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研究概述

此一阶段的东南亚华人宗教研究内容，除延续1970年代所开展的大伯公、妈祖研究外，还开拓了德教会、善堂、九皇信仰、王爷信仰、灵媒、教派宗教、印尼孔教和华人宗教等研究。

（一）大伯公和天后（妈祖）研究

在华人民间宗教研究的课题当中，颇引人注目的乃大伯公和妈祖研究的延续。唯研讨此二位神祇的“阵地”已不再出现在《南洋学报》，而是于1980年创刊的《文道月刊》上（仅见两篇而已）；其他则散见于学术期刊或辑入论文集里。再则，便是苏庆华完成于1987年和赖世昭完成于1995年的妈祖研究学位论文。^[48]而这一阶段的作者群，也扩大到马、新、泰、菲、中国台湾等地区，论文目录如下：

黄尧《三位一体的神：大伯公、拿督公、土地公》，《文道月刊》^[49]［1981年］，13期，第16—21页。

张少宽《大伯公、拿督公、土地公关系的商榷》，《文道月刊》［1982年］，16期，第14—19页。

房年胜《从永安亭碑记追溯诗巫大伯公庙的历史》，饶尚东、田英成主编《砂劳越华族研究论文集》，诗巫：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1992年版，第136—192页。

刘丽芳《本头公》，《泰中学刊》，1994年，第734—737页。

庄钦永《“妈祖婆生日之论”附1832—1842年新加坡华文出版物一览表》，庄钦永著《新加坡华人史论丛》，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年版，第62—77页。

洪玉华《宗教的融合———描东岸的妈祖和Kaysasay》，《融合———菲律宾华人》，马尼拉：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1990年版，第235—240页。

Soo Khin Wah苏庆华，“The Cult of Mazu in Peninsular Malaysia”，Tan Chee‐Beng（ed．）The Preservation＆Adaptation of Tradition：Studies of Chinese Religious Expression in Southeast Asia，Contributions to Southeast Asian Ethnography，No．9 December，1990，pp．29 51。

苏庆华《1986—1991年间中国大陆出版有关妈祖研究专籍及论文叙录》，（新加坡）《亚洲文化》，^[50]16期（1992年6月），第207—215页。

张珣《星洲与台湾妈祖信仰初步比较》，财团法人北港朝天宫董事会、台湾省文献会委员会编《妈祖信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云林县：财团法人北港朝天宫董事会、台湾省文献会委员会，1997年版，第169—185页。

值得一提的是，上举妈祖研究论文当中，庄钦永撰写的《妈祖婆生日之论》一文乃非一般妈祖之研究；其内容颇出人意表、亦丰富了我们对“非主流”妈祖信仰资料的认识。庄氏于文中介绍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一本名为《妈祖婆生日之论》的小册子。册子只有五页、十面，全文约两千两百三十言，编纂者“志明”即“尚德”。册子封扉左下侧有“新加坡书院藏板”字样，但无注明出版或印刷年月。庄氏据《英国伦敦布道会月讯》1841年8月号报道指出：“该会在新加坡的负责人施敦力约翰（John Stronach，1810—1888）曾于1841年4月20日新加坡举行妈祖婆诞辰妆艺大游行时，沿街分派这本小册子。当时南下南洋谋生的中国人都流行拜妈祖婆，以求其保佑一帆风顺。尚德便写了这本小册子从各方面驳斥妈祖神话故事中的许多矛盾，企图证明妈祖并非甚么神通广大的神明，如果那位真神（即尚德所相信的上帝）想处罚一个人，连妈祖也救不了他。这也是为甚么尚德在小册子封扉右端引孔子《论语》中的一句话：‘子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的原因。”^[51]这本小册到底对妈祖信众产生多大的影响？我们无从知悉。但从另一侧面却可以想见当日的新加坡华人社会热衷于妈祖崇祀和举行大规模神辇游行的宗教性活动，以至教会的传教士要专门撰写和向民众派发这本反驳妈祖信仰的小册子。

