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概述

（一）20世纪四五十年代初期的东南亚民间宗教研究概述

如前所述，在被称为“文化沙漠”的新、马一带，所幸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曾有过一批人默默地从事东南亚史的研究工作。他们组织成立了纯粹搞学术研究工作的民间团体———南洋学会，并随即出版了学术期刊《南洋学报》，为东南亚华人研究作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此之前没有人进行过类似的研究工作。但无可讳言的事实便是：有关研究仅属个别人士因兴趣而进行者；其成果在质与量方面，亦大多数未具严格学术要求之水平。

南洋学会于1940年的创立，为本区域东南亚学术研究带来了新气象。其成员阵容包括了：新、马学术界人士韩槐准（1892—1970）、许云樵（1905—1981）^[18]、陈育崧（1903—1984）、许苏吾（1908—1988）、刘子政（1931—2002）等人，还有中国的刘士木（1889—1952）、张礼千（1897—1954）、姚楠（1912—1996）、李长傅（1899—1966）、朱杰勤（1913—1990）诸前辈学者。人才辈出，可谓一时之选。唯当时的东南亚研究内容，涉及华人民间宗教研究者只限于下列篇目：

关楚朴《谈谈大伯公》，《星洲日报半月刊》，1939年第2期。

韩槐准《大伯公之研究》，《星洲日报》，1939年12月9日。

韩槐准《大伯公考》，《南洋学报》^[19]［1940年12月］，1卷2辑，第18—26页。

韩槐准《大伯公研究补遗》，《光华日报》，1950年5月13日。

韩槐准《大伯公赘谈》，《星期六》周刊^[20]，1951年9月29日。

许云樵《大伯公、二伯公与本头公》，《南洋学报》［1951年11月］，7卷2辑，第6—10页。

许云樵《再谈大伯公研究》，《南洋学报》［1952年12月］，8卷2辑，第19—24页。

许云樵《大伯公为吴泰伯说的由来》，《南洋学报》［1956年］，12卷2辑，第32—33页。

卫聚贤《中国古代与南洋的关系》，《南国少年》［1940年］，第2号。

卫聚贤《大伯公、二伯公考》，《星岛周报》［1952年3月］，1卷17期。

卫聚贤《二伯公有无说》，《南洋学报》［1952年12月］，8卷2辑，第25—26页。

饶宗颐《谈伯公》，《南洋学报》［1952年12月］，8卷2辑，第27—28页。

邝国祥《三谈海珠屿大伯公》，《光华日报》，1950年5月28日。

邝国祥《槟榔屿海珠屿与大伯公》，《南洋学报》［1957年6月］，13卷1辑，第53—58页。

陈育崧《Tokong考》，《南洋学报》［1951年11月］，7卷2辑，第38—40页。

大伯公^[21]是东南亚，尤其是新、马华人社会特有的神祇，流传甚古，被普遍的奉祀。但其来历如何，却颇不清楚。20世纪四五十年代初期，南洋的学者曾经热烈讨论过，甚至进行了学术论战。^[22]这场论战的肇始者乃关楚朴和韩槐准二人：关楚朴的《谈谈大伯公》刊载于《星洲日报半月刊》（1939年第2期）；韩槐准的《大伯公之研究》则刊载于《星洲日报》（1939年12月9日）。有关文章的水平如何？由于找不到原文，我们无从评论。(www.daowen.com)

紧跟着上述二文，韩槐准又于1940年12月在《南洋学报》^[23]第1卷第2辑（第18—26页）发表了《大伯公考》一文。韩氏认为：马来语Tokong即大伯公；又因Tokong音同“都公”，臆断大伯公为《东西洋考》卷九“祭祀”条所载之“都公”及《诸蕃志》卷下“海南”条之舶主“都纲”。考古学者卫聚贤则于1940年在《南国少年》第2号发表《中国古代与南洋的关系》一文，文中第一次提出“大伯公便是吴太伯”之说。

