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伯公信仰研究

大伯公之神名不见于历代神仙或列仙传记，亦不见于元代《新编连相搜神广记》与明代的《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这两部记载各路神明的百科全书中。翻遍道藏各部经典也找不到其神名，无论是正史或野史都未见记载。即使在现代的中国大陆南方、香港、台湾等地的民间信仰的众位俗神中寻找，也不见大伯公之名。但在东南亚，特别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一带，大伯公却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大神。这里有独立祭祀他的大庙，而供奉他的小庙更是不计其数，更有许多信众将大伯公神位请回自己家中奉祀，使其成为家庭保护神。由于大伯公信仰的盛行，南洋人有一句口头禅叫“大伯公托廊”，是马来话“Tuapekong Toh Long”的翻译，意思是“大伯公保佑”。有学者甚至提到在多猛虎的地区，往往称猛虎为大伯公；寄居多鳄鱼的地区，则呼鳄鱼为大伯公。也有人称老虎为伯公马，称鳄鱼为伯公鱼。另外有一种竹荚鱼，马来人称为“Ikan Talang”，因身上有五个黑点，老百姓认为是大伯公留下的五个手指印，因此俗称伯公鱼，一般不敢捕食。大伯公究竟为何方神圣？此一课题自1940年以来就吸引了新、马华人学者在报章杂志和学术期刊上展开论辩。本文的内容分为三部分，一是总结自1940年代以来主要学者对大伯公来源的讨论，逐一介绍与评价。其次讨论大伯公信仰和马来西亚当地土著的拿督公信仰的互动关系，以说明中国土地神信仰在移植海外之后所产生的变化。最后是结论，总结讨论东南亚大伯公的信仰。

（一）大伯公的源流

1﹒大伯公为宋代水神都纲说

韩槐准先生在1939年在《星洲日报》发表了《大伯公研究》，提出大伯公之神的来源乃为宋代所祀的水神舶主都纲。^[1]韩氏接着又于1940年在《南洋学报》发表了《大伯公考》，^[2]坚持了原来的看法。第二篇文章涵盖了第一篇的基本内容，并进一步地加深加宽了讨论的范围，较具有学术性。他提到当时新加坡有许多大伯公祠庙，其中尤以梧漕（Moulmein Road）、源顺街（Telok Ayer Street）、水仙门（Hill Street）、丹戎百葛（Tanjiong Pagar）以及龟屿（Pulau Kusu 或Peak Island）等处的香火最盛，建筑最具历史，其碑文多为清道光、咸丰年间重建时所刻。在驳斥其他学者的说法之后，韩槐准解释大伯公原来是一位水神，并明确指出他就是宋代赵汝适（1170—1231）在《诸蕃志》中所记载的舶主都纲。他的理论有以下几个证据，第一，大伯公祠大都建立在滨海之区，古代华人航海之前，必定要先来祭祀此神，才能出海。后来因时代的改变，他逐渐蜕变为求财问安的神明。^[3]古代航海技术不足，面对着茫茫沧海，随时可能丧失生命，人们自然需要寻找心灵的慰藉。妈祖和其他海神的信仰也是这样产生。第二，他根据大伯公庙的实物的年代，认为大伯公信仰产生于近代。槟榔屿大伯公庙匾额刻为清朝嘉庆庚申年（1800）所制，新加坡源顺街大伯公庙的匾额为清道光甲申年（1824）所制，因此大伯公神产生的年代应该不是太久远。^[4]第三，他根据马来人对大伯公的称呼“Tokong”，推论这个音应该是从古代所崇拜的“都公”而来。他指出威金逊氏的《马来大字典》（A Malay‐English Dictionary，1932）对“Tokong”的解释：“Chinese Temple，Joss House”，也就是将这个词解释为“中国式的庙宇”。韩槐准认为这个解释是不对的，因为编者不明白“Tokong”就是“都公”的对音，只是看到大伯公的神庙就作出如此的注解。^[5]他以为华侨之移居南洋可以上溯到秦汉年间，至宋元时期活动更为兴盛。从明朝郑和七下西洋之后，华侨更是大批南迁，大伯公乃是与华侨一同南进的水神。

