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21世纪初以来的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研究概述
迄2000年代,东南亚的大伯公研究和妈祖研究风潮强劲,其研究成果,在质在量均较前两阶段来得显著。此二位神祇始终受学界青睐,吸引了诸多学者继续对此二位神祇的方方面面提出热烈讨论。其相关研究的成果如下:
(一)大伯公信仰
陈志明《东南亚华人的土地神与圣迹崇拜———特论马来西亚的大伯公》,傅飞岚、林富士主编《遗迹崇拜与圣迹崇拜》,允晨文化,2000年版,第57—84页。
郑志明《客家社会大伯公信仰在东南亚的发展》,陈支平、周雪香主编《华南客家族群追寻与文化印象》,黄山书社,2005年版,第396—416页。
利亮时《新加坡客家信仰习俗:以望海大伯公庙和客家坟山为例》,黄贤强主编《新加坡客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5—217页。
王琛发《从先灵崇拜到民族意象:槟榔屿客家五属大伯公信仰的演变》,王琛发著《马来西亚客家人本土信仰》,吉隆坡:马来西亚客家公会联合会,2007年版,第1—38页。
陈来和主编《福庇众生———槟榔屿本头公巷福德正神庙修复竣工纪念特刊》,槟城:槟榔屿本头公巷福德正神庙,2007年版。
按:此特刊内含《福德正神庙历史渊源》、《庙及其附属神社简介》、《复修发现》等重要参考资料,值得参考。
陈波生主编《百年公德被南邦———望海大伯公庙纪事》,新加坡:新加坡茶阳(大埔)会馆(客家文化研究室)、客属八邑福德祠,2006年7月版。
按:此《纪事》内含《历史渊源》、《(庙宇)建筑特色》、《考古研究》、《客家文化研究》等资料,值得参考。
吕世聪、洪毅瀚著《投桃之报———万山港福德祠历史溯源》,新加坡:石叻学会,2008年3月版。
按:此专题考究内含《万山港福德祠的立庙年代与发展》、《庙宇文化》(包括供奉之众神祇)、《文物的保存概况》等资料,值得参考。
(二)妈祖信仰
苏庆华《大马半岛与新加坡的妈祖崇祀:过去与现在》,李元瑾主编《新马华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2002年版,第411—436页。
郑庭河《民间信仰寺庙转型中的佛教因素:吉隆坡天后宫个案研究》,许运发主编《百年老店要重生:社团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吉隆坡:雪隆海南会馆,2003年版,第55—66页。
苏庆华《从妈祖崇祀到妈祖文化研究》,《妈祖研究学报》[87]第1辑(2004年4月),第18—25页。
李焯然《妈祖文化圈与海外华人的社会和信仰》,《妈祖研究学报》第1辑(2004年4月),第26—32页。
苏庆华《妈祖崇祀的现代性阐释———以吉隆坡天后宫庙会、旅游文化为例》,《妈祖研究学报》第2辑(2005年11月),第44—50页。
林纬毅《万世顺公司与新加坡潮人的妈祖祭祀》,何国忠编《百年回眸———马华社会与政治》,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05年版,第139—153页。
巫秋玉《妈祖信仰与海外闽南人的“神缘”———以新加坡天福宫为例》,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编《华侨华人研究文集———纪念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20周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166页。
徐李颍《在国家与社群之间:新加坡华人庙宇社会功能的转换———以天福宫为例》,林纬毅主编《民间文化与华人社会》,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2006年版,第15—34页。
苏庆华、刘崇汉主编《马来西亚天后宫大观》第一辑,吉隆坡: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妈祖文化研究中心,2007年版。
苏庆华、刘崇汉主编《马来西亚天后宫大观》第二辑,吉隆坡: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妈祖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版。
此阶段的大伯公研究,部分乃受近年来兴起的客家研究所影响,篇目中利亮时、郑志明、王琛发、陈波生之著作,即属此例。而妈祖研究的论文,部分原因乃与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妈祖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并一连主办数届妈祖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有关。另一方面,在湄洲妈祖祖庙与海外妈祖庙宇接触日益频繁,及海外庙宇返回祖庙寻根、进香活动的推波助澜下,顿使妈祖研究成为一门“显学”;历年在学术研讨会上提呈有关妈祖研究的论文数量,也因此显著增加。虽然,类此因“时兴”潮流而大量产生的“应景式”研究成果,有时反而会对有关课题的学术研究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这一点,可从近年来发表于研讨会上某些论文之质量见其端倪。主办学术研讨会之单位,似有必要针对此问题加以检讨和思考。
