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澳门“民间宗教”的古今情况变化

澳门地区自古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明嘉靖十四年至三十六年（1535—1557）间，澳门半岛正式开埠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市舶贸易港口。尤其是自1557年开始允许葡萄牙人在澳门半岛居住和营商，并在澳门半岛中部逐步建成名为“Macao”的国际商贸港口城市。^[12]对于这个中国居民始终占大多数，而葡萄牙人只占少数，但却拥有相当先进的西方科技、雄厚的经济实力、相对独立自治的政治、宗教、军事组织设施的“Macao”城，明清政府一直对之实行严格而有效的管治。葡人在澳门半岛中心地区实行局部自治的时期有二百六十多年（1580或1586—1848），其后居澳葡人以武力夺取澳门地区管治权一百多年（始自1848以后）。

中国人都把官方祭祀的庙坛与军事机构的建立视为国家最重要之大事。明清时期澳门的正规庙坛，都是遵照国家祀典的规定由官府主导建立，授权给官方认可的僧人或道士以及基层城坊乡里组织管理的官立庙坛，不可能任由民间人士非法私建自管的私立庙坛。当然，由于中国是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自汉以来中国政治、宗教、文化政策的主流，是多元而比较自由宽松的，故在官方统一的庙坛系统之外，各地方也有一些为官方默许或忽略的半合礼法的零星小型民间私立庙坛存在，也有一些官方未能及时发现禁止和消灭的反政府的民间私立庙坛非法存在。

澳门地区的宗教情况与内地相比，虽然有葡萄牙等外国人长期入居这一特别因素，但就整体而言仍是大同小异。在澳门半岛合法居住的中外居民数量和城市房屋建设规模以及宗教信仰的传统习俗，都由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官员制定的法规、政策加以管治控制。^[13]就宗教的管治方面来看，是坚持以华为主，华夷分治，以华制夷，防止以夷乱华或化华的情况出现。故在澳门的华人信仰，基本受到官方祀典规范的有效控制。例如，明万历皇帝的“钦差总督广东珠池市舶税务兼管盐法太监李凤建”的马角“天妃宫”（建于1604—1605年），是澳门最古老的官庙。该庙现在尚存上述“李凤建”题衔建庙石刻之外，还有石刻“如在”二字，其典出于《论语·八佾》云：“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也说明建庙者的主导思想，是属于官方正统的孔子儒家神学系统。而且在其“神山第一”亭内的两条石横梁上，还分别刻有“英灵显应”及“国朝祀典”。这些都是初建庙时的石刻文字，反映了此庙所具有的朝廷祀典的官方背景。^[14]

根据笔者研究，明清澳门华人的主要庙宇以及最基层的社坛，都是伴随着中国有关行政、军事、海关等机构乃至城坊乡里等基层居民组织的设置，而在澳门的一些要地及华人居民点建立。大的庙宇社坛，诸如位于内港入口的马角“天妃宫”（后称妈阁庙）、关闸口的莲蓬山下的“慈护宫”（后称莲峰庙）、澳门城中心的三街会馆（后称关帝庙）和临近澳门海关总口的沙梨头土地社神坛（或称永福古社）都是由官方主导。阖澳乃至全国各地商民赞助创建和维修的官公庙坛，是为阖澳官民祭祀等需求服务的。而遍布澳门地区城坊乡里的数百个最小型的社（稷）坛，都是遵照国家祀典规定设立的基层官公社坛。^[15]

由于澳门地少而庙多，故上述大部分庙宇的发展结果，都是分别以某一或两个神为主神和庙名，而以其他各神为副在同一庙内分坛并祀。但是，明清的国家祀典原本都清楚地为各种官方主建的庙宇神坛分立专条，规定了它们的内容、形式和祭礼等级类别。例如，澳门所属的清光绪《香山县志》记载国家的《会典》所规范的县辖各种庙宇神坛的祭礼等级，分别为：“（儒家孔子）文庙为中祀”，“社稷坛为大祀”，“（风云雷雨山川）神祇坛为中祀”，“（无主的孤魂野鬼）厉坛为群祀”，“先农坛为中祀”，“城隍庙为群祀”，“文昌庙为群祀”（咸丰六年升中祀），“关帝庙为群祀”（咸丰六年升中祀），“天妃庙为群祀”，“东岳庙为群祀”，“北极（按即北帝）庙为群祀”，“火神（华光）庙为群祀”，“龙王庙为群祀”。^[16]但在当时来华入澳的西洋人士，按照西洋基督宗教的一神论宗教标准来看，这些中国官民虔诚崇拜，每逢年节皆由官员照典主祭的众多庙坛神祇，都是属于异教和邪教的魔鬼信仰。其余非官方祀典的佛教和道教等庙宇，更被看成是首宜消灭的异教和邪教魔鬼，而备受西洋人士的攻击谩骂。^[17]而按照当今中国的宗教界和学术界流行的宗教标准和观点来看，天妃（后）、关帝、土地（社稷）等神祇都被归入了民间宗教或民间信仰之列。同样，进入澳门的西洋宗教，在其西洋本国的标准是唯一的正教和国教。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了解之后，按当时中国主流标准看，西洋宗教因有西洋国家支持而且极端排斥中国传统文化，不但不可能像印度佛教那样被中国人逐步变成中国化的宗教，而且逐步暴露出其企图把多神论的中国变成一神论的西洋宗教化国家。在明清官方主流的逐步强烈抵制下，使得西洋宗教在明代中国各地的传播，只限于中国政府默许的包括少数人士在内的民间范围；到了清代雍正时期，便开始成为被明令严禁向中国官民传播的邪教，只准其在受中国政府严格监管下澳门半岛的Macau（马交）港城西洋人士中适当保留。因此，在明清时期入华和居澳的西洋宗教，在中国的政治宗教文化主流之中，始终都是一种行于民间边地的外国异教或邪教。^[18]