稍后，韩槐准又意犹未尽地在《光华日报》（1950年5月13日）发表其文章———《大伯公研究补遗》。结果引来了邝国祥于同一报章（《光华日报》1950年5月28日）发表《三谈海珠屿大伯公》，^[24]与韩槐准展开论战。邝氏于文中指陈：“（南洋的）大伯公（当）为国内客家区域的伯公（即客家的土地神）之演变。”而韩槐准又于《星期六》周刊^[25]（1951年9月29日）发表《大伯公赘谈》作为回应。陈育崧撰《Tokong考》刊载于《南洋学报》（1951年11月第7卷第2辑），认为“厦语无Tokong一词，马来各地以此词作中国神祠一义者，其流行区域亦仅限于槟榔屿、吉打、南暹（即泰国南部）一带”，“当为中、马之混合语，即马来语之Datok（省略为To’）与中国语之‘公’字连称”。陈氏亦针对韩槐准“Tokong”与“都公”、“都纲”因发音偶尔相同，据之而考为大伯公，“为水神”的说法表示不敢苟同。笔者认为：韩、陈二人上述有关大伯公称呼来源的论证都难以确实，充其量仅能聊备一说而已。

其后，加入大伯公论战的文章，还包括了：许云樵的《大伯公、二伯公与本头公》（1951）及《再谈大伯公研究》（1952）二文；^[26]卫聚贤于前文发表十二年后的1952年撰写的《大伯公、二伯公考》^[27]论文中仍维持他所提出的“大伯公便是吴太伯”之说法。同年12月，卫氏再于《南洋学报》（1952年12月第8卷第2辑）发表《二伯公有无说》之论文回应许云樵的“二伯公”说。同一期的《南洋学报》，亦见饶宗颐加入战围，发表其《谈伯公》之文章。

针对卫聚贤坚持“大伯公即吴太伯”的说法，许云樵于数载之后的1956年，复在《南洋学报》第12卷第2辑发表论文《大伯公为吴泰伯说的由来》阐述其所以，从而反驳卫氏的论述。许氏所撰的《南洋三神考》，^[28]就大伯公、三宝公、妈祖这三位在南洋被崇祀的重要神祇加以概述；显然与大伯公研究的论战无甚关系。倒反是天赐官的论文———《大伯公是何方神圣？对于韩槐准、许云樵两氏意见之批判》（1963），^[29]针对韩、许二氏早前发表有关大伯公的意见作出了批判。唯此篇论战文章发表的时间，上距韩槐准发表于1940年至1950年间和许云樵发表于1951年至1952年间的多篇大伯公论文已超过十余年光景矣！《南洋学报》于二战期间（1941年至1946年间）的停刊，可能造成天赐官反驳文章的推延出刊；但经此客观环境折腾后仍能保持学术论战余温之大伯公课题，除了大伯公在南洋普受崇祀、引起历史学者的高度兴趣外；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大伯公来历的多元说法和其身份之不确定性有以致之。虽然，此一阶段发表于《南洋学报》的大伯公研究论文仅有八篇，其余各篇则散见于当地出版的报章副刊或杂志上。