一旦将大伯公视为水神，韩槐准就开始寻找中国传统中崇拜的水神。马来话“Tokong”为宋代水神“都纲”的对音是他提出最强的证据。他引用《诸蕃志》卷下“城东有舶主都纲庙，人敬信，祷卜立应，舶舟往来，祭而后行”来作为证明。^[6]因为《诸蕃志》作者赵汝适为宋代福建市舶之官吏，因此所提及的“都纲”应以福建方言为标注。“都纲”两字的闽南话发音确实近似马来语“Tokong”。韩文又引用《琼州府志》卷4：“昭应祠，城东北三十五里，其神俗呼为舶主，明洪武三年，同知乌肃以其能御灾捍患，请于朝，敕封为新泽海港之神。”^[7]又《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琼州府部》卷1380：“昭应庙在州东北三十五里，莲塘港门。其神名曰舶主。明洪武三年，同知乌肃以其能御灾捍患，请敕封为新泽海港之神，祠忌豚肉，往来船只必祀之，名曰番神庙。”此神名为舶主，又为番神，忌吃猪肉，应该是伊斯兰教徒所祭拜的神。韩文又提到明代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五·事部三》：“江河之神多祀萧公、晏公，此皆着有灵，应受朝廷敕封者。萧，抚州人也，生有道术，没而为神。闽中有拏公庙，不知所出。金陵有宗舍人，相传太祖战鄱阳时，一椶缆也，鬼凭之耳。北方河道多祀真武及金龙四大王。南方海上则祀天妃云。其他淫祠，固不可胜数也。”^[8]“拏”字与现代的“拿”相通。韩文只引到“不知所出”为止，本文为上下文的完整意义，是以援引全段。他似乎想以此段证明萧公、晏公和都公有关，但仍无证据。他认为“其志中之舶主都纲庙，或者不但海南有祀，福建亦所难免。明代福建所祀之都公及拏公，或及宋代舶主都纲之异译”。^[9]

纵观韩槐准的理论，固然自成一家之言，但却无法找到真正有力的历史证据来支撑其理论。首先，他认为大伯公为水神，完全是臆测之辞，因为大伯公庙遍布新、马地区，并非局限于海滨之地。况且移居南洋的华人多来自闽粤两省，中国南方近代以来这两省所崇拜的航海之神最著名的就是起源于福建湄洲的妈祖，而舶主都纲之名仅存于文献之中，于民间宗教中不仅没有任何地位，甚至闻所未闻。又如何成为家喻户晓的神？因此大伯公为水神都纲的说法，本身就欠缺了历史性的说服力。第二，他所引用的《诸蕃志》段落，其实描述的是海南岛万安军（位于黎母山东南）的民间信仰，不能因为赵汝适为福建市舶之官，他所写的书就以福建方言为主。这段话既是记载海南的信仰，其神名应以海南话为准，海南话“都纲”的发音与闽南话有出入，因此仅用发音来推论也难以令人信服。李居礼、王克荣的文章指出：“舶主都纲庙即《琼州府志》所载的莲塘港的昭应庙，所祀的神称为舶主，祭祀时忌用猪肉，往来船舶必来祀之，从称蕃神庙。从‘忌猪肉和称蕃神’这两点看，当与波斯、阿拉伯商人商船市舶有关。”^[10]据此推论，则舶主之神本为域外之神，他如何成为当时中国民间之神的过程不但缺乏确切的资料，而竟能在几百年后留传到南洋，而且成为最受欢迎的一个民间俗神，更令人匪夷所思。他将“都公”、“拏公”和宋代舶主都纲都视为一神之不同名称更是揣测之辞；又言都纲既是海南之神，则福建也必然崇祀，此更缺乏证据之推论。

第三，陈育崧在《Tokong考》中驳斥了韩槐准的对音之说。^[11]他指出“Tokong一词，其原义曰岛屿，曰涯岬，尤指牛山濯濯之孤岛，或怪石嶙峋之岩崖”。他引用了当时由英国威尔金森氏（R．J．Wilkinson）编著的最权威的马来英文字典（A Malay‐English Dictionary），“Tokong”的第一义为“A large treeless rock or small treeless rocky island as opposed to an island vegetation Tokong Pulau：rocks and island；islands generally．”这正将这个词解释为“没有植被的岛屿”。第三义才和大伯公有关：“A Chinese temple；of topehkong，which，however，is the‘joss’itself as distinct from the joss‐house（Tokong），though etymologically the same．”此处说明了“Tokong”为大伯公的神庙。他进一步指出马来语吸收了许多厦门话，但是厦门话中没有“Tokong”一词。马来各地则以此字来指中国的神祠，限于槟榔屿一带所流行的Rumah Tokong或Sembayang Tokong的庙名。“大伯公”一词应是马来语和华语的混合，马来语的“Datok”（冠于神佛之前的尊称）与中国的“公”字连称，这种做法流行于泰国南部和马来西亚北部一带。而马来语“Datok”冠于神佛之前常常简化为“Toh”，“Toh”和中国的“公”合起来就成了“Tokong”。至于上述威尔金森氏字典将Tokong定义为中国大伯公的神祠，可能是因为他的字典研究会基地设在槟榔屿，受当地混合的中马语影响所致。在威尔金森氏之前，从来没有将“Tokong”定义为中国式神祠的。因此将“Tokong”（中马两字原义都为“公”）的一个字解释为都纲的水神，离题太远，显然没有掌握马来语和华语方言的混合现象。

