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传奇戏曲兴起于明代成化至万历年间？我认为，这150年间文化权力下移的历史走向是传奇戏曲兴起的主要历史动因。

自从春秋时期私学兴起，“百家争鸣”以来，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便基本呈现为三足鼎立的局面：以皇家贵族为代表的贵族文化、以文人阶层为代表的文人文化和以平民百姓为代表的平民文化。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贵族文化、文人文化和平民文化三者的互动作用共同构成相对平衡的社会文化结构。一般说来，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贵族文化总是占据着一个时代的文化的统治地位，并顽固地接续着古典的传统；平民文化则常常是时代文化变迁的活跃的主角，往往鲜明地标示着时代的风貌；而文人文化则处于贵族文化和平民文化的夹缝之中，与这两种文化都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的因缘联系，既留恋着古典传统，又倾心于时代风貌，在二者之间徘徊踟躇，因而成为一种亦此亦彼而又非彼非此的独具风貌的文化。

因此，在中国古代三足鼎立的社会文化结构中，最不稳定的因素无疑是文人文化。这是因为作为文人文化的主角，中国古代的文人阶层在社会上始终扮演着双重的角色，即平民化的贵族和贵族化的平民。文人阶层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所面临的文化困境一直是：他们原本凭借自身所拥有的独特的文化资源（所谓“知书达理”），以平民百姓的“话语权威”自居，力图通过文化的权力去干预政治的权力；而要真正地掌握文化的权力，他们却不得不通过干谒、荐举、科举等种种政治途径（所谓“仕途”），千方百计地跻身于贵族之列，获得贵族资格；然而，一旦跻身于贵族之列，获得了贵族资格，他们还能同时保持平民代言人的身份，成为以最广大的平民百姓为后盾的“话语权威”吗？在中国古代整体的社会文化结构中，文人阶层不断地为自身这种双重角色的确认与谐调而中心焦虑。尤其是在秦汉大一统政治建立以后，文人阶层对自身双重角色的确认、选择和偏向，往往成为一个历史时期文化走向的主流。

明代的社会文化结构仍然保持着这种三足鼎立的传统状貌。在明代前期，贵族文化无疑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犹如众星拱奉的北斗；文人文化几乎完全依附于贵族文化，成为贵族文化的附庸；而平民文化则仅仅是潜伏在社会底层的一股暗流，受到重重的遮蔽和抑制。

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建国以后，与其子明成祖朱棣（1360-1424），先后在政治上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官制改革，废丞相制，罢中书省，设六部尚书和行省，扩充监察机构，建立内阁、督抚制度，完备法律制度，设立锦衣卫、东厂，重用宦官，最终确立了“自操威柄”⁽²⁾、政皆独断的君主专制政权。

同时，朱元璋逐渐在思想文化上画地为牢，极力倡导程朱理学一家学说。他把推行伦理教化作为基本国策，洪武五年（1372），他在听宋濂（1310-1381）讲析《大学衍义》后说：“人主诚以礼义治心，则邪说不入，以学校治民，则祸乱不兴，刑罚非所先也。”⁽³⁾他指示刘基（1311-1375）沿袭元朝“皇庆条制”，制定科举制度，专取《四书》、《五经》命题试士，并明确规定：“国家明经取士，说经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主”，“其有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⁴⁾。朱元璋还设立太学，命许存仁（元明间人）为祭酒，“一宗朱氏（按，即朱熹）之学，令学者非六经、《四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⁵⁾。所谓“濂、洛、关、闽”，指的就是宋代理学的正宗——程朱理学。洪武二十一年（1388），他同意解缙（1369-1415）的建议，拟修经典，“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根实精明，随事类别，勒成一经，上接经史”，以作为“太平制作之一端”⁽⁶⁾。

