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鲁迅与橘朴的对话（中国有中国的尺度———橘朴）

1923年1月12日和13日，在天津发行的、由橘朴任主笔的日文报纸《京津日日新闻》刊登了署名“朴庵”（橘朴）的题为《与周氏兄弟对话》的文章。文章记述了1月7日星期天下午橘朴和另一日本人拜访位于北平新开路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兄弟住处的情形，其中有橘朴与周树人关于迷信／宗教的对话文字，这里将其改译为问答体征引如下^[1]：

橘：看到12月中旬北京报纸刊有道生银行开业的广告，那是不是扶乩？

周：不清楚。说到扶乩银行，很早就有了。前门外西河边有一家叫慈善银行的就是，最滑稽的是那家银行的经理是名为吕纯阳的仙人。

橘：是唐代的吕纯阳吗？他可是仙人中的仙人呀！但是，早在一千年前即已死去的仙人成了民国银行的经理，岂不可笑？

周：的确是很可笑的事情。

橘：一千年前死去的仙人何以能承担责任？

周：恰恰相反。活财神梁士诒终止交通银行的支付业务，将纸币贬值了一半以上。而不老不死的仙人吕纯阳绝不会干这种没有慈悲心的事，所以人们可以安心，这是扶乩信徒的坚定信仰。至于如何到官府登记，那我就不清楚了。对信徒们来说，无论如何要让吕纯阳当经理，否则他们是不会答应的。

橘：迷信无疑很滑稽，但是，在迷信者的看来没有比这更认真的事了。此外，在考虑这种在民众中发生并且传播的迷信的起因时，我觉得，不能管怎样，应该对迷信者抱以深深的同情为好。何以如此呢？中国民众在数千年来沉积的政治性的、社会性的罪恶的压抑下无处逃避，不正是不安的生活自然地、不可避免地孕育了迷信吗？

周：摇头笑道：搞扶乩迷信的多为官吏和有钱人，而穷人是无法加入进去的。(www.daowen.com)

橘：的确如你所说。在穷人的迷信中，我感到有意思的是在理教。在理教以天津为中心，在直隶、山东以及河南都有很多信徒，南方的南京据说也有很大的团体。

周：确实是个讲情有义的宗教。禁酒禁烟，讲究节约，加强团结以防止统治阶级之压迫，崇拜观音菩萨以祈求现世和来世之幸福，就此而言，与迷信一致无二的在理教是满足了无助的中国劳动阶级要求的宗教。

关于这次中国迷信／宗教的谈话，橘朴在其他场合有不同的表述，但谈话后五天形成的上述文字应该是最原始的版本。^[2]这个谈话首先涉及民间信仰的表述问题。何谓迷信？何谓宗教？二人讨论的本是扶乩迷信，鲁迅的谈话中却出现了“宗教”一词，显然鲁迅没有明确区分宗教和迷信界线的意识。宗教即迷信，迷信即宗教，这也是橘朴的看法。

其次为被表述的民间信仰的现在形态问题。仙人吕纯阳的本真性（authenticity）决定其能跨越时空生活在民国时代信众的生活之中；同样为扶乩迷信，还有穷（在理教）富（道院）之分，可见迷信和宗教具有社会属性。

接下来，自然要追问如何看待这些在现实中存在的、被表述为迷信或宗教的民间信仰的问题。虽然，鲁迅和橘朴都没有刻意区分迷信和宗教之不同，但字里行间却尽显出二人意见之歧义：日本人橘朴认为“应该对迷信者抱以深深的同情”，而中国人鲁迅则以旁观者的姿态冷静观察“他者”。实际上，如果审视这次谈话的其他内容（包括二人的一贯言行）则不难发现，二人在对中国、对中国宗教／迷信的认识上存在着根本的差异。鲁迅在与橘朴的谈话中毫不掩饰地批判了中国家族制度、中医和中国人缺乏科学精神等，表达了对中国和中国人前途的极度悲观。相反，日本人橘朴则明确表示：“今天西方文明统治了世界，即便在中国，接受新教育的人也不知不觉地受其感化而用西方的尺度来衡量自己国家的事情。但是，我认为这种态度是错误的。中国有中国的尺度。我对他说，对于过去四千年在与西方没有关系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文化，不管怎么说，还是应该用中国的尺度来加以评价”。^[3]橘朴这段话比之一个甲子后产生巨大反响的美国学者柯文（P．Cohen）提出的“在中国发现历史”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4]

仅就中国民间信仰而言，橘朴提醒论者应该明确站在什么立场讨论被称为迷信／宗教的中国民间信仰。和橘朴有着同样近代知识背景的鲁迅———橘朴称鲁迅是“绝不逊于弟弟的日本通”，为什么在看待同一中国问题时会有截然不同的观点。在讨论中国民间信仰时，论者本身碰到的难题不仅有中西、中日之别，还有近代与传统、科学与迷信之异，论者讨论的文本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本文作为考察19世纪以来日本的中国民间信仰之研究，首先关注的是百年来日本人认识中国民间信仰表象背后方法转换之问题，即近代的、日本的、中国的要素如何作用于其关于中国民间信仰认识之上之问题。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设定所讨论内容之范围是必要的。对于中国人的信仰，法国著名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在《中国的宗教》一书里描述了1912年他在北京一所新建监狱里看到的情景：在说教室讲坛上方的墙壁上，悬挂着耶稣、老子、孔子、约翰·霍华德和穆罕默德五位教主的头像。葛兰言认为，中国人对儒、释、道“三教”信仰的具体内容“毫不关心”，墙壁上五幅肖像所显示的宗教混合主义（syncrétisme）其实并没有实际意义。^[5]葛兰言虽然揭示了中国人信仰的基本特征，但他讨论的所谓中国宗教———儒教、佛教和道教都是文本中的“宗教”，与中国民众的实际生活缺乏直接的关系，而本文所要讨论的却是以现在进行时态存在的、对民众的日常生活发生实际作用的具有混合主义特征的民间信仰，具体而言，以鲁迅和橘朴谈话中所提到的道院、在理教等信仰结社为中心，检讨日本人何以关注这类民间信仰结社，从这类民间信仰结社到底发现了什么，等等。

其实，民间信仰在东亚（日本和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大问题是与近代民族国家建设密切相关的。西欧在树立近代国家的过程中，以往的宗教（天主教和新教）被排斥于世俗权力之外，近代国家是以实现政教分离为中心而展开的。而在日本和中国，如何在近代国家的框架下安置如此众多的民间信仰和结社，自始就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实际上，今天被广泛使用的“宗教”、“迷信”之类概念都是从棘手的问题丛中产生的，因此，在讨论日本人的中国民间信仰研究前，有必要首先梳理作为表述的日本民间信仰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