菲律宾洪玉华的《宗教的融合———描东岸的妈祖和Kaysasay》论文讨论了在马尼拉120公里以南的城市Batangas的“妈祖天后宫”内供奉了一座1603年由一名渔夫从海中拾到的水流Kaysasay圣母玛丽亚塑像。此圣母像被当地人视为妈祖化身而加以祭祀。妈祖庆典当天，罗马天主教神父甚至受邀在天后宫庙前主持宗教仪式。菲律宾华人民间宗教与当地盛行的罗马天主教如此紧密融合的情况，令一般人颇难想象。但类此例子，却实实在在地展现我们眼前。作为研究者，我们似更应该对东南亚特定国情和信仰环境下的各国华人民间信仰有所认识；掌握更多（包括“另类”的）相关史料，以便从不同的视角理解和解读个别国家民间宗教的内涵及其对当地华人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二）德教和潮汕善堂的研究

源自广东潮阳名叫“德教”的宗教组织，1950年代传入新加坡和马来亚。第一所紫系德教会阁———紫新阁于1952年在新加坡成立。其后，在神明的乩示下，马六甲的紫昌阁、芭株巴辖的紫英阁、槟城的紫云阁和怡保的紫明阁均于1954年成立。接着，雪兰莪的紫芳阁、安顺的紫逢阁和麻坡利丰港的紫光阁相继成立于1955年和1956年。与此同时，另一源自本地崇祀济公活佛的第一所“济系”会阁———济德阁于1952年成立。此外，相继于1953年至1956年间成立的有：新加坡的济云阁、麻坡的济新阁、雪兰莪的济仙阁及霹雳十八丁的济雄阁。前述以孚佑大帝（吕祖）为崇祀中心的紫系德教会更于1956年成立“南洋德教总会”，其成员包括新、马的“紫系”十八阁。^[52]另一方面，以赞化阁（成立于1957年）为母体的赞化系十一会阁于1967年成立了“德教联谊会”，以便促进赞化系阁之团结和协调彼此间的活动。而上述成立于新加坡的“南洋德教总会”则于1970年代初一分为二，由马来西亚紫系会阁单独成立“马来西亚德教联合会”（简称“德联”）。至于济系，则迟至1982年6月始举办第一届“济阙联欢”，旨在促进团结，协调友阁之活动，及讨论德教事务。^[53]

造成1970年代马来西亚德教“分化”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与各会阁对扶乩问题的看法不一致有关。^[54]其后，在德教领袖拿督刘玉波领导的“德教联总促进圆融委员会”之奔走和努力下，成功召集了国内各系的65会阁加入“马来西亚德教联合总会”（1987年改称此名）。1990年代，在圆融的大前提下，马来西亚德教联合总会更上层楼，通过联谊形式把世界各国的德教组织联系在一起，并轮流举行“世界德教敦谊圆融大会”。^[55]

德教宣扬五教同宗，奉关帝圣君（关羽）为“玉皇大天尊”，统领由五教教主和诸佛仙真组成的天界“德德社”。其宗旨乃崇奉德德社诸佛仙尊，笃志为善及以慈善济世。德友们在修持方面遵守“七大信条”和“十章八德”。^[56]

台湾学者李亦园于1968年在柔佛州麻坡镇进行社会学调查研究时，就曾经对成立于1954年的当地德教会———“济新阁”的组织和活动进行过问卷调查和个案田野研究。其研究成果呈现于所著《一个移植的市镇———马来西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第8章“麻坡华人的宗教生活”。^[57]李亦园于本章中所论及者篇幅并不长，但却是最早发表的马来西亚德教学术性考察报告，弥足珍贵。其后，日本学者吉原和南（Yoshihara Kazuo）、野口铁郎（Noguchi Tetsuro）以及马来西亚学者郑良树、陈志明亦发表了有关新、马的德教研究成果。为了方便讨论，兹将有关篇目罗列于下：

吉原和南《华人社会的民众宗教———香港潮州人社会的德教》，Skukyo Shakaigaku Kenkyukai编《现代宗教的视角》，日本：雄山阁刊，昭和五十三年（1978），第194—209页。