(三)关于马、新、泰的德教和潮汕体系的善堂
综观21世纪初以来的东南亚德教研究,令人感兴趣的现象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学者对此课题的热衷研究。下举研究德教各篇目,清一色为中国海峡两岸台学者所包揽。至于篇目中列举的两本马来西亚德教会阁《特刊》虽非学术著作,但内中辑入的重要资料,却对马来西亚德教的发展和深化甚有助益,故亦抄录于此供学界参考。
林悟殊《泰国潮人德教信仰考察》,黄挺主编《潮学研究》第12辑,汕头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60页。
陈景熙《1940年代达濠紫濠阁与德教的发展与建构———近代潮汕侨乡与东南亚地区文化互动的个案研究》,赖宏主编《第六届潮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潮州同乡会,2005年版,第304—326页。
郑志明《德教会在东马的传播与发展》,郑志明著《传统宗教的传播》,大元书局,2006年版,第251—275页。
郑志明《德教会在泰国的传播与发展》,郑志明著《传统宗教的传播》,大元书局,2006年版,第277—298页。
冷东《岭南德教在国内外的传播》,赵春晨主编《岭南宗教历史文化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120页。
张新鹰《生于中国、长于海外的德教》,中国宗教学会秘书处编《中国宗教学》第二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第381—395页。
骆清龙主编《槟城德教会紫云阁创阁47周年暨新阁落成纪念特刊》,槟城:槟城德教会紫云阁,2001年版。(内含《紫云启鸾、封鸾、复鸾演变史》[第165—185页]等重要参考资料)特刊编委会《雪隆德教会紫芳阁五拾周年金禧纪念特刊》,吉隆坡:雪隆德教会紫芳阁,2006年版。(内含《马星紫系十八阁简史》、《德教概念与发展》、《乩文摘录》等重要参考资料)
下举各潮汕善堂研究成果当中,除了陆秀玉著《新加坡善堂及其功德仪式研究》乃学位论文及郑会欣讨论泰国善堂的论文外,苏庆华和李志贤在此一阶段发表有关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潮汕体系善堂之研究,填补了过去一直以来被忽略的空缺。李志贤对新加坡潮汕善堂之研究尤为用力,氏近年来穿梭于新、中之间进行了潮汕善堂的田野考察工作,而且自2004年以来每年都发表一篇善堂的研究成果。这一股潮汕体系善堂研究风气,直接或间接地与中国境内潮汕善堂于近年的大规模复兴,以及中国潮学研究学者如饶宗颐、林俊聪、陈春生和黄挺等的带动有关。
郑会欣《恤死、救生、兴学———泰国报德善堂的发展路向及其成功经验》,陈三鹏主编《第三届潮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475—488页。
陆秀玉《新加坡善堂及其功德仪式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论文,2001年。(www.daowen.com)
苏庆华《新、马潮人的宋大峰崇奉与善堂:以南洋同奉善堂为例》,李志贤主编《海外潮人的移民经验》,新加坡: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3年版,第201—212页。
李志贤《新加坡潮人善堂溯源———兼论其在早期移民社会的建构基础》,黄挺主编《潮学研究》第11辑,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270页。
李志贤《新加坡潮人善堂信仰的三元互动模式》,赖宏主编《第六届潮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潮州同乡会,2005年版,第343—379页。
李志贤《宗教仪式、文化认同、商业网络:新加坡潮人善堂信仰与社群的多层面互动》,林纬毅主编《民间文化与华人社会》,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2006年版,第69—98页。
李志贤《柳缘渡人:从宗教仪式看新加坡潮人善堂信仰的文化内涵———以“扶乩”仪式为例》,刘宏主编《海洋亚洲与华人世界之互动》,新加坡:华裔馆、华裔网出版,2007年版,第94—122页。
(四)城隍、九皇及王爷信仰的研究