总结以上所述，韩槐准提出的大伯公之前身为宋代水神舶主都纲的说法是无法成立的。

2﹒大伯公为天地会魁杰张理说

第二种说法也很早就提出来，陈达先生在其1938年的著作《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中就提出一种华人之间流传颇广的说法，即大伯公实为塾师张某，死后成神。他首先引用了某潮州绅士的笔记指出，当时在南洋开垦的潮州梅县人因热带草木繁盛，湿气严重，毒虫猛兽甚多，许多流浪异乡之人往往患病而死。因而如有侨民能够不死，实属万幸。对于这种人能寿终正寝的人就尊称他为“开山大伯”。^[12]另外根据槟榔屿某位华侨的口述，认为大伯公的来源应为三位客死异乡的客家人：

据槟榔屿某华侨的口述，嘉应五属人对于大伯公特别崇敬，因在咸丰间（1851—1861），有一年疫疠盛行，马来亚华侨死者甚多，但五属人丘某（铁匠），马某（烧炭工人），张某（塾师）不死，他们即被尊为“开山大伯”。后人追念他们的功德，立庙奉祀。

南洋华侨不论农工商各界，凡遇建新屋，或筑工厂；每于动工之先，奉祀大伯公，以求平安。此种信仰，华侨中各帮（包括闽南、海南、广州、潮州、梅县）都是奉行的。但大伯公出游的日期，各地各帮略有不同，且大伯公的名称，在暹罗的华侨，改称为“本头公”。^[13]

嘉应五属指的是梅县、平远、兴宁、五华与蕉岭。陈达在此书中表明大伯公的神格为土地神是无可怀疑的，但他自己却认为大伯公的来源可能是夏禹的臣子伯益，这完全是由发音相近来推论而没有其他证据。^[14]陈达上面这段话往往被后来的学者引用来证明大伯公之前身乃塾师张理。关楚朴先生在《星洲日报半月刊》第二期发表了一篇《谈谈大伯公》，强调大伯公信仰和洪门会党的关系，认为逃亡海外、天地会的张理死后为人崇祀，而成为大伯公神。他说：

大伯公到底是个什么神？奉祀始于何时？崇祀是何意义？何以在国内没有这种神？而独存于南洋！这其中必有来历，值得我们研究。（中略）后来在温雄飞着《南洋华侨通史》，见其根据云汉氏（J．D．Vaughan），所著的《海峡殖民地华人之性情及习惯》（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Settlements）一书中的材料，其记载：“南洋各埠，均有大伯公庙，祠事张理，闽永定宿儒也。清乾隆间训蒙槟榔屿，贫病而殁。葬于炭窑。其地在今槟榔屿之海珠屿，常显灵应，香火不绝。吾意张理殆天地会之魁杰，逋逃南洋者。”^[15]以上所述，才知道大伯公是姓张名理。（中略）其后我又辗转访问一位福建老客，从前曾和洪门团体发生过相当关系的，他说，大伯公原是洪门会党内的一种最高职位，即如长江青红帮的所谓大龙头或老大哥。又如两粤洪门的所谓先生、师爷、纸扇或舅父。由此我可以假定大伯公是洪门会党领袖的称谓而拜大伯公。（下略）^[16]其实翻查英国人云汉氏的著作，其中并未提及张理此人。他的《海峡殖民地华人之性情及习惯》将大伯公音译为Tokong，他也明白指出Tokong是马来人称呼中国神明的名字。^[17]这也证明了前述Tokong的发音及字义的讨论是正确的，Tokong就是马来人对华人大伯公的称呼。他最少提到Tokong三次，^[18]他将Tokong等同于Topehkong，并解释Tokong是当时海峡华人几乎家家户户都崇祀的家庭守护神，结婚时需要祭拜大伯公，连当时的秘密会党宣誓时也要大伯公神像前面举行。另外有当时槟城的五大秘密会党之一就称为“大伯公”。^[19]据上述材料，马来西亚华人的民间传说认为张理是秘密私会党的党魁，据说他利用行医的机会，秘密招收兄弟入会，大部分都是客家人和潮州人的劳工。张理既是党魁，江湖上的规矩就称“大哥”，但潮州帮分子则呼为“本头”，所以海珠屿大伯公庙内既有福德祠大伯公，亦有本头公之神位。^[20]

温雄飞指出张理为福建永定的宿儒，许多海外华人都认为张理是客家人，如黄尧指出他是广东人：

大家已经知道，莱特上校在1786年8月10日，到这个一片尽是原始森林的槟榔屿荒岛来开辟时，想不到荒岛上已有五十八个渔民先他在此；这五十八个渔人中，至少有三个华人早已在这里了，一个是姓张，一个是姓丘和一个是姓马。

先要说的是第一个姓张的，他的名字叫理。有句成语曰“申张公理”，好像为大伯公的精神先作了一个注释；大伯公的能成为神灵，最主要的任务，是帮助人们“申张公理”。

张理，是广东的大埔人，在十八世纪中叶的乾隆十年间，偕了同乡人丘兆祥，另一位福建永定人的马福春，一起坐了帆船南来，莱特到槟榔屿的一七八六年是乾隆五十一年，那么，这三位最早到槟榔屿的华人，至少较莱特早到槟岛有四十年。