郑良树《德教的草创与南播》，郑良树著《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文化论丛》（卷一），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学会，1982年版，第27—38页。

郑良树《德教的教义和师尊》，郑良树著《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文化论丛》（卷一），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学会，1982年版，第39—54页。

野口铁郎《东南亚流传的两个中国人宗教》，酒井忠夫（Sakai Tadao）编《东南亚华人文化与文化摩擦》，^[58]日本：严南堂书店，昭和五十八年（1983）版，第263—319页。刘天祥中译文，刊《民间宗教》第2辑（1996年12月），南天书局，第51—91页。

Tan Chee‐Beng，The Development＆Distribution of Dejiao Associations in Malaysia＆Singapore：A Study on a Chinese Religious Organization．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85．

陈志明著、苏庆华译《马新德教会之发展及其分布研究》（中文版），吉隆坡：代理员文摘（马）有限公司，1991年版。

需要说明的是：《马新德教会之发展及其分布研究》（The Development＆Distribution of Dejiao Associations in Malaysia＆SingaporeA Study on a Chinese Religious Organization）乃陈志明于1980年至1983年间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两国德教会进行实地考察后完成的第一部有系统的马、新两国德教会研究专著。该书于1985年由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出版。六年后，由苏庆华中译并加以出版。这本著作，成为了研究新、马德教必读的参考书。但有关德教早期的历史尚有许多空洞须填补；其发展近况亦有待进一步跟进和研究。中国年轻学者陈景熙目前正朝此方向努力，近年来他穿梭于中、新、泰之间辛勤的进行田野研究工作。

相对于德教而言，马、新、泰的善堂研究一直以来受到冷落。这固然与善堂、善社，特别是潮汕善堂在过去研究鲜有人涉及有关。^[59]自1984年以来研究明、清慈善组织的台湾学者梁其姿，把研究焦点放在江南一带；对类型较接近潮汕善堂的施棺助葬会及综合性善堂，注意得比较少。^[60]日本学者夫马进（Fuma Susumu）著的《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61]的焦点，亦放在江南明末、清初的善堂善社。中国学者徐苑指出：“善堂的产生及其附属仪式并非潮汕人的独特发明，而是伴随着明清时期善堂善会大量产生的全国性潮流相应而生。但就中国大陆而言，当今的善堂善社这种组织形式却仅仅在潮汕地区获得大规模的复兴，并联成网络，在当地被认为专属于潮汕人的独特传统，成为潮汕人自我认同的重要内容之一。”^[62]徐氏还指出，“自清中、后期至今，经历了若干次的历史大变迁，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政府破除迷信运动，40年代潮汕的沦陷，1949后‘破四旧’以及文化大革命”，^[63]潮汕善堂因此而深受影响，导致这方面的研究和出版较晚期才出现。

虽然，散播海外的潮汕善堂却得以在当地开支散叶的持续发展。改革开放后，在海外潮汕体系善堂的推动下，倒反过来对中国境内的潮汕善堂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例如：创建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潮安县浮洋大吴修德善堂养心社，几经沧桑，于新中国成立停办。伴随着改革开放后的大潮，在其海外分堂———新加坡修德善堂养心社及同德善堂念心社的资助和海内外各善堂支持下，于1983年兴工动土、重修堂宇，翌年落成剪彩开幕。其后，大吴修德善堂养心社复于2002年大事庆祝创立百周年纪念，并出版了图文并茂的《大吴修德善堂养心社创立百周年庆典纪念特刊》。^[64]

林悟殊针对泰国潮汕善堂指出：“潮人之大锋^[65]崇祀，始于南宋，盛行于清末民初，而其正式入传泰国、坛设暹京的时间，则在清末。潮汕地区善堂自来以收尸埋瘗为主要事务。每当瘟疫流行，或其他天灾人祸连起、死亡枕藉时，善堂便也纷纷应运而生。清代民间既把大锋祖师作为有祷必应的神明来崇拜，那么善堂借助他名号来号召、宣传和鼓励善行，甚至将原来与祖师无关的收尸之善行也附会到他身上，（亦）属情理中事。”^[66]遵循宋大峰和诸佛仙尊的乩谕，善堂得以开展施医赠药、施棺赠葬、救灾济难等善举。泰国报德善堂在过去，尤以收尸埋瘗为主要事务，深受人民敬重。1970年代，营建现代化华侨医院；1980年代初创立华侨学院；1990年代初更创建了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为当地社会作出巨大贡献。