就主观意图和客观效果来看，明清政府在澳门建立的庙宇社坛，不但是要使澳门地区的华人官民可以保持与自己国家一致的宗教信仰，以抵御当时西洋诸国的国教来华入澳，建天主教堂吸引华人归化外国，而且是要反过来吸引和教化居澳的西洋人，归化中国的重要宗教文化堡垒，使得被朝廷视为异端甚至邪教的天主教在澳门，充其量也只能行于葡人租居并享有有限自治的“Macau”城的洋人社区，不能无限制地自由扩大并向华人传教。当时中国政府在宗教文化上的博大宽容，是举世无双的。特别是处于“皇图巩固，帝道遐昌”盛世的清朝初年，并没有一直对天主教实行“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赶尽杀绝政策。而是继续以兼容并蓄、多元共存的传统宗教文化政策，容许在澳门租居Macau一地的葡国等外国人，保留其原有的天主教信仰。因为中国官府充其量只是把华人入西洋教视为“愚民多有贪伊厚利”而已，并没有将天主教定性为信奉“魔鬼”之邪教。然而，始终局限于一神教的西方天主教、基督教的一些传教士及其忠实信徒，在利用中国宽容而入华传教的同时，却一直视中国的传统多神宗教为信奉“魔鬼”的邪恶异教，处心积虑要用西方的一神教征服中国，要使中国人都归化于他们而变成其教徒。^[19](www.daowen.com)

至于西洋人包括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传教士在澳门建立的天主教各个教派的教堂，诸如“风信庙”（风信堂、圣老楞佐堂，约1558年至1560年间建）、“麻风庙”（望德圣母堂，又称圣拉匝禄堂、疯堂庙，约1568年建）、“花王庙”（花王堂、圣安多尼教堂，1638年建成）、“三巴寺”（圣保禄教堂，1602年奠基，1637年竣工）、“小三巴”（三巴仔教堂、圣约瑟修院，1758年建成）、“板樟庙”（板樟堂，又称多明我堂、圣母玫瑰堂，1587年建）、圣母雪地殿（1626年建）、“尼姑寺”（圣家辣堂，1633—1634年间建成）等，在西洋人的政教系统中自然被视为官方认可的国教或正教。居澳西洋人以“司教者（按：即“主教”）曰法王，由大西洋来，澳酋无与敌体者”^[20]，可见澳门的教会在西洋人中拥有最高权力，主要的教堂如大三巴、圣母雪地殿等皆与炮台同建，不少教士是亦教亦军的。当时西洋人与中国人一样，都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西洋人之所以在约一平方公里的“Macau”城内及其附近的小山上建立众多的教堂修院乃至教会大学圣保禄学院，是因为他们一直把澳门作为对中国内地传教的前沿基地。当他们跟随利玛窦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以求消灭中国传统宗教的计划最终被中国官方识破，并在明末清初逐步被中国官方严厉禁止其继续在中国内地传教之后，便只准许在澳门的西洋人内部存在。这就使得居澳的西洋政教人士，在1849年以前不能不一再用中国语言文字向中国官员乃至皇帝表示感恩戴德。^[21]明清中国政府对澳门实行这种严格而有效管治的历史时期（1557—1848），西洋人的传教目标是无法在中国内地和澳门公开宣扬实施的。而由官方主导、阖澳乃至全国各地商民赞助创建和维修的大型庙宇，乃至遍布澳门地区城坊乡里的数百个最小型的社（稷）坛，都是遵照国家祀典的规定设立的官公社坛。只有观音堂（普济禅院）以及与之性质相同的其他佛教、道教的庙堂，则是属于官方默许由民间自建管理的非祀典私庙，就是当时标准的民间宗教庙宇。