他们三位是结拜兄弟，张理是大哥，丘兆祥是二哥，马福春是三弟。张理是知文识字的，可能在中国原是一位教师；丘兆祥传说是铁工；马福春是煅炭的。他们三人情谊很深，一同飘洋过海到了这个荒岛，帆船就泊在“海珠屿”的海边，踏上这块土地的一角，就成了“大伯公庙”的起建处，也成了大伯公神灵的发源地。

（中略）大伯本来是华人对非亲属的一种普遍尊称，例如“叔叔”“伯伯”这类的称呼，“大伯”当然比“大叔”更有敬意，加上一个恭敬的“公”字，就顺口叫成“大伯公”，而无形中变为专有所指的神性名称了。^[21]

这段话其实是黄尧照抄1966年自己编著的《星马华人志》，^[22]根据上述记载，张理的籍贯可能是福建永定，也可能是广东大埔。^[23]永定虽然在福建，但是有许多客家人居住，所以它是一个客家县，广东大埔当然也有许多客家人。也有学者提出三位大伯公都是永定的客家人。^[24]基本上在海外华人之间流传的故事都认为张理是客家人。黄尧的说法没有具体文献的根据，但可说是代表东南亚华人民间的一般说法。这样的传说当然无法合理解释大伯公的真正来源，只能说是由于东南亚特定的历史而产生特殊的解释。但这样的诠释符合了中国关于土地神传说的两个特点：第一，江苏民间有一句俗谚：“土地老爷本姓张，有钱住瓦屋，无钱顶破缸。”^[25]也有流传的民间故事以为：“福德正神俗称土地公，俗姓张名福德，生于周武王二年（公元前1134年），曾任朝廷总税关，事亲至孝，爱民如子，享寿102岁，寿终三日容貌不变，王母传令八仙接引，封为南天门都土地神。”张理姓张，因此顺理成章为土地神。^[26]第二，有些人死后因为种种缘故可以成为土地神，例如汉末的蒋子文和唐代的韩愈传说死后都成为土地神。^[27]根据民间宗教的观念，土地的管辖范围是有限的，所以为什么到处都有土地庙，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可见中国人以为土地神散布各方，是由不同的人死后来担任的。张理为开山大伯，筚路蓝缕开发有功于华人社会，死后尊他为土地神，也合乎中国民间宗教的传统。

3﹒大伯公为中国春秋吴国后裔所崇祀的太伯说

卫聚贤先生于1940年在东南亚期刊《南国少年》上发表了《中国古代与南洋关系》，指出大伯公的源流为吴太伯。他自己则提到在1935年至1936年间出版的《吴越文化论丛》中就谈及此一课题。^[28]在《中国古代与南洋的关系》指出：

现在南洋各地有大伯公庙，这就是南洋土人有一部分是吴人，为着纪念他们的祖先而建筑的庙。太伯公庙亦叫玄天上帝庙，玄是黑色，江苏的江南，即古代的吴国地，对于黑鱼不吃，而且对于黑鱼有很多神话。并且杭州有个玄天上帝庙，亦叫张大帝庙，说这神是黑鱼精变成。按吴国于公元前473年被越国灭了，吴国的一部分人渡海到了南洋，故建立大伯公庙以祭其远祖，表示不忘其本。^[29]

他这种奇特的论点引发一些学者对他的抨击，如许云樵和陈育崧等。上述这段话令人难以置信，首先是因为他如此肯定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国和南洋之间早就有了交通往来，这种推论大胆具有想象力，但是没有证据支持。此外，将太伯公等同于大伯公更是不顾现实的论证。单从大伯公的神格来看，截然与玄天上帝不同，尽人皆知，不须辩论。

许云樵先生总结了卫聚贤的四个主要论点：（1）大伯公就是吴国太伯，他被封于西吴，并未逃往东吴；（2）南洋到处都有二伯公庙，二伯公便是吴之仲雍；（3）在南洋和中国地区都发现石钺，印陶也相同，这应该是同一民族，当为吴人南迁后的影响；（4）《庄子》中提到“鹓雏”一名，说是产生于南海，因此在庄子时代中国已和南洋交通，也是吴人南渡的这个证据。^[30]卫聚贤最初以马来西亚柔佛州有印陶，而认为柔佛巫人（即马来人）为吴太伯的后裔，但是在稍后的文章中卫聚贤又根据刘强博士所翻译的《婆罗洲小志》（婆罗洲即今马来西亚），提出婆罗洲土人大雅克人的风俗为殷商时代由中国南迁的民俗，来证明大雅克人乃是上古中国南迁的蛮夷。以下引用许云樵总结卫聚贤的四点原文：