晚近新加坡韭菜芭城隍庙和马来西亚斗母宫九皇大帝总会所领导的新加坡城隍庙群活动和马国九皇圣宫庙群活动,以及历史悠久的马六甲勇全殿所牵头的五府王爷庙群活动,对该国(和区域)城隍、九皇和王爷信仰圈的形成,无疑起了促进的作用。加上有关庙宇的领导层对学术研究的认同,开启了学界对上述庙宇进行研究和翻阅庙宇史料的方便大门。这些有利因素,使徐李颍和苏庆华的城隍和王爷研究,甚至相关著作出版的赞助得以落实。徐的城隍研究,乃从她以韭菜芭城隍庙作为硕士论文研究对象始其端。其后,她更进一步的以比较新加坡的城隍庙群作为其博士论文研究焦点。[88]徐著《九皇圣迹:后港斗母宫》由新加坡后港斗母宫赞助于2006年出版。徐的另一著作《九十春秋》在韭菜芭城隍庙赞助下于2007年出版,并于同年举办的第一届国际城隍学术研讨会上正式推介。苏庆华的《代天巡狩:勇全殿池王爷与王船》一书,也是在勇全殿的研究和出版经费赞助下,于2005年完成并正式出版者。马来西亚斗母宫九皇大帝总会迄今虽尚未见赞助任何学术研究,但却自2001年起每年出版会讯兼九皇信仰文化研究论文的年刊———《斗讯》,斯举亦为今后的九皇研究提供了参考资料的方便。有了这些宫庙研究的著作和史料,研究者的工作今后肯定要顺畅得多。这些著作和资料汇编的出版,无疑有助于建构和深化现阶段的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研究史由点到线之整体写作。以下所列举者,即为2000年代以来相关神祇及其信仰的学术研究成果:
徐李颍《九十春秋:新加坡韭菜芭城隍庙史记》,新加坡:韭菜芭城隍庙联谊会,2007年版。
孙宏年《越南民间的城隍信仰》,梁志明主编《面向新世纪的中国东南亚学研究:回顾与展望: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第六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70—583页。
Erik Cohen,The Chinese Vegetarian Festival in Phuket:Religion,Ethnicity and Tourism on a Southern Thai Island.Bangkok:White Lotus Press,2001.
徐李颍《九皇圣迹:后港斗母宫》,新加坡:后港斗母宫,2006年版。
陈景熙《潮州北斗九皇崇拜考———“华南、东南亚跨国社会”华人信仰个案研究》,陈景熙著《潮州学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4—360页。
苏庆华《马、新两国的九皇大帝信仰概述》,《香港中文大学道教文化研究中心通讯》第8期(2007年10月),第3—5页。
苏庆华《代天巡狩:勇全殿池王爷与王船》,马六甲:勇全殿,2005年版。
苏庆华《祭祀圈与民间社会:以马六甲勇全殿池王爷与五府王爷为例》,林纬毅主编《民间文化与华人社会》,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2006年版,第134—148页。
(五)关于民间教派
在民间教派宗教研究方面,苏庆华延续1990年的马来半岛一贯道研究,于2003年发表了《马来西亚一贯道的历史及其发展近况》。这里也将一贯道宝光建德单位新加坡道场于2004年出版的仅供内部流通的《宝光建德新加坡道史回顾录1971—2004》,是道场本身总结三十年在新加坡宣化的历史和自我评估实录,是份珍贵的教内史料和文献。
至于对居住森州马口、原籍潮州揭阳的廖声俊(1901—1973)创始的黄老先师慈教的研究,前述朱金涛的《吉隆坡华人寺庙之研究》(1968年硕士论文)已有涉及;日本学者佐佐木宏干发表的《凭灵与道理———马来西亚的黄老先师再论》[89]详论其组织和宗教仪式活动。而苏庆华的《马来西亚华人宗教史概述》的《民俗宗教》章节中也曾对崇祀黄老仙师,遍布在大马半岛的马六甲、森美兰、雪兰莪、霹雳、柔佛各州属的十六间黄老先师慈忠庙群近况加以介绍。[90]黄蕴发表的《一个源自客家区的华人新兴教派———黄老先师慈教》论文,则是将此民间教派放在客家学研究的框架上加以论述的。学界对这一创立于1957年的马来西亚新兴教派宗教,到目前为止尚未予以较多的重视。
苏庆华《马来西亚一贯道的历史及其发展近况》,《台湾宗教研究通讯》第5期(李世瑜先生八秩荣庆专刊[上册]),2003年3月,第99—112页。
天国文宣工作室编著《春风化雨三十年———宝光建德新加坡道史回顾录1971—2004》,新加坡:宝光建德道场(仅供内部流通),2004年版。
黄蕴《一个源自客家区的华人新兴教派———黄老先师慈教》,林金树主编《从“客人”到马来西亚客家人:第二届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马来西亚客家学研究会,2006年版,第199—218页。
(六)关于印尼孔教和东南亚郑和研究
印尼的孔教与新、马一带于19世纪末期“儒教复兴运动”中的“孔教”有着明显的差异。[91]诚如梁元生指出:“甲午战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党人,以尊孔崇儒为号召,风靡一时,影响所及,遍于海内外。保种保教的思想以及建孔庙。设学堂的呼吁,在华人社会中引起很大的反响。新加坡的孔教运动,也就在这时候开始的。当时新加坡著名诗人邱菽园和社会领袖林文庆,便是这个运动的倡导者。”[92]邱、林等“集会结社、捐资献地,同游演说,使崇儒尊孔之风遍及南洋”。更贴切地说,新、马19世纪末期的“儒教复兴运动”当以“儒学”名之,以便与印尼的孔教区分开来。