在新、马的宋大锋崇拜道场，多为潮人所建的善堂、善社。^[67]彭松涛于其所编《新加坡全国社团大观》中，针对新、马潮汕善堂的特色指出：“善堂之组织传自潮州，故各善堂几乎都是潮人团体，但在慈善救济工作上却不分籍贯，甚至不分种族，此其最可取之处。各善堂均奉祀神、佛以及宋大锋祖师。平时主要活动为颂经礼佛、超度亡魂、施医赠药、赈灾济贫，兼及一切慈善公益事业，故不但为宗教团体，亦属慈善机构也。”^[68]

有关东南亚潮汕善堂的研究成果，始见于1990年代。时寄寓泰国曼谷的中国学者林悟殊有感于大峰崇拜及泰国报德善堂对泰国华人的深远影响，乃披寻文献、走访耆老，撰写和出版了下列数篇泰国大峰祖师崇拜的论文和专书一部，可谓开海外潮汕善堂研究风气之先。

林悟殊《泰国大峰祖师崇拜与华侨报德善堂研究》，淑馨出版社，1996年版。

林悟殊《泰国大峰祖师崇拜述略》，《民间宗教》第2辑，南天书局，1996 年12月，第1—17页。

林悟殊《潮汕善堂文化及其初入泰国考略》，《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2期（总第32期），第82—97页。

紧跟着林悟殊善堂研究的出版，中国大陆方面也于1998年及2002年出版了林俊聪编著的《潮汕庙堂》^[69]和马希民、陈云主编的《潮汕善堂大观》^[70]这两本颇具参考价值的书籍。这些书刊的出版，无疑对1990年代以后的潮汕善堂研究起了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

（三）九皇信仰研究

有关东南亚九皇信仰来源的传说，历来众说纷纭。^[71]马来西亚九皇庙宇最早期的香火据称均传自泰国，例如：吉隆坡安邦南天宫的香火传自宋卡，槟城香港巷九皇大爷的香火传自通扣（Tong Kah），而太平古武庙的香火则传自普吉岛的内杼县（Kathoo District）。^[72]其后，“数十年前，有些九皇爷的香火乃由太平而引至北马之吉礁，再由吉礁传入东海岸的吉兰丹”。^[73]这支自国内九皇爷庙分香，并跨州立庙形成的九皇爷庙群，显示其本土化的倾向。

根据周福堂分别于1984年与1990年进行的两次调查显示：东南亚的泰、马、新三国的斗母宫或九皇大帝庙宇的数量如下：

东南亚泰、马、新三国斗母宫九皇大帝庙数量统计表^[74]单位：间

迄2006年，我国的斗母宫庙宇大约有约一百间之数。“马来西亚斗母宫九皇大帝总会”于1998年8月13日正式成立。据该总会出版之《斗讯》^[75]第六期（2006年3月）所刊布的总会会员暨友宫庙宇通讯录资料统计，马来西亚现有的斗母宫／九皇大帝庙数量已达74间（比较1990年的50间）。其中，45间已加入成为总会会员。

在新加坡方面，徐李颍于《后港斗母宫》一书“出巡”篇指出：此举“是九皇爷庙宇之间的互访活动，也是九皇信仰圈借以扩大范围、加强联络的行为”。她于同书中“（2005年）九皇大帝出巡路线”（农历九月初四日）页，共列出出巡途经的12间宫庙名字和时间。^[76]较之1990年的8间，则新加坡于晚近15年间又增加了4间九皇爷庙。