朱棣秉承父志，更是极力推行程朱理学。永乐十二年（1414），他下诏令儒臣纂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书。次年（1415），书成进览，朱棣亲自作序，随后命礼部刊赐天下，以此作为科举考试的准绳，废“皇庆条制”所定注疏不用，“庠序之所教，制科之所取，一禀于是”⁽⁷⁾。三部《大全》的纂修，目的是让天下之人“获睹经书之全，探见圣贤之蕴”，从而“使国不异政，家不殊俗”⁽⁸⁾，“俾人皆由于正路，而学不惑于他歧。家孔孟而户程朱，必获真儒之用；佩道德而服仁义，咸趋圣域之归。顿回太古之淳风，一洗相沿之陋习”⁽⁹⁾。三部《大全》的颁行，标志着明初朱学统治地位的最终确立，其意义决不下于汉武帝（前156-前87）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后明仁宗朱高炽（1378-1425）、宣宗朱瞻基（1398-1435）也素以“崇儒重道”著称⁽¹⁰⁾。从此以后，从中央国子学到地方的书院，以至乡村的社学，都用朱熹（1130-1200）的学说进行教育。社会上，家庭里，朱学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制约着人们的言论行为，浸透着文化的方方面面。

在贵族文化的明确导向之下，文人阶层心甘情愿地追随其后，在学术文化上沉迷于“述朱”状态。明人何乔远（万历十四年进士）说：“明兴，高皇帝立教著政，因文见道，使天下之士一尊朱氏为功令。士之防闲于道域，而优游于德囿者，非朱氏之言不尊。”因此，“有质行之士，而无异同之说；有共学之方，而无专门之学。”⁽¹¹⁾人们对儒家正统思想亦步亦趋，奉行不悖，不敢持丝毫的怀疑之见，对六经注疏不敢提出质疑，对圣人之道只能述而不作。时至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年间，章懋（1437-1522）学富五车，才华横溢，但是当有人劝他著书立说时，他却仍然严肃地回答道：“先儒之言至矣，芟其繁可也。”⁽¹²⁾程朱理学的一统天下，严格地禁锢了文人的思想，腐蚀了文人的心灵，使他们除了坚定不移地与程朱理学保持步调一致以外，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思想、个人的精神。杨慎（1488-1559）形容在朱学影响下思想文化界的迂腐卑弱，称：“宋人曰是，今人亦曰是；宋人曰非，今人亦曰非。高者谈性命，祖宋人之语录；卑者习举业，抄宋人之策论”⁽¹³⁾。

与此相关，明前期文坛也展现出一派庙堂气象和宫廷风致。朱彝尊（1629-1709）《静志居诗话》卷1引录解缙的话说：刚刚立国的朱元璋最喜欢诵读古人的“铿炳朗之作，尤恶寒酸吚嘤龌龊鄙陋”⁽¹⁴⁾。上有所好，下必从焉。一时间追求盛世之音，摒弃衰世之调，成为文学的基本要求；铿锵有力，雍容典雅，成为时代的审美风格。当时以杨士奇（1365-1444）、杨荣（1371-1440）、杨溥（1375-1446）所谓“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文⁽¹⁵⁾，以朱权（1378-1448）、朱有燉（1379-1439）为代表的北杂剧创作⁽¹⁶⁾，“以其和平易直之心，发而为治世之音”⁽¹⁷⁾，就是庙堂气象、宫廷风致的文学典范。

然而，从成化、弘治年间开始，文化格局逐渐发生了划时代的转型：文人阶层从依附皇家贵族转向倾慕平民百姓，或者更准确地说，从附皇家贵族之骥尾转向借平民百姓以自重。文人阶层自我意识的高涨和主体精神的张扬，促成了不可抑止的文化权力下移的趋势，以文人阶层为主角的社会文化模式逐渐压倒并取代了以皇家贵族为主角的社会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权力的下移，全方位地表现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而与传奇戏曲的兴起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学术文化、文坛风气和社会风习方面的权力下移。

首先，从明中叶开始，学术文化的多元化、平民化蔚为一大风会。黄佐（1490-1566）说：“成化以后，学者多肆其胸臆，以为自得，虽馆阁中亦有改易经籍以私于家者。此天下所以风靡也夫。”⁽¹⁸⁾《明史》，卷282《儒林传·序》更是详细地描述了学术文化的这一变化过程：

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宗献章者，曰江门之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靖）、隆（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¹⁹⁾

