抵都是文人曲家。如清初张彝宣《寒山堂曲谱》卷首“谱选古今传奇散曲集总目”中，《周羽教子寻亲记》下注云：“今本已五改：梁伯龙、范受益、王陵、吴中情奴、沈予一。”按，梁伯龙即梁辰鱼（1519-1591），其改本已佚；王陵，当即王錂，字剑池，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卒年及生平未详，现存明万历间富春堂刊本《寻亲记》，即署“剑池王錂重订”；其余三人，生平未详。又同书《杨德贤女杀狗劝夫记》下注云：“古本，淳安徐仲由著。今本，已由吴中情奴、沈兴白、龙犹子三改矣。”龙犹子当为龙子犹，是冯梦龙（1574-1646）的号，现存明末汲古阁刊本《杀狗记》，即署“龙子犹订定”。又如明万历间文林阁刊本《新刻全像胭脂记》，未署改编者姓名，而祁彪佳祁彪佳（1602-1645）《远山堂曲品》“具品”收录此剧，题“童养中”撰，可知童养中（嘉靖间人）就是改编者。大批文人曲家参与改编戏文作品，使文人审美趣味潮涌般地注入戏文的肌体，这就促使南曲戏文剧本体制向传奇戏曲剧本体制逐渐发生转型。

综观现存的宋元和明前期的南曲戏文，它们的剧本体制一般可以归纳为三种样式⁽⁵⁾：

一、戏文样式，即基本保留戏文体制原来面目的剧本，如《永乐大典》所收《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和《小孙屠》，清陆贻典抄校本、明嘉靖间苏州坊刊本和明嘉靖写本《琵琶记》，及明成化间北京永顺堂坊刊本《白兔记》等。综合考察这些剧本，便可以大致窥见戏文剧本体制的基本面貌。

二、戏文与传奇的过渡样式，即经过明中期文人整理、改编，但还或多或少地保留着戏文体制“遗迹”的剧本。这种样式的剧本现存甚多，如明嘉靖间姑苏叶氏刊本《影钞新刻元本王状元荆钗记》，明金陵唐氏世德堂刊本《新刊重订拜月亭记》、《新刊重订赵氏孤儿记》、《裴度香山还带记》，明金陵唐氏富春堂刊本《新刻岳飞破虏东窗记》、《新刻吕蒙正破窑记》、《新刻商辂三元记》、《新刻姜诗跃鲤记》，明慎余馆刊本《新刻韦凤翔古玉环记》，明万历间刊本《重校金印记》，抄本《黄孝子传奇》等。此外，现存的明中期刊刻的一部分根据宋元旧作改编的余姚腔剧本，改编者大多已无可考，也应属于戏文与传奇的过渡样式。这些余姚腔剧本为：《薛平辽金貂记》、《韩朋十义记》、《何文秀玉钗记》、《范雎绨袍记》、《苏英皇后鹦鹉记》、《薛仁贵跨海征东白袍记》、《韩湘子九度文公升仙记》、《刘汉卿白蛇记》、《王昭君出塞和戎记》、《香山记》（以上明富春堂刊本）、《高文举珍珠记》、《刘秀云台记》、《青袍记》、《观音鱼篮记》、《袁文正还魂记》（以上明文林阁刊本）、《新刻全像古城记》（明刊本）。

三、传奇样式，即经过明中后期文人整理、改编，与戏文体制已然面目全非，基本形成传奇戏曲体制的剧本，如明金陵唐氏富春堂刊本《周羽教子寻亲记》，明文林阁刊本《新刻全像胭脂记》，明毛氏汲古阁刊本《杀狗记》、《三元记》，清宝善堂抄本《牧羊记总本》等。

以上三种样式，甚至分别出现于同一位作家创作或改编的同一部戏曲作品的不同版本中。如元末高明（1307？-1359）创作的《琵琶记》戏文，现存陆贻典抄校本、明嘉靖间苏州坊刊本和明嘉靖写本同属“元本”系统，是比较纯粹的戏文样式；而种德堂刊本、富春堂刊本、玩虎轩刊本、继志斋刊本、金陵唐晟刊本、集义堂刊本、容与堂刊本、师俭堂刊本、凌氏朱墨刊本、汲古阁刊本等，则皆为明人改本，应属传奇样式⁽⁶⁾。又如元末柯丹邱（生卒年未详）改编的《荆钗记》，现存明嘉靖刊本是戏文与传奇的过渡样式，而富春堂刊本、继志斋刊本、屠隆评本、汲古阁本等，则都是传奇样式。

一部宋元或明前期的戏文作品，如果在明中期经过多次改编，撇开其内容上的变异不论，单就剧本体制而言，其发展演变的线索往往是十分明晰的，即从戏文与传奇的过渡样式向传奇样式的转化；与此相关的，是在文化内涵上从民间审美趣味到文人审美趣味的转化。只要将下列剧本细加比较，我们对这一历史进程便可以洞若观火：(www.daowen.com)

周礼《岳飞破虏东窗记》（富春堂刊本）——阙名《精忠记》传奇（明末汲古阁本）

阙名《赵氏孤儿记》（世德堂刊本）——徐元《八义记》（明末汲古阁刊本）

阙名《重校金印记》（明万历间刊本）——高一苇《金印合纵记》（明崇祯间刊本）

阙名《韦凤翔古玉环记》（明万历间慎余馆刊本）——杨柔胜《玉环记》（明末汲古阁本）

阙名《吕蒙正风雪破窑记》（富春堂刊本）——王錂《彩楼记》（清内府抄本）⁽⁷⁾

戏文样式与传奇样式的根本区别，并不在外在的名称上，而在内在的体制上。属于戏文样式的剧本可以称作“传奇”，如《小孙屠》开场末白：“后行子弟，不知敷演甚传奇。”众应：“《遭盆吊没兴小孙屠》。”属于戏文与传奇的过渡样式的剧本也可以称作“传奇”，如《刘希必金钗记》第一出“副末开场”道：“众子弟每，今夜搬甚传奇？”内应：“今夜搬《刘希必金钗记》。”可见“传奇”作为戏曲名称，原本也可以指称戏文；而当“传奇”作为一种戏曲样式时，则具有与戏文截然不同的内在体制。

总体上看，现存宋元和明前期戏文的整理、改编本，其中属于戏文与传奇过渡样式和传奇样式的剧本，大多具有比较规整谨严的体制，与基本保留戏文体制原来面目的剧本那种散乱无章的状况迥然不同。正是在这种整理、改编的过程中，明中期的文人作家逐渐建立起与戏文体制判然而别的传奇戏曲剧本体制，以适合文人的审美趣味，并因此成为后代文人传奇创作的圭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