马来西亚斗母宫九皇庙群在九皇大帝总会的规划下，自1998年开始由各地九皇庙每年轮值出任掌玺^[77]圣宫负责筹办全国代表大会，并举办盛大联谊素宴招待出席盛会的各地友宫代表。这一发展趋势，使九皇庙群已然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宗教力量。在这之前的1980年代，已有学者对此信仰感兴趣并举行学术研究。对扶乩、灵媒和民俗医疗向来有研究的西方学者Ruth‐Inge Heinze和我国学者周福堂（Cheu Hock Tong）几乎在1980年代初同一时期分别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进行了此课题的田野研究。周氏于1982年完成其题目为《马来西亚九皇乩童信仰分析研究》的博士论文，考取美国康乃尔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78]其后，周氏于1988年和1993年相继出版了以下的专著和论文：

Ruth‐Inge Heinze，The Nine Imperial Gods in Singapore（新加坡的九皇信仰），Asian Folklore Studies，40［1981］：151 171．

Cheu Hock Tong，The Nine Emperor GodsA Study of Chinese Spirit‐Medium Cults．Singapore．Kuala Lumpur：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1988．

Cheu Hock Tong，The Festival of the Nine Emperor Gods in Peninsular Malaysia＆Southeast Asia，Cheu Hock Tong（ed．）Studies on the Chinese Religion in Malaysia，Singapore and IndonesiaChinese Beliefs＆Practices in Southeast Asia．Kuala Lumpur：Pleanduk Publications，1993，pp．20 27．

（四）灵媒研究

有关马、新两国的灵媒研究，早在1955年Alan J．A．Elliott已出版其专著。是书迄今仍为此方面研究的最佳专书。其后，于1983年至1986年间，尚见以下数篇以英语撰写的灵媒研究论文。Ruth‐Inge Heinze更于1988年出版一本题目为《今日东南亚的灵媒和民俗医疗》的专书。进入21世纪，白晋（Jean DeBernardi）的《槟城华人宗教和灵媒研究》为此方面的研究带来了详尽的槟城灵媒个案研究，此书的出版，对今后深化灵媒课题的研究，作出了新贡献。

Ju Shi Huey，Chinese Spirit Mediums in Singapore：An Ethnographic Study，Contributions to Southeast Asian Ethnography，No．2，August 1983．pp．3 48．(www.daowen.com)

Choong Ket Che，Chinese Divination，Contributions to Southeast Asian Ethnography，No．2，August 1983．pp．49 97．

Ruth‐Inge Heinze，Automatic Writing in Singapore，Contributions to Southeast Asian Ethnography，No．2，August 1983．pp．146 160．

Raymond L．M．Lee，“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Chinese spirit Mediumship in Urban Malaysia”．Bijdragen 142，No．2 and 3［1986］：198 214．

Ruth‐Inge Heinze，Trance and Healing in Southeast Asia Today．Bangkok＆Berkeley：White Lotus＆Independent Scholars of Asia，1988．

Jean DeBernardi，The Way That Lives in the HeartChinese Popular Religion and Spirit Mediums in Penang，Malaysia，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五）民间教派研究

对于诸民间教派的研究，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中也占有一定位置，尤其是关于斋堂方面，正如朱金涛所指出：“Majorie Topley那篇关于星洲华人斋堂的文章，^[79]对于斋堂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地理环境，分析得很详尽”，^[80]是研究马、新妇女斋堂很好的参考。由于斋堂和先天道有着密切的关联，Majorie Topley的斋堂研究很自然的延伸到先天道研究。氏于1957年发表的《马来亚的先天大道：一个半秘密的宗教》^[81]论文和稍后完成的《新加坡妇女斋堂的组织和社会功能》博士论文，^[82]以及发表于1963年的《先天大道研究》^[83]论文更是研究斋堂和先天道研究的开山之作和重要参考。