这种局面，与《庄子·天下篇》所说的春秋时期百家争鸣，“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情势可相比拟⁽²⁰⁾，实际上隐含着一股所谓“哲学的突破”（philosophic breakthrough）的势头⁽²¹⁾。以学术文化为突破口，从明前期的“天下之士一尊朱氏为功令”、“非朱氏之言不尊”，到成化、弘治以后“学者多肆其胸臆，以为自得”，再到嘉靖、隆庆以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的变化，充分表明了文人阶层自我意识的高涨和主体精神的张扬，标志着社会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力从贵族独揽向文人把持的根本性转移。(www.daowen.com)

陈献章（1428-1500）开风气之先。他在成化年间讲学于山林之中，标立“以自然为宗”的为学宗旨⁽²²⁾，“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的世界观⁽²³⁾，以及“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的修养方法⁽²⁴⁾。这种为学之道，和朱熹理学异趣，而与陆九渊心学同旨。陈献章在朱学独尊的情势下向陆学逆转，表现出过人的胆识和气魄。

而王守仁（1472-1529）“心学”的出现更是这一根本性转移的鲜明征象。正德三年至五年（1508-1510），王守仁谪居贵州龙场，默坐澄心，始悟“格物致知”之旨，倡导“知行合一”之说，创立了著名的阳明学派，影响极其深远。诚如焦竑（1541-1620）所指出的，王学一出，“闻者霍然如披云雾而睹青天也”⁽²⁵⁾。顾宪成（1550-1612）也说：“当士人桎梏于训诂词章间，骤而闻‘良知’之说，一时心目俱醒，恍若拨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大快！”⁽²⁶⁾王守仁的“致良知”之说，把作为“天理”的“良知”说成就在人们心中，“不假于外求”，这就比朱学“简切明白”，“虽至愚下品，一提便省觉”⁽²⁷⁾；同时把“惟圣人能致”的“良知”本体下降到人人皆有、圣愚皆同的普及地位，所谓“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²⁸⁾。他执著地把学术眼光和文化取向投注到“愚下品”、“愚夫愚妇”的身上，这不正鲜明地体现出学术文化思想的下移趋向吗？

为了推广“心学”思想，王守仁到处创建书院，积极进行社会普及性的讲学实践，讲学的对象上至士大夫，下至平民百姓。于是，正德、嘉靖之际“搢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²⁹⁾，彻底打破了成化、弘治以前学术文化拘于一统、暮气沉沉的僵化局面，形成了学术自由的文化氛围。

一时间王守仁“心学”诸流派甚嚣尘上，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学术文化思潮，后七子的巨魁王世贞（1526-1590）就说：“今天下之好守仁者十之七八”⁽³⁰⁾。尤其是以王艮（1483-1541）、李贽（1527-1602）等为代表的王学左派——泰州学派，对传统的学术文化更造成了摧枯拉朽的结果。王艮在《王心斋语录》中发挥了“百姓日用之道”的古老命题⁽³¹⁾，说：“即事是学，即事是道。人有困于贫而冻馁其身者，则亦失其本而非学也。”⁽³²⁾他明确地把百姓的生存需求提高到“道”的高度加以认识和肯定。李贽也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³³⁾泰州学派扎根于“工商农贾”之中，活动于“佣夫厮养”之间，“坐在利欲胶漆盆中”，倡导“人欲”，反对“天理”，“掀翻天地”，更“非名教之所能羁络”⁽³⁴⁾。从此以后，学术文化再也不像明前期那样由皇家贵族的意旨和风致所绝对支配，而变为随文人阶层的趣味和风尚而转移了。文人阶层取代皇家贵族，成为学术文化领域最为活跃的主角。

几乎与此同时，在文坛上也出现了“坛坫下移”的趋向。清朱彝尊评论明前中期之际文坛的变迁时说：“成、弘间，诗道傍落，杂而多端”，永乐以来由宰辅领导的“白草黄茅，纷芜靡蔓”的台阁体，和理学家“击壤打油，筋斗样子”的性理诗，再也不能继续执文坛的牛耳了⁽³⁵⁾。在弘治、正德年间，李梦阳（1473-1530）、何景明（1483-1521）等文人崛地而起，力图以古代诗文的高格逸调来纠正当时萎弱平庸的文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³⁶⁾。文坛风气为之一变。王世贞为何景明集作序，深有感触地说：“是二君子，挟草莽，倡微言，非有父兄师友之素，而夺天下已向之利而自为德，于乎，难哉！”⁽³⁷⁾清人陈田（1849-1921）总结这一风气转移时也说：“空同（李梦阳）出而异军特起，台阁坛坫，移于郎署”⁽³⁸⁾。明末夏允彝（1596-1645）曾深有见地地将明中后期文坛权力下移与唐、宋时期相比较，说：