（1）大雅克人吃了猴肉，剥皮为衣，留牠的尾巴垂在后面，卫先生认为《说文》的“古人或饰系尾，西南夷亦然”，大雅克人便是在殷代南迁的西南夷，因为殷代甲骨文的仆字“象人形而后有尾”。

（2）大雅克人建造丙舍，常以木桩撞死一仆，插入土中为柱，卫先生认为和殷代的石础人相同。

（3）大雅克人对鸟的迷信，卫先生认为与商颂玄鸟的“大命玄鸟，降而生商”和《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的谈少皞氏鸟名官相一致。(www.daowen.com)

（4）大雅克人以中国瓷器为圣瓶，卫先生也认为是有由中国东南沿海南迁可能的物证。^[31]

以上这些观点都是卫聚贤根据上古的文献或者考古，来推论大雅克人为中国西南夷的后裔，但其论证无法令人信服。当年许云樵已对卫文有所批评，例如卫氏用古音来推论“大雅克”可能就是“太伯裔”三个字的转音，牵强可笑。诚然两种文明之间必然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中国文化与大雅克人的文化有百分之八九十以上都不同，为何将这些相异之处弃而不论，而专以少数微小之相似点，就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解释成一脉相承者？这些考古的论点离题太远，甚至前后矛盾。首先，试问华人迁移南洋的历史如何能追溯到春秋时代？有何证据？仅凭在多个地区都发现的石钺实在无法证明中国与南洋先秦时代的交通往来。南迁的历史无法追溯到春秋时代，这是学术界的共识，恐怕不是一人之力所能推翻。其次，如果大雅克人为中国南方的蛮夷，在殷商时代南移至婆罗洲，那么这些人应是大伯公（也就是吴太伯）的祖先而非后裔。第三，将《庄子》中鹓雏生于南海，强加解释为南洋，这是完全不可思议的。我们无法从当时的地理观念找到南海究竟在何处，南海可能只是《庄子》所创造的神话地理，并非指实地。最后，卫文提出南洋到处都有二伯公庙，更是荒谬之说，直接显示他完全没有来过南洋或访问过该地区的华人庙宇。因为东南亚诸多的华人庙宇之中，并无以二伯公为庙名者，也无以二伯公为神明者。虽然卫聚贤举出证据证明香港的确有二伯公庙，但是在理论方面是为孤证，但此为民间不知名之小神，与大伯公无关，实在无法相提并论。

综合以上各点，卫聚贤以大伯公为吴太伯之说在当时已是无法令人信服，今日看来，仍然是缺乏实地考察，而专从文献考古来看，这种说法依然不被接受。

4﹒以大伯公为夏禹臣伯益说

陈达在其《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中提出大伯公原来是夏禹之臣伯益死后成神：

土地神的起源，传说不一，不免有许多附会穿凿，难以尽信。姑以当时人民的口述，加以各种记载所得，择要述之于下：在潮梅的土地，有时候称伯公或伯爷；前者当是大伯公的简称，后者或系伯益的转音。相传夏禹用其臣伯益，开辟土地，烈山泽，使人民得有所居，后人不没其功，所以奉祀。因土地是到处有的，所以大伯公亦是到处有。^[32]

陈达基本上认为大伯公是土地神，而土地神的来源是上古的伯益。一般讨论土地神的来源的学者都以为最早是共工之子，《风俗通义·祀典》曰：“谨按：《春秋左氏传》曰：‘共工有子曰句龙，佐颛顼，能平九土，为后土，故封为上公，祀以为社，非地祇。’”^[33]这应该是最早关于社公的记载，土地神何以称“公”与句龙封为上公有关。但以伯益为土地神则非民间宗教所有的观念。况且以伯公或伯爷的发音来推论伯益为大伯公之源头，也太牵强。伯公和伯益的发音明显不同，就是伯爷和伯益也不相同，何况上古音的重建仍属猜测，何以能如此断定？因此这样用发音来推论，而不去实地考察民间宗教的概况，都注定要失败。

5﹒大伯公为福德正神说

自1940年以来的东南亚一带有关大伯公起源的论战，许云樵先生就发表了数篇文章来说明大伯公其实就是传统的土地神。^[34]当代的学者如陈志明、郑志明、王波生、利亮时也都同意这样的看法。^[35]以下将综合诸位学者的意见，将大伯公当为土地神的各种原因罗列如下。