其后，这方面的东南亚华人民间教派宗教研究似乎沉静下来。一方面，由于这些教派宗教本身在后继无人的情况下没落了；另一方面这些教派宗教的门户似乎变得比以前更“封闭”而鲜为人所知，更不必说让人进行学术研究了。虽然，自1990年代以来，还是有一些学者想方设法让自己“跻身”进入这些教派宗教的道场，以进行有关课题的学术研究。这里所列举的，除了Richard Fox Young那篇有关新加坡世界红卍字会（道院）之研究发表于1990年外，其余各篇都是有关海外一贯道道场之研究。苏庆华于1997年向加拿大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提交的《大马半岛的一贯道及其发展研究》博士论文，乃第一篇有关马来半岛一贯道历史和道场的详尽研究。为了方便参考，兹将论文篇目抄列于下：

Richard Fox Young，Pavilioned in Splendour：Interregional＆Intra‐sectarian Dynamics in a Singaporean Planchette Society，Contributions to Southeast Asian Ethnography，No．9［1990］，pp．125 141．

按：此文乃有关新加坡世界红卍字会（道院）之研究。

Iem Brown，Agama Buddha Maitreya：A Modern Buddhist Sect in Indonesia，Contributions to Southeast Asian Ethnography，No．9 ［1990］，pp．112 124．

按：此文乃有关印尼一个一贯道主要支派（当地称“弥勒佛教”）之个案研究。

戴润娣《西马的一贯道：同德堂个案研究》，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学士荣誉学位毕业论文，1994年。

苏庆华《现阶段的一贯道研究———以马来西亚为例》，杨松年、王康鼎合编《东南亚华人文学与文化》，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年，第309—331页。

宋光宇《汉唐文化传九州：一贯道的海外的传播》，宋光宇著《天道传灯：一贯道与现代社会》下册，王启明，1996年版，第423—490页。

Soo Khin Wah（苏庆华），“A Study of the I‐Kuan Tao（Unity Sect）and Its Development in Peninsular Malaysia”，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1997．

（六）余论

此一时期也开始出现从宏观角度撰写的各国和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综论性的学术文章，显示学者们在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研究史料的掌握上和华人宗教整体性的宏观理上似解较前期来得较纯熟和有自信。虽然，此阶段取得的成就，尚有许多可改进之处。兹将此一时期发表的综论性研究成果罗列如下：

Tan Chee‐Beng（陈志明），Chinese Religion in Malaysia：A General View，Asian Folklore Studies 42（2）［1983］：217 252．

（新）邱新民著《新加坡宗教文化》，新加坡：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出版部，1982年版。（第4章“新加坡华族之宗教思想渊源”，第190—8页；第5章“新加坡华族的宗教及其习尚”，第269—382页）

骆静山《大马半岛华人宗教的今昔》，林水豪、骆静山主编《马来西亚华人史》，吉隆坡：马来西亚留台联总，1984年版，第409—449页。

骆静山《华人宗教与华人社会》，骆静山编《宗教与礼俗论集》，雪兰莪中华大会堂，1985年版，第193—204页。

苏庆华《华人传统节令与马华文化》，骆静山编《宗教与礼俗论集》，雪兰莪中华大会堂，1985年版，第153—169页。

苏庆华《马来西亚华人宗教史概述》，林水豪等主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三册，吉隆坡：华总，1998年，第419—468页。

詹冠群《新马华人神庙初探》，《海交史研究》1998年第1期（总第33期），第19—26页。

Tan Chee‐Beng，Chinese Religion and Local Chinese Communities in Malaysia，Contribution to Southeast Asian Ethnography，No．9（1990），pp．5 27．

Tan Chee‐Beng，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 in Southeast Asia：Some Views，Leo Suryadinata（eds．）Southeast Asian ChineseThe Social‐Cultural Dimension．Singapore：Times Academic Press，1995，pp．139 165．