唐、宋之时，文章之贵贱操之在上，其权在贤公卿；其起也以多延奖，其合也或贽文以献，挟笔舌权而随其后，殆有如战国纵横士之为者。至国朝而操之在下，其权在能自立；其起也以同声相引重，其成也以悬书示人而人莫之能非。故前之贵于时也以骤，而今之贵于时也必久而后行。⁽³⁹⁾

由此可见，文坛权力的下移与文人摆脱对皇家贵族“贤公卿”的依附而“自立”是相为表里的。

也是从明成化年间开始，社会上愈演愈烈地煽起了“僭越”之风，冲击和突破了传统的封建等级制，与文化权力的下移趋向相互推毂。人们一改明前期“民俗勤俭，不竞浮华”的风俗，追逐着与日俱涨的“去朴从艳，好新慕异”的风潮⁽⁴⁰⁾。在服饰方面，一反明前期质朴、俭薄的习俗，时尚以华美为归趋，从官僚、士子、市民以至乡间百姓，竞相夸耀华美的服饰。冯琦（1558-1603）称：“民间之物力日耗，士人之风尚日奢。鄙淡素为固陋，矜华丽为豪爽。游闻公子，竞高富贵之容；铅椠儒生，亦侈衣冠之美。……通都大邑，比比皆然；即穷僻之乡，且浸淫成俗矣。”⁽⁴¹⁾人们“不以分制，而以财制”⁽⁴²⁾，一旦暴富，就可以逾越等级名分，乃至“倡优服饰侈于贵族”⁽⁴³⁾。在饮食方面，也逐渐从俭素转向丰盛，不仅豪门大族炮凤烹龙，山珍海错，在一般市民中间，也是“惯习娇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⁴⁴⁾。

如前所述，中国古代的文人阶层一直扮演着特殊的社会角色：他们既是平民化的贵族，也是贵族化的平民。在明中后期文化权力下移的时代风会中，文人阶层一方面高攀皇家贵族，连通着深厚博大的历史传统；一方面联系平民百姓，感应着汹涌澎湃的时代新潮。文人阶层处在历史传统与时代新潮的交汇点上，文化权力下移的历史趋向不由自主地把他们推到了领导文化潮流的显要位置。于是，重建有异于贵族文化、适应于时代需求的新型的文化传统，便成为历史赋予明中后期文人阶层的重要职责。

不幸的是，明中后期的文人阶层面临着残酷而严峻的现实政治。正德朝的宦官专政，嘉靖朝的“议礼”大狱，万历朝的张居正（1525-1582）专权和激烈的党争……⁽⁴⁵⁾，所有这些，都一而再、再而三地粉碎了文人阶层更新“治统”、清明政治的希望。万历间汤显祖（1550-1616）便曾深深地慨叹：“上有疾雷，下有崩湍，即不此去，能有几余？”⁽⁴⁶⁾有见于此，他在遂昌知县任满之后，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就毅然决然地投劾归乡了。正是残酷而严峻的现实，促使大批文人纷纷退避出政治疆场，托身于文苑艺坛。文人阶层痛感在政治上难有作为，于是他们建构新型文化传统的政治职责便不期然而然地被置换为一种审美创造行为，新型文化传统的建构被自觉地移位为对新型文体的探求。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情境中，剧坛上熔铸着文人审美精神、渗透着文人审美趣味的传奇戏曲，便逐渐取代了已然趋向贵族化的北曲杂剧和始终保持平民化的南曲戏文，崛起而立，并渐趋成熟。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传奇戏曲是时代的产儿。

然而我们还应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明中后期的文人选中了传奇戏曲，而不是别的艺术样式，来满足文化权力下移的时代需求呢？或者反过来说，传奇戏曲怎样满足了文化权力下移的时代需求？传奇戏曲的兴起有着何种时代意义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拟分别从传奇戏曲的艺术体制、叙事特征和主题模式三方面来做出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