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信仰”、“宗教”之词语在中国古代就已出现

（一）“信仰”一词早在西晋时期的汉译佛经中出现

中国传统社会从先秦沿袭下来的民间信仰到了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印度佛教之传入使古老的中国宗教信仰焕然一新，继而佛教之中国化与民间化提高了民间信仰的层次。此前，中国民间信仰只是停留于原初性之低层次形态；至是有了新的神灵崇奉和仪式行为，“信仰”、“宗教”新词汇在魏晋之后亦相继出现。

汉语“信仰”一词最早出现在汉译佛经和中国佛典中。大概在公元三四世纪间，西晋竺法护所译之《佛说月光经》^[37]中就出现有“信仰”一词。译经中是这样译述的：释迦牟尼在世时，印度摩羯陀国曾有六位国师（号为“六师”），其说因比不过佛陀之教旨，乃请国相出面欲害佛陀于死地，使自己所奉之道为人民男女所信仰；但由于“佛之大道广化无涯，威神感动十方，有菩萨等六十万人皆随其后”，国相与六师终被慑服。竺法护对这一大段的译述，是把当时有96种排佛之教说译为“外道”或“邪道”、“邪见”。说明佛陀之教说在当时就已广为人民男女所“莫不信仰”，而且也已显示出佛教已有同儒学争主导之趋势。儒学虽经汉代董仲舒之倡扬被定为独尊地位，但由于后来谶纬神学气氛之弥漫而失去思想文化之主导，到了魏晋时期以儒学与老庄之学相糅合的玄学则代之而起。竺法护所译佛经正是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通过佛经汉译用“外道”一词以影射玄学。“信仰”佛陀之颂还见于《大宝积经》汉译中（无论是5世纪或7世纪所译），从7世纪玄奘所译之《大宝积经》来看，他也像竺法护那样宣扬世尊在鹫峰山的德威传说，使摩羯陀国“大长者”贤守率五百“长者”往佛住所顶礼佛足，“于如来所倍生敬重信仰之心”。^[38]玄奘还以“信仰”之词赞扬佛法，说“佛法普照如盛日轮，求胜智人应当信仰”。^[39]唐贞观年间般若法师奉诏续译华严宗经典《大方广佛华严经》，至宋初明教大师法贤奉诏译《众许摩诃帝经》中，都有进一步称颂佛陀说法而广受人民男女“信仰”。

特别是观音菩萨“信仰”在唐代已广传于民间，其记载多见于公元8世纪初唐中宗年间所译之密宗《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中，如云：观音菩萨“言词美妙清澈远闻，如紧那罗迦陵频之声；行如牛王，德如狮子，手指纤长，无众怖惧为诸天尊，凡所言天皆信仰”；又云“观世音菩萨梦觉现身，与授不空智海三昧耶，为除八难、四重、五逆一切诸罪，一切沙门、婆罗门尽皆信仰”。^[40]观世音之灵验因其有“心咒”《毗俱知》“以令一切皆生信仰”，能诵此咒即可以消除八难、四重、五逆一切诸罪。^[41]还有对观音秘言即真言也都要“加持香王烧供养之”。^[42]香王是观音十五从属菩萨之一，有其特殊画相，信众烧拜观音菩萨时要加上持诵“香王”即可增加观音秘言之威德神力。可见观音菩萨之咒诵、真言及其观行法门等，在当时就已广受民间欢迎，为民间信仰之所寄。汤用彤曾指出：“佛教传入中国，随之而来亦有种种神之崇拜，如华严宗之文殊，法相宗之弥勒，隋唐之际观音菩萨、阿弥陀佛已是民间流行之崇拜对象。天台宗则因《法华经》，故特奉观音菩萨，谓为救苦、救难之菩萨也。”^[43]入宋之后，念佛拜菩萨之风甚盛进而有结社之出现，如天台四明知礼就结“念佛会”而聚僧侣、男女一万人，足见天台宗对民众影响之大。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因念佛或奉观音菩萨所结之社，自南宋开始就发展为“香会”，而“香会”并不一定就是佛教组织，它实由众善男信女奔赴寺观祠庙焚香而起。焚香礼俗早在《周礼》中就有所记载，本非中国所独有，而于古埃及、巴比伦、罗马与印度等沿海地区均已出现过。在中国，是在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时由于西域香料之输入，才使原已存在的焚香礼俗得以发展。汉武帝曾梦大月氏用神香可以解除瘟疫，从此西域输入之香料才进入焚香日用。^[44]六朝以后佛、道二教尚香之风大盛，至宋巳臻繁荣阶段。宋代庐山白莲社的香事活动是当时最繁盛的景区之一，这在陆游的《入蜀记》中有生动描述。游记中所述之“白莲会”，就是“香会”。香会、香社至元末、明清而尤盛，又进一步扩展为大规模的“香醮”活动。“香会”就是属于民间教派或非教派的民间信仰的典型组织。马西沙有一看法认为发动元末红巾军大起义的主导组织，不是文献所记的“白莲教”，而是拥有极为广大群众基础的香会，是反元的香会发展为香军。这些香会并不固定依属于某一特定的宗教组织，但它在当时却是由奉弥勒教、摩尼教或白莲教之民间各教派信众汇合而成。^[45](www.daowen.com)