与此同时，对个别神祇和社区华人民间宗教信仰的研究成果在质和量方面也有较显著的提升。陈志明对吉兰丹东北部的土生华人及其宗教进行了田野研究。苏伟妮对雪兰莪州的巴生市镇华人家庭神祇祭祀和宗教活动进行了问卷调查和研究。苏庆华对大马半岛的妈祖崇祀进行宏观的论述，以及通过相关碑刻文探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敬惜字纸”的习俗。值得一提的是：老报人温故知出版的《仙师爷与四师爷庙》一书，致力于挖掘被神化的两位历史人物———甲必丹盛明利及甲必丹叶亚来麾下将领、精通武术与岐黄之学的钟来。^[84]前者死后被尊奉为“仙师爷”；后者则被尊奉为“四师爷”。甲必丹叶亚来于1864年由森美兰州芙蓉迎其神位至吉隆坡，并建了仙四师爷庙将二人合祀。后来借由分香立庙，才逐渐形成11所分布马来半岛五个州属崇祀“仙（四）师爷”的庙群。^[85]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些庙宇所处之地大多与当日的锡矿场有关，显示仙师爷、四师爷作为矿场守护神的崇高地位。有感于这两位渐被隐没的具本土特色的神祇，温故知用了四年多时间搜集资料，进行调查和写作，才完成此部厚达285页的报道性著作。事实上，结合此具本地特色的神祇和马来半岛采矿活动历之考察，将有助于构建更完整的早期华人民间宗教信仰精神原貌和早期侨民社会史。惜该书出版二十余年后尚未受到学界的重视，继而研究的成果有：

Tan Chee‐Beng（陈志明），“Peranakan Chinese in Northeast Kelanta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inese Religion”，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55（1）［1982］：26 52．^[86]

Soh Wei Nee（苏伟妮），“Chinese Domestic Worship in Klang，Selangor”．Research Report No．1，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alaya，1985．

Soo Khin Wah，“The Cult of Mazu in Peninsular Malaysia”，Tan Chee‐Beng（ed．）The Preservation＆Adaptation of Tradition：Studies of Chinese Religious Expression in Southeast Asia，Contributions to Southeast Asian Ethnography，No．9 December，1990，pp．29 51．

温故知（庄之明）《仙师爷与四师爷庙》，吉隆坡：辉煌出版社，1987年版。

苏庆华《有关“敬惜字纸”的习俗和碑刻文》，《文海》创刊号（1998年5月），诗巫：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第14—17页。

其余有关各国华人民间宗教研究论文，在内容方面有涉及印尼孔教研究、中元普度及王爷和王舡信仰等。兹将有关篇目抄列于下：

廖建裕《孔教在印尼》，廖建裕著《印尼华人：文化与社会》，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3年版，第82—110页。

渡边欣雄（Watanabe Yoshio），周星译《马来西亚槟城岛的中元节———福建系华人的宗教礼仪》（第三章），《汉族的民俗宗教：社会人类学的研究》（社会人类学论丛第9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231页。

苏庆华《从两份史料看马六甲王舡游行庆典的盛况》，《民间宗教》第2辑，1996年，第315—320页。

至于1980年代至1990年代有关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研究的学位论文，不论量方面抑或内容种类方面较前阶段均见显著的进展。兹将作者及其学位论文题目抄录于下：

程丽仙《槟城华人庙宇———广福宫之研究》，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学士（荣誉学位）论文，1982年。

周福堂于1982年向美国康乃尔大学人类学系提交的博士论文题目是《马来西亚九皇爷灵媒信仰的分析》（An Analysis of the Nine Emperor Gods Spirit‐Medium Cult in Malaysia）。

苏庆华《大马半岛妈祖崇祀研究》（A Study on the Cult of Mazu in Peninsular Malaysia），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硕士论文，1987年。

刘丽芳《新加坡与曼谷华人宗教信仰及祭祀文化比较》，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论文，1989年。

陈瑞标《柔佛州麻坡县巴力温那南亭寺善财爷公庙：一个个案研究》，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学士毕业论文，1991年。

汪锦荣《槟城州农历七月普度盛会研究》，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学士毕业论文，1992年。

王莲珠《华人宗教祭祀所采用的神纸料》，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学士毕业论文，1994／1995年。

戴润娣《西马的一贯道：同德堂个案研究》，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学士毕业论文，1994年。

赖世昭《新加坡华人的天后信仰》，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学士毕业论文，1995年。

Soo Khin Wah，“A Study of the I‐Kuan Tao（Unity Sect）and Its Development in Peninsular Malaysia”，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