（1）大伯公之名来自客家人对土地神的称呼

早期客家人移民南洋大多数做矿工，而闽南人却多数从商，因此对土地神的供奉不如客家人虔诚。开矿者必须定居在一个地方，当时矿区都集中在马来西亚西海岸一带。许云樵指出，矿区集中的马来西亚西海岸各地都有大伯公；而东海岸却没有，即使有也是近年建造的，历史不如西海岸久远。最初抵达马来西亚的福建移民，其主要信仰的神乃是清水祖师和妈祖（天妃），奉祀大伯公正表示他们定居已久逐渐接受客家人崇祀的守护神。因为土地信仰在福建甚为普遍，福建人不可能因为客家人而排斥这个家喻户晓的民间神祇。客家人称土地神为伯公，不过许云樵解释大伯公的“大”字源自马来话，因为马来话称神常冠以“Datok”作为尊称（上文已提过）。马来人称中国的土地神就叫“Datok pekong”，而“Datok”又往往简化为“Toh”，因此就成了“Topekong”，就是大伯公。^[36]虽然有人可能不同意，但这一点似乎是许多新、马一带的学者的共识。其实大伯公的“大”很可能就是一个尊称，不必是因为受马来话的影响而产生。台湾的客家人没有受马来话影响，也称土地庙为“大伯公祠”。^[37]

陈达认为大伯公是广东和福建乡下对土地的称呼，也认为这个名称是南洋华侨称呼最早的移民先贤为“开山大伯”，是一种亲切而尊敬的称呼。他以为大伯公的名称是南洋回来的华侨引进的，但现代的学者没有人同意这样的看法，都认为这个名称是客家人固有的。^[38]如晚清的苏逸云（1878—？）《卧云楼笔记续刊》：“社，地主也。春秋传曰：‘共工之子句龙为社神，各树其土所宜木，后世因之……家家户祝。又曰土伯，谓后土之侯伯也，故闽南呼曰大伯公。又曰土地。《通俗编》云：今凡社神称土地，故各地呼曰土地公。’”^[39]苏逸云是闽南龙岩县人，所记关于福建的事应该是可信的。

汉学界的前辈饶宗颐先生也在1952年发表了文章讨论大伯公的问题，他提到邝国祥先生以为大伯公乃客家地区的伯公演变而来，但他认为伯公的信仰在粤东本就流行甚广，不专限于客家，总之伯公就是一般土地神的通称。潮州各县也是如此，土地庙通称“福德庙”或“福德祠”。^[40]饶先生更引用了一段碑文来正名，这是咸丰五年（1851）在潮州一个名叫伯公凹的地方所立的《捐修伯公庙记》：“自古神道赫奕，有功德于民，与夫御大患捍大灾者，允宜尊崇庙貌，仰颂庥嘉，垂于不朽。若潮之东桥，伯公神庙灵验也。庙在笔架山麓，离郡里许，时甲寅秋，土匪延蔓，迫近郡垣之东津涸溪皆为盗薮，恒于此山作战场焉。寿镇军不忍斯民之涂炭，亲往督剿，行至山麓，忽见老人遮道语曰：前途有盗，毋轻往。镇军悟而返旆……”^[41]这段碑文清楚地说明了这座福德祠的主神被称为伯公。据饶先生说，伯公为潮州人对长辈的称呼。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潮州人甚多，大伯公本来就是他们家乡的神明，因此大伯公的名称普遍流传在这个地区。潮州话与闽南话较为接近，伯公在闽南话中也是对长辈的尊称，例如在台湾的闽南话中就常常称呼福德正神为“土地公伯仔”，其意思与伯公相近，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东南亚的福建移民也不排斥客家人的伯公这个称呼。

陈波生和利亮时博士，指出广东梅州客家地区普遍流行祭祀伯公之俗，伯公的神位到处可见，包括有镇宅土地龙神伯公、灶头伯公、床头伯公、塘头伯公、田头伯公、水口伯公、路口伯公、桥头伯公、大树伯公、石头伯公等。^[42]他们更进一步地指出，客家人与大伯公在东南亚的移民史中具有深厚的渊源。根据考古资料，1972年在槟城挖掘出了最早的华人墓碑中，其中有两位即为嘉应的客家人。1852年客家人在槟城的势力就足以组成了当时四大私会党之一的华山社。根据1947年和1951年的统计，客家人分别占了当地华人人口31%和59%，足见其移民之早。从大伯公庙的建立也能看出客家人与大伯公的崇拜关系至深。第一，坐落于新加坡中央商业区珊顿道旁的望海大伯公福德祠，是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古庙之一，就是由嘉应五属与丰永大（丰顺、永定和大埔）三属客籍人士于1844年所共同创立的。第二，槟城的海珠屿大伯公庙，根据其庙内碑文记载，大伯公为张理、丘兆进和马福春三位客家的移民先驱，张理之传说前面已经提过，不再赘述。第三，马来西亚霹雳州首府怡保也有一座古老的大伯公庙，怡保当年是著名的锡矿产地，1872年由著名的开矿家梁辉（原籍广东梅县）从槟城海珠屿大伯庙引进香火神灵。^[43]这三座具有相当历史的大伯公庙都说明了客籍人士与大伯公的深远关系。