与此同时，在《南洋学报》发表有关妈祖研究的论文，仅有区区的三篇而已：

韩槐准《天后圣母与华侨南进》，《南洋学报》［1941年6月］，2卷2辑，第51—73页。

（中）朱杰勤《福建水神天妃考》，《南洋学报》［1950年8月］，6卷1辑，第56—63页。

（新）陈育崧《天妃考信录》，《南洋学报》［1952年12月］，8卷2辑，第29—32页。

这三篇有关妈祖（天妃、天后圣母）的学术性研讨，看来仍以韩槐准马首是瞻，但却与之“站在对立的地位”（陈育崧语）来展开论述。令人感兴趣的是：韩氏乃自学成功的新、马文物考古和中国陶瓷器考究专家。^[30]而另两位学者，亦专注于东南亚华人历史研究。韩氏的上述论文乃结合妈祖信仰与下南洋华侨移民潮同步出现的各地天后宫史迹加以论述；朱氏以水神天妃为研究对象“企图对民俗学有些贡献”；又因“天妃与古代航海有莫大关系，特别是对于中国移民海外有精神促进作用，因此仍有研究价值”。氏认为有必要研究“天妃何以博得一般平民、甚至一些旧知识分子的信仰”，并尝试解释个中原因。文中指责历代统治集团“利用天妃名号替封建阶级政治服务，实行愚民政策；地主阶级以因果报应，诱惑群众”，并主张“提倡科学试验、破除封建迷信”。类此论点反映了“政治正确”样板式话语的时代烙印，与学术规范的落差颇大。该文其后又被辑入作者于1984年出版的《中外关系史论文集》中，^[31]令人颇感费解！陈育崧则主张“用另一角度”去理解韩氏的“天妃论”。他引述王筠“声之来也，与天地同始，依以造字，而声即寓文字之内”的说法，借以推究“古人宗教思想的本质和民间俗信的神灵”。作者运用这方法研究宋朝才发生的天妃以“默”字为名，如何与水神宓妃的“宓”字交通，尝试“开辟一个学术（新）境界”。^[32]大体而言，此一阶段发表于《南洋学报》的华人民间宗教研究文章，多以传统治史方法和文献资料加以考究，水平良莠不齐，但其中亦不乏值得参考的观点。

陈志明指出：“西方人类学学者开始以人类学方法研究星马的华人社会，可追溯到1947年。在这之前，也有一些关于本地华人的著作；最接近人类学性质的是沃恩（J．D．Vaughan）著的《海峡殖民地华人的风俗习惯》（The Ma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于1879出版。作者是英国政府的一位公务员，其著作对现代学者仍然有参考价值，只可惜不够客观而且缺乏科学性。在殖民地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Colonial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简称CSSRC）研究经费赞助下，阿伦·艾略特（Allan Elliott）从1950 年2月至1951年11月前后共花了22个月的时间在新加坡研究华人‘乩童’，并写成专书《新加坡的华人灵媒》（Chinese Spirit‐Medium Cults in Singapore）。”^[33]该书迄今仍为分析新马华人灵媒的最佳专书。

除了阿伦·艾略特，玛乔里·托比内（Majorie Topley）也是1950年代一位杰出的华人民间宗教研究员，她曾经出版多篇有关新马华人宗教的文章。其中包括：《新加坡的华人妇女斋堂》（Chinese Women’s Vegetarian Houses in Singapore，Journal of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27（165）［1954］：51 67）及《新加坡的华人宗教和宗教团体组织》（Chinese Religion and Religious Institutions in Singapore，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Part 1，29（173）［1956］：71 72）。玛乔里于1958年向英国伦敦大学提呈题目为《新加坡女斋堂的组织和社会功能》（“The Organisation＆Social Function of Chinese Women Chai T’ang in Singapore”，Ph．D．Thesis，University of London，1958．）的博士论文，并成功考取该大学的博士学位。她是研究新、马妇女斋堂和先天道教派宗教的先驱学者；她在这个领域的华人民间宗教研究，对后来研究此方面课题的学者起了开拓性和启迪的作用。

如果说1940年代至1950年代的《南洋学报》是华人民间宗教研究学术性著作发表的重要阵地，那么以英语出版的Journal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Malayan Branch（简称JMBRAS）则早在1920年代开始便已为华人宗教研究者提供发表论文的空间。^[34]朱金涛比较此一时期华人学者与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内容时，发觉：“华人学者比较偏重于神祇的考证；西洋学者论述的题材则比较广泛，其内容包括：寺庙的组织、宗教习俗和仪式。”^[35]