自1849年葡萄牙人开始反客为主地逐步占领了澳门半岛乃至包括青洲、氹仔、九澳（路环）三岛的澳门地区实施殖民统治以后，澳门地区的西洋宗教一度成为澳门地区的官方宗教，而中国的宗教则统统成了“民间宗教”。最大的变化，就是在一系列的社会历史沧桑巨变中，由中国官方建立和一直保护控制的神祠坛宇系统，统统（除了街坊的社稷坛外）逐步变成了目前由民间私家或社团掌控之物。掌管了这些庙坛的民间私家或社团中的某些人，主要是为了达到化官庙及有关庙产为私庙、私产的目的，其次为了增加庙坛的历史年代以及史迹的传说魅力、旅游价值等，常常销毁或藏匿乃至篡改原始的建庙修庙物证，诸如一系列的古碑刻钟铭和牌匾等，兼用新编的纯民间人士建庙修庙的故事传说，以及将此类新编伪说刻录于新立的纪念碑中。近年不少史学论著皆受其误导，而将新编的伪传说当作信史。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宗教的地位改变，既不能改变以往澳门在近三百年间形成的中西多元宗教文化共存的传统格局，亦不能改变华人及信仰中国宗教的人在澳门地区占人口大多数这一基本事实。一方面，由于葡萄牙对澳门地区的占领，并非出于本身对中国具有压倒性的实力；而是在自己的武力还不远及中国广东一省的情况下，利用中国正忙于应付英、法等西方列强侵华之机，效法最强大的英国对澳门地区华人也采取怀柔政策。另一方面，由于明清政府在对澳门的西洋人实施有力管治的近三百年间，一直实行以中国传统的宗教为主，并让为客的西洋宗教以及其他各国宗教，有一定的自治生存发展空间的多元兼容政策，长期受此政策恩惠熏陶的澳门天主教会及其教徒，亦由此养成了与中国多神论宗教庙坛及其信众和平共处、河水不犯井水的传统习惯。

由于后来随着葡萄牙实行了政教分离的宗教自由政策，澳门的西洋宗教与中国宗教一样，都不再是官方宗教了。换言之就是大家都可以有自由信仰或不信仰的对象，再也没有官方宗教与民间宗教的差别。所以，在澳葡实行了一百多年殖民管制下的澳门半岛及澳门地区，天主教始终属于少数人信奉的宗教。而绝大多数华人始终坚持信奉中国传统的多神宗教，不但继续出钱出力维修扩建原有的庙宇，而且增建新的庙宇。并且在有关庙宇的碑刻钟铭匾联中，坚持使用中国的大清及其后继的中华民国纪年。充分反映了澳门绝大多数华人的爱教与爱国一致的民族主义立场。故可以说，中国政府在澳门虽然一度丧权但却始终未丧其民。民心之维系依赖前述中国官庙所建立的广泛系统网络，一直为澳门华人民间社会坚持使用。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爱国爱澳兼爱教敬神的澳门华人在光绪辛丑年（1901）建立于大三巴教堂旁的哪吒庙的石刻楹联云：“何者是前身？漫向太虚寻故我；吾神原直道，敢生多事惑斯民。”这显然是对天主教一直将中国的多神宗教视为邪魔异教之攻击批评之反对回应。由此可见，今天为很多研究者称道的澳门，始终保持中国的多神论宗教与西方的一神论宗教和平共存之历史和现实的局面，固然不是某些人笔下的原因不明的一种莫名其妙的神话奇迹，^[22]也不能不分主次地让中西宗教平分秋色，更不能反客为主地把主要功劳归于西洋宗教。而应首先归功于明清政府在对澳门的西洋人实施有力管治的近三百年间，一直实行以中国传统的宗教为主，并且让为客的西洋宗教以及其他各国宗教有一定的自治生存发展空间的多元兼容政策。

综上所述，澳门是明清以来中西宗教文化汇聚并存了四百多年之地，是双方政教等人士最早而又最长期研究和评论对方的宗教文化之地。澳门的宗教有上述的历史互动变化，同时又由于当代学者对中国宗教尤其是中国的“民间宗教”概念有本文“导论”所说的种种非历史的混乱说法。但澳门的历史与现实却提供了典型而充分的史料，使我们可以运用正确的历史概念对真实的宗教历史作事实分析的基础上，对有关澳门宗教尤其是“民间宗教”的研究史进行正确的研究与述评。这是因为澳门由于独特的历史地理和政治宗教文化因素———从来没有经历太平天国起事、日寇侵华、军阀混战等人祸天灾的破坏，以及一些忠公爱国爱教者的暗中用心保护，使得留存至今的澳门明清时期一系列官立庙坛的碑刻钟铭等文物资料，仍然有相当数量，远较中国内地同期同类的庙坛要丰富，从而为今人研究有关庙坛的创建、重修，以及澳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等方面演变史留下了一系列原始纪录和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