“信仰”一词后来并不仅见于民间佛教信仰领域，它从宋代开始亦为儒、道所争颂，如力斥佛教之韩愈至宋就被儒者颂为“大儒先生，世所信仰”。^[46]宋明时期理学、心学盛行，这样称颂就多见于记载了。道教，其与佛教争为民人男女所“信仰”之颂，从唐代就已开始。据记载唐初李姓王朝崇奉道教，高丽国曾遣使丐请唐高祖指派道士前往高丽开讲，高祖李渊从之，自是之后高丽崇奉道教踰于佛教。迨至宋徽宗又遣道士二人从行，是时高丽国王王俣“笃于信仰，……常有意授道家之箓，期以易西教”。^[47]这里所谓西教就是佛教。

（二）“宗教”在唐宋已成为习语

“宗教”一词在唐代已出现。“宗”与“教”早在先秦典籍中就有记载，将这两个字连缀成词语并非日本汉字所独创，它早在六朝文献中也已出现。^[48]日本之有“宗教”一词，其最初亦从汉译佛经之传入。由“宗”与“教”连缀成“宗教”一词，比较集中在唐代华严宗和天台宗典籍的“判教”中。所谓“判教”即“教相判释”，就是将如来所说的教义按照己见将它分别为若干“时”、“教”予以阐述，如华严宗的判教就分有“三时”、“五教”、“十宗”。据华严、天台两宗的“判教”，就有倡“四宗教”、“五宗教”或“六宗教”等各异其解的说法，^[49]这是由各大德法师据其所持经论不同而立论的。由于“宗”、“教”二者判释复杂，繁琐连篇，令人眼炫，所以有的法师如天台宗湛然就主张毋须别立宗与教，认为“教是能诠，宗是所诠，必互相有不可孤然”，“宗、教既等，不应复分真、不真别”，“从此则下总结宗教二义，既其齐等，真不真名亦皆混同”。^[50]唐代华严宗第三祖法藏（643—712）、天台宗第九祖湛然（711—782）以及禅宗灵祐禅师（771—853），都被时人分别尊之为“贤首宗教”、或“天台宗教荆溪尊者”、或“赞扬宗教四十余年”之“大圆禅师”。至北宋，天台宗之四明知礼（960—1028）亦被尊为“天台荆溪宗教”之高僧。宋太宗雍熙年间（984—987）江苏常熟境属之破山兴福寺，因其有天台宗高僧住持而被称为“宗教院”。^[51]禅宗到宋代成为中国佛教最有势力的宗派，亦因其有不少大德禅师而与天台、华严、法相诸宗同被赞颂为一方所信仰之“宗教”。在当时禅宗中最显要的高僧莫过于怀琏禅师了，据记载北宋仁宗皇帝曾“垂佛心以治天下，四夷来王，欲隆宗教，乃诏僧怀琏入对便殿，命陞座称旨，赐号大觉禅师”。^[52]如上所述，可见中国佛教经隋唐以来300多年的发展而渐有融各宗以统称为“宗教”之趋势。宋太祖初年天台宗延寿永明大师曾辑成《宗镜录》（完成于961年）与南宋高宗年间禅宗圆悟大师（1063—1135）又编了《碧岩录》，这两部书都被颂为是“举扬宗教”之作。至此，中国佛教已不再限于某个“宗派”而都可统称为“宗教”了。“宗教”之指称，在当时也不仅限于佛教文献，道教与某些民间教派也起而自称或被称为“宗教”。如宋金时期就有道士“主张宗教，壮观玄门”；某些不容于正统佛教之所谓异端白云宗，也可被某些地方民众奉为“白云宗教”了。^[53]

在这时期还有一种“宗教”之称，它不同于佛教之宗教，大体可算是宗法性宗教。据《说文解字》：“宗，尊祖庙也”；而“教”字据《中庸》云：修道之谓教。《礼记·祭义》谓：“合鬼与神，教之至也。”周代实行宗法制分大宗与小宗，汉唐以来由于皇族成员之无限扩张，所以唐孔颖达就主张：“与大宗近者于大宗教之，与大宗远者于小宗教之”。^[54]至宋徽、钦就有了“南外宗教”与“西外宗教”之设置，^[55]这是沿着宗法制这条线索发展下来，据此亦可见牟钟鉴所论述之中国有“宗法性传统宗教”说是不无道理的。这里“宗教”一词曾被朝廷用来作为设置治理京师以外皇族机构之称。此设置实渊源于唐高祖武德三年（620），那时为治理京外皇族，于每州置宗师；至宋徽宗初年（1101）设置敦宗院，宣和三年（1121）置西、南外敦宗院教授各一员，又增有博士正录。南宋中兴后“惟置宗教”，而分“西外宗教”于福州、“南外宗教”于泉州。当时所以设“西南外宗教”之机构就是要纠察驻于京外贫而无官者之宗室成员并教导“敦宗院”之宗学生。但这种宗法性“宗教”，只是宋代皇族在京外的一个小机构，对民间社会没有什么影响，真正深透于广大民众心灵中的乃是已传有一千多年的民间佛教。明代《佛祖纲目》中就曾将“宗教”界定为：“教是佛语，宗是佛心，”即宗是体而教是用的这种“宗教”概念，直至清代康熙帝关注的《御定渊鉴类函》以及雍正帝阅录的《宗镜录》中均可显其痕迹。据上所述，可见中国佛教在走向近代之前已历有一千数百年的传播历程，其某些思想、仪式、典籍与词语均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信仰之重要组成部分。荷兰人许理和（Erich Zurcher）在其所撰佛教著作中曾这样说：“大约在公元5世纪初就已显示了也许可以被称为‘中国佛教亚文化’的端倪，这标志着中国的前科学明显开始一分为二。”^[56]其所积淀的深厚“宗教”观念，也为其后扩大内涵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