（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研究

19世纪由江西寻乌县之廖帝聘（1827—1893）所创立的真空教，^[36]以戒烟、治病作为宣传号召。它传入马来亚时，正好赶上华社推行戒（鸦片）烟运动，故此真空教道堂迅速遍布各地。^[37]许云樵发表于1954年的《空道教概论：一个新兴的宗教》，乃本地第一篇研究真空教的文章。^[38]其后，任职香港大学的罗香林（1906—1978）^[39]于1962年出版了《流行于赣闽粤及马来西亚之真空教》^[40]专著及于《景风》第10期（1967）发表题为《流行华南及南洋之真空教》的论文。在罗氏的鼓励下，其居住砂拉越的门人刘伯奎于1976年出版了《砂劳越之真空教》一书。^[41]刘伯奎之后，日本学者野口铁郎（Noguchi Tetsuro）于1983年发表了《东南亚流传的两个中国人宗教》，讨论东南亚的德教与真空教。^[42]之后，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似乎不再出现。一直到近两年，中国年轻学者陈进国致力于泰国和新、马三国的空道教研究，并于2007年12月发表了《困境与再生———泰国空道教（真空教、空中教）的历史与现状》专文，^[43]为这一民间教派宗教的历史和现况提供了更齐全和更新的资讯。

Leon Comber著《马来亚华人的巫术和迷信》（Chinese Magic and Superstitions in Malaya）也于1960年由新加坡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出版。

除了许云樵，本地学者也开始于本阶段注重华人民间宗教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学位论文方面，朱金涛即以《吉隆坡华人寺庙的研究》（“Some sociological aspects of Chinese temples in Kuala Lumpur”）为题进行社会学华人宗教研究，并于1968年向马来亚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院提交硕士论文，取得文学硕士学位。该论文共分8章：第1章“绪论”、第2章“华人信众的思想背景”、第3章“吉隆坡华人寺庙的建立、演变和分布”、第4章“吉隆坡华人寺庙的性质与组织”、第5章“吉隆坡华人寺庙的陈设、活动及其经济概况”、第6章“吉隆坡华人寺庙所奉祀之神”、第7章“吉隆坡华人寺庙主持人的思想背景”、第8章“结论”。^[44]朱氏以吉隆坡华人寺庙为硕士学位的研究范围，可说是开本地学者研究本土华人宗教风气之先，为后来的本地学者们开启了朝此方向进行学术研究的道路。

另一份华人民间宗教研究的论文，乃黄丽嫣（Wiviene Wee）于1977年向新加坡大学提呈的硕士论文。其题目为《新加坡华人宗教与仪式的田野考察研究》（“Religion and Ritual among the Chinese of Singapore：An Ethnographic Study”，M．A．thesis，University of Singapore，1977）。

新加坡青年学人林孝胜、张夏帏、柯木林、吴华、张清江、李奕志，以集体协作的精神有计划地对新加坡具历史价值的重要遗迹进行一番查勘工作写成《石叻古迹》。这本合著，被列入新加坡南洋学会丛书第十三种于1975年出版。该书收录了25篇文章，其中关于庙宇的共有16篇。^[45]陈育崧于该书《序》中指出：“庙宇是满足人民的宗教生活，对神祇的崇拜，除了原有的机能外，它的副产物或副作用，往往超过主作用。一间庙宇，一经社会化起来，作用便大大地扩大，最显著的：举办善举、开设学校，发展高度的社会机能。”庙宇于早期海外华人社会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由此可见。新加坡的都市重建，已迅速地使一些古迹或受迁移影响或被拆除而消失。本书对新加坡古迹文物的调查和记录，经为历史研究者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参考史料和文献。这些文章始源于1973年5月23日至同年11月15日每周刊登于《星洲日报》副刊《星云》版的专稿，经作者修改后，全部收集于本书内。书首有林孝胜撰写的《十九世纪星华社会的帮权政治》专论，充当《导言》。

此外，陈铁凡、陈璋撰的《槟城庙宇文物及其价值》，被辑入《南洋文摘》［1972年8月］13卷8期，第514—516页。该文原刊载于《南洋商星期论文》。陈蒙父（即陈铁凡）撰《论华人宗教及地方神示例》刊载于《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庆祝五十四周年纪念特刊》。^[46]朱金涛也于同一特刊刊载其所撰《一百年来的吉隆坡华人寺庙》论文。^[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