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农民生活的变化

抗战时期，西南地区农民为国家民族提供了大量的粮食和物资，输送了大量的兵员和劳力，作出了巨大的奉献和牺牲。但是，由于战时地权的集中，租额和高利贷剥削的加重，农村劳动力的锐减，以及工农产品交换价格剪刀差在物价上涨中的迅速扩大，农业生产一定程度的发展，并没有使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善，“西南各地农民的社会经济情形，战时较战前更差”^[50]。据调查，战前云南昆明县和呈贡县的农民其收支相抵有余裕的人家占50.8%，收支不相抵而负债的人家占45.99%，收支刚好平衡的人家占3.2%。到抗战期间，有盈余的农民减少到36.1%，负债的农民则增加到60.2%^[51]。另据对云南昆明县506个农民的调查，“仅有15%的农民在抗战期间能维持原来与战前一样的社会经济状况”^[52]。1945年《云南日报》在一篇社论中指出：“近年来秋收后能够有余粮供一家半年食用的，每村不及一半，过年后还能有存粮供一家三个月食用的，每村更不过数户而已，在此期间，还有种种与时俱至的负担源源而来，迫使农民将存粮出售，于是谷雨一至，连播种都成问题，更遑论日常供食用的米麦”^[53]。云南如此，西南其他各省也大致如此。据资料显示，从1941年到1943年，西南地区各省的负债农户比例，四川由51%上升到54%，云南由55%上升到64%，贵州从48%上升为50%，广西由49%上升到59%，农民生活进一步恶化。

战时农民生活开支也有一定的变化。战前西南地区农村教育和卫生条件落后，农民用于教育和医药方面的开支在家庭生活开支中所占比重极微。抗战时期，西南地区农村教育、卫生事业有了较大发展，以相对落后的贵州为例，全省中小学校由1937年的2268所增加到1944年的10549所，不少农村学生进入学校读书；战前贵州各县均无卫生院（所），到1942年7月，全省各县都建立了卫生机构。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导致农民生活开支的变化，衣食开支虽仍在家庭生活开支中占绝对多数，但教育、医疗等开支所占比例，较战前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关于战时西南地区农村的社会变迁，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粗略的认识：

第一，战时西南地区农村的社会变迁，并不是自身内部自然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是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下外力作用的结果，是一种“突发—外生型”的社会变迁，这是战时西南农村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可以这样说，没有抗日战争，就不可能有西南地区农村社会的重大变迁，抗日战争这一重大突发事件，是战时西南农村社会变迁最根本的原因。具体而言，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东部国土大部沦陷，西南地区战略地位凸现，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大批工矿企业、机关学校、科学文化机构纷纷迁移西南，给西南地区包括农村地区带来了新的文化、新的技术和新的生活方式；国民政府加紧对西南地区农村的开发，调整农业机构，开发农林资调，利用未垦荒地，改良农业经营，推广科学应用，调剂农村金融，组织农村合作社等，对提高农村科技含量，改善农业经营方式，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比较重视对农村的社会动员，西南各省先后设立了动员委员会，不少救亡团体深入村镇，开展救亡宣传，动员农民积极支援抗战。此外，交通的改善、人口的迁移等也都对战时西南地区农村社会变迁产生了积极影响。

第二，战时西南地区农村社会变迁类型表现出多样性的特征。以变迁动力进行分类，大致包括城镇辐散型，即城镇空间向农村的扩展和城镇对周围农村辐射和吸引带来的农村社会变动；交通启动型，即公路、铁路的新建和驿运、水运等的开辟所带来的沿线农村的社会变迁；移民带动型，即具有新的思想观念、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产技术的移民对迁入地农村社会的影响；工矿延展型，即迁入或兴建于农村的工矿企业推动周围农村的社会变迁；社会动员型，即知识分子深入农村，从事社会动员，从而影响和改变当地村民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商品农业促进型，商品性农业的发展，促进当地村民对外交往的扩大，思想观念的变化，从而推动当地农村的社会变迁等等。农村社会变迁类型的多样性，是战时西南地区农村社会变迁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重要标志。

第三，战时西南农村社会变迁没有也不可能根本改变西南农村的社会状况，就其变迁程度而言，仍然是十分有限的。直到抗战结束，西南农村很大一部分地区仍然处在落后、闭塞甚至原始的状态。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战时西南的社会变迁，是近代以来西南农村第一次全地区的真正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变迁，其变迁的程度虽说不上深刻，但变迁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因此，抗战时期西南地区农村社会变迁的研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注释】

[1]陆民仁：《抗战时期的经济与财政》，载台北《近代中国杂志》，1983年版；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的历史背景和综合分析》，载《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1辑，文史出版社1983年版。

[2]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6页。

[3]何一民：《抗战时期人口“西进运动”与西南城市的发展》，《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3期。

[4]《振济委员会重庆难民组训委员会、重庆卫戍区各县难民情况调查月报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118-22-6。

[5]《过万难民分配各县安置，介绍职业从事生产》，《中央日报》，1939年9月27日。

[6]许涤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0页。

[7]综合四川省档案馆档案相关资料而成，1939—1942年数据见四川省征工事务管理处全宗，116-11；1944—1945年数据见四川省民政厅54-3-7678。

[8]综合四川省档案馆档案相关资料而成，1937年数据见四川省民政厅54-3-7404；1938—1944年资料见《四川省统计提要》表24；1945年资料见四川省民政厅全宗54-3-7678。

[9]潘治富主编：《中国人口·贵州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69页。此数据可能有误，或只是国防工程征用民工数。

[10]《大地的儿女》，《新华日报》，1943年2月8日。

[11]易劳逸：《蒋介石与蒋经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第70页。

[12]农村部农产促委会：《各省农村劳动力征调概况》（内部刊行），1943年12月，第30～37页。

[13]潘治富主编：《中国人口·贵州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68页、第69页、第77页。

[14]张静如：《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的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页。

[15]陈志苏等：《抗战时期四川的田赋征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1985年9月，第111页。

[16]甘典夔：《1941年四川田赋改征实物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1979年2月，第105页。

[17]陈志苏等：《抗战时期四川的田赋征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1985年9月，第112页。

[18]陈志苏等：《抗战时期四川的田赋征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1985年9月，第112页。

[19]浦光宗：《滇缅公路》，《抗战时期西南的交通》，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3页。

[20]牟国章等：《大邑征地征工修建桑园机场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1987年12月，第212页。

[21]黄维德：《忆仁寿县征工参加修建新津、黄田坝机场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1985年9月，第173页。

[22]黄维德：《忆仁寿县征工参加修建新津、黄田坝机场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1985年9月，第174页。

[23]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2册，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261页。(www.daowen.com)

[24]陈达：《现代中国人口问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4页、第96页、第99页。

[25]陈达：《现代中国人口问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2页。

[26]桑润生：《中国近代农业史》，农业出版社1986年版，第239页。

[27]阳翰笙等：《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一）》，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第413页。

[28]《大众日报》，1946年9月9日。

[29]刘崇高：《我国农村经济回顾前瞻》，《四川经济汇报》第1卷第2期，1948年4月，第9页。

[30]侯大乾、岳琛主编：《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98页。

[31]赵宗民：《四川租佃问题》，《四川经济季刊》1947年第4卷第2～4期合刊。

[32]孙虎臣、陈俊山：《三十四年之四川农业》，《四川经济季刊》，第3卷第2期。

[33]郭汉鸣、孟光宇：《四川租佃问题》，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18～19页。

[34]陈达：《现代中