印尼的孔教虽有百余年的历史,但在20世纪前尚未形成一种运动。直至20世纪初,孔教才在爪哇迅速发展。第一个宣扬孔教的组织成立于1900年的中华会馆,它旨在改善华人风俗习惯,使之与圣人孔子的原则相配合;同时也增进华人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知识。中华会馆成功利用孔子学说改革了当时具有浓重土著及伊斯兰教色彩的华人婚丧习俗,也为华人创立了以孔子学说为中心的“华人宗教”。此教的教主,即孔子本人。[93]印尼孔教在1965年被苏加诺总统当成土生华人的宗教,并承认其为印尼六大宗教之一。但严格意义上的印尼孔教(Agama Khonghucu Indonesia)却产生在1967年以后孔教的被制度化,且有相当严密的组织。如:孔教的教堂叫“礼堂”,也称孔庙,礼堂内的祭坛设立了孔子的塑像或图像供人祭拜。礼堂由长老或孔教传教士主管。传教士共分三个等级,即:学师(Haksu)、文士(Bun Su)和教生(Kauw Seng)。孔子是孔教的“先知”(Nabi),孔子的上帝是“天”(Tian),而孔教的圣书是四书五经(Su Si或Kitab Yang Empat)。[94]
廖建裕和Charles A.Coppel两人,乃长期研究印尼孔教的学者。下列篇目,是他们研究印尼孔教的重要著作:
廖建裕《孔教在印尼》,廖建裕著《印尼华人:文化与社会》,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3年版,第82—110页。
廖建裕《现阶段的印尼孔教》,廖建裕著《现阶段的印尼华人族群》,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2002年,第47—64页。
Charles A.Coppel,“Khong Kauw:Confucian Religion in Indonesia”,Studying Ethnic Chinese in Indonesia,Singapore:Singapore Society of Asian Studies,2002,pp.228 242.
Charles A.Coppel,“Contemporary Confucianism in Indonesia”,Studying Ethnic Chinese in Indonesia,Singapore:Singapore Society of Asian Studies,2002,pp.243 255.
Charles A.Coppel,“The Origins of Confucianism as an Organised Religion in Java,1900 1923”,Studying Ethnic Chinese in Indonesia,Singapore:Singapore Society of Asian Studies,2002,pp.256 278.
另一方面,明代的三保太监郑和被东南亚华人神化为三保公(一作三宝公),并立“三保庙”以崇祀之。东南亚流传许多有关三保公的神话故事,迄今仍为当地人民津津乐道。伴随着2005年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纪念系列活动的热烈展开,为推崇郑和下西洋的丰功伟绩而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也在中国、新、马各地区隆重举行。以下数篇有关郑和的学术性研究文章均发表于2005年之前,以之与2005年间“郑和热”时期所发表的郑和研究论文相较,或者会有另一番感观和体会。
孔远志《从东南亚三保庙的实地考察看华人的文化适应》,吴文焕编《华人的文化适应和文化改造》,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2000年版,第53—62页。
孔远志《马来西亚的三保山与华人》,孔远志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化探析》,南岛出版社,2000年版,第374—384页。
安焕然《先人的足迹———郑和在马来西亚的史实与神化》,陈信雄、陈玉女主编《郑和下西洋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稻乡出版社,2003年版,第295—322页。
苏庆华《郑和庙在马来西亚及其传说故事》,《马新华人研究———苏庆华论文选集》,吉隆坡:马来西亚创价学会,2004年版,第155—184页。
苏庆华《有关郑和研究的参考资料》,《马新华人研究———苏庆华论文选集》,吉隆坡:马来西亚创价学会,2004年版,第331—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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