（2）从大伯公的造像判断大伯公为土地神

从上述饶宗颐先生引用的大伯公庙记，我们可以看出伯公是一位老人，是传统的土地公形象。1966年的《星马华人志》描述大伯公说：“现在流行的‘大伯公’画像，都是穿汉人明代服装的，右手执了如意仗，左手还拿一锭元宝，白发白眉白胡须，倒很有华人在刻苦勤劳一生，到了老年，有了钱财，自然稳坐如意，大有为南洋‘头家’们的写照的样子；至少也写透了华人的心理。怪不得大伯公神灵，能成为这里千家万户膜拜的偶像了。”^[44]所谓“头家”是闽南话“老板”的意思。这番话说明华人来东南亚开拓发迹的愿望，而大伯公的形象和内涵象征华人梦想的追求。饶宗颐也说：“粤俗想象中之土地神皆须发皤然，慈祥满面，能降福于人，故称福德正神。观南洋大伯公神像与潮人崇祀所绘者亦无差别，证以此碑言老人遮道，即伯公之写照也。（如伯公为都纲，则应图作黑面虬髯之阿剌伯人矣，可见其不类。）”^[45]陆子明也指出印尼爪哇的摩轮佛力之大伯公庙的神像为“中供白须彪然之神，是谓福德神，亦即国内一般所土地爷是也。明明是土地庙，而称伯公祠，可见南洋绝少人知道其起源为水神矣”。^[46]他接受韩槐准的观点，以为大伯公的源流是水神，但是他对神像的描述却暴露了客观的事实与真相。从传统的土地神造像来看，大伯公无疑就是福德正神。台湾地区的福德正神形象则不是这么传统，也有带上乌纱帽，留着黑须的。在台南和新竹的土地庙中，也有穿龙袍，戴宰相帽的土地，据说都是因为附近出了贵人，土地公的装扮也随之改变。^[47]由此看来，可能东南亚的大伯公保留了比台湾地区更传统的形象。

（3）以大伯公的庙名为福德祠判断其为土地神

从大伯公的庙又称为“福德祠”这个明显的事实考察，也足以证明其为土地神。例如，韩槐准文章以为大伯公为水神，我们可以从他自己引用的大伯公庙碑文中看出反证：

新加坡梧漕大伯公之碑文如下：“大伯公，显赫灵感，护国庇民，神恩浩荡，黎庶沾泽。原自昔年有‘福德堂’古庙，历年已久，栋宇倾颓，墙壁毁坏，故诸善男信士，同心义唱，捐金鸠集，择地起盖，梁栋焕新，以壮雅观。经已告竣，合应芳名勒石，永垂不朽于万世矣！”^[48]

足见梧漕大伯公庙之旧名为福德堂，东南亚各地的大伯公也都叫福德祠，并无例外。中国诸神谱中，除土地庙外，并无称福德正神者，也没有其他神的庙称为福德祠。因此根据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大伯公当为福德正神，即传统中国的土地神。

（二）大伯公、本头公与拿督公：大伯公的本土化

大伯公的信仰固然是来自中国本土的宗教传统，但是移植到海外之后，与当地的信仰发生了互动的关系。中国民间宗教的系统本来就不是封闭的，而是不断地接受新的元素而改变，以因应信众的需求。这一仗即讨论大伯公、本头公的关系，并兼及马来民间信仰拿督公和大伯公的关系，以观察华人土地神在海外环境中的变化。东南亚的土地信仰从大体上来说，的确与中国本土的土地信仰有些差异。

有的学者认为本头公是大伯公的另一个称呼，如马来西亚的吉兰丹州。陈志明指出“本头”在闽潮语中是本土的意思。并以为这个名称源于泰国的潮州人。^[49]许云樵指出泰国境内没有大伯公庙，只有本头公。曼谷的本头公庙香火极盛。他也指出本头公应该就是大伯公的变相，而且根据潮州侨民传说，本头公是《水浒传》中的浪子燕青。^[50]其实本头公不是泰国华侨的专利，槟城海珠屿的大伯公庙内也有本头公的神位，但据说是奉祀张理。在苏禄群岛（Sulu Island）华侨也崇祀本头公，据说是当年郑和的白本头，为河南新郑人，染疾卒于苏禄岛，屡次显灵，因此当地华人奉他为神。^[51]浪子燕青的例子无法合理地加以解释，但总的来说，许云樵认为本头公就是本土公，和大伯公是一样的，都是华侨先驱的一种崇拜。张理、白本头都代表了华侨的先驱，死后转化为大伯公。其他的例子还有东马来西亚的罗芳伯，也是这类的大伯公。^[52]普谢尔（Victor Purcell）也认为大伯公是一般华侨先驱英灵的神化，而不是某一个特定人的神化。^[53]这种说法也有一定道理，正如土地神并非起源于一人一地。

郑志明指出泰国本头公与大伯公的关系比较复杂，不能完全将之等同起来。他认为本头公和地头公近似，而潮汕地区将其崇祀的三山国王称为“地头公”。三山国王掌管人的生死大权，家有丧事必须到三山国王庙里报到。而泰国的本头公是综合城隍爷和三山国王的地头神。^[54]吴金夫在他研究三山国王的专著《三山国王文化透视》中，从各种角度来研究三山国王的神格，总结三山国王非佛非道，而是一种祖先神的崇拜。^[55]人死后向祖先报到是天经地义的事，三山国王的信仰就是如此。

详究大伯公的宗教意义，他确具有土地神和祖先神两种内涵。客家人有所谓的“冢土伯公”，在比较乡下地方往往堆土为坛崇祀之。拜伯公也有拜祖先的意思，因为包含了地祗崇拜和祖先的人鬼崇拜。另外，据中国的宗教传统，土地神本来就是有德之人死后来担任的。所以客家人祭祀的伯公，也包含了先贤和有德之士，这些人死后转化为乡里的守护神，负责该聚落的风调雨顺。所以有各式各样的伯公，如开庄伯公、田头伯公、水圳伯公等，都代表了某个区域的保护神。^[56]大伯公和本头公虽然名称不同，细部的宗教意义也有所差异，但是在祖先神和地域保护神这两个神职方面，两者是一样的。如马来西亚坤甸（Puntianak）的罗芳伯，他是西婆罗洲兰芳公司的领袖，死后成为罗氏家族的大伯公，也是坤甸这个地方的守护神。兼具了两种神职。^[57]

如果我们考察传统的土地神的神职，就会发现其实其职能是多项的，潘国英的研究就证明了在中国南方，土地神不仅是丰产之神、送子之神，也是司冥之神，更是吉祥的保护神。如江苏淮安地方风俗，人死之后，将尸体停放在本坊土地庙内，三日内每夜给土地庙送饭、焚烧纸帛，似有贿赂土地神关照之意。^[58]

此外，大伯公的神职也和马来西亚土著原有的拿督公信仰有重叠之处。“拿督公”马来话为“Datuk Kong”，“Datuk”的意思为圣人或被崇拜的神，而“公”是华人加上去的尊称，其实是多余的，因为Datuk这个字已经包含了公的意思。^[59]这有点像梵文的Yama翻译成中文的阎罗王，但“阎罗”一词已经包含了王者的意思，中文的王其实是多余的。马来这种信仰一般被称为“克拉玛”（Datuk Keramat），这是早期伊斯兰教的苏非派（Sufism）禁欲神秘主义的遗迹。民间对于苏非派经由宗教修炼而获得法术能力的领袖极为尊崇，因此克拉玛这种宗教其地点往往在宗教圣人的坟墓周围产生。卡拉玛圣物的范围不但包含男女圣人，他们的坟墓和遗物，而且也包括了大石、大树、老虎、死去的巫师、战士和国王。拿督公和大伯公的神性相同之处有三点。首先，拿督公与大伯公相似，也是一个地方守护神，传说死去的马来拿督公会在特定的地点显灵，他们会保护崇拜他们的当地居民。第二，拿督公不仅包括逝世的宗教圣哲，对于曾对特定社区有所贡献的人，死后也能成为拿督公。第三，华人的拿督信仰相信他们有神力可以保持地方的安全和平静，不但保护居住区，甚至可以保护工作地点如农场、伐木场、锯木厂、工厂和建筑工地等。这和上述客家人在各处都立伯公祠是一样。^[60]由于拿督公的神性和神职与华人传统土地神极为近似，因此东南华人对拿督公是普遍接受的。拿督公的庙一般较小，几乎取代传统中国的小型土地庙，而大伯公则成为比传统土地神略高一层的地方神。

大伯公信仰是东南亚华人主要的民间宗教信仰，其传播的过程可能是在19世纪中由客家人带到马来西亚西部，由于移民西马地区多数是客籍矿工，土地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而且其工作性质具有危险性，所以对土地神的崇拜特别注重。客家、潮州和闽南某些地区对土地神尊称为伯公，使大伯公之名逐渐成为东南亚家喻户晓的地方神。由于环境的改变，与传统土地神神性类似的马来当地宗教拿督公信仰取代了大伯公一部分的神职，大伯公的神格反而变得比传统的土地更高。大伯公可以是东南亚华人开拓当地的先驱，也可以是传说中天地会的顶尖人物死后成神，具有英灵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双重性。在东南亚信众的心中，他不仅是保护特定地区居民的土地公，也是能够驱邪的姜太公，更成为一个具有财神性格的大神。每月农历初二和十六两天，商人都要祭祀大伯公，每年农历二月二日是大伯公的生日，家家都为他举行盛大的祭典。在中国本土一般没有人将土地神供奉在家，但是东南亚华侨，特别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地区，不但到处有大伯公庙，信徒往往也将大伯公供奉在自己家中，使大伯公成为家神，这是由于地域的变迁、环境的改变促使了大伯公改变了神格，以因应信徒的需要。总之，大伯公信仰由海外华人传入东南亚，而在新的环境里，其神职被丰富扩大了，这是华人民间宗教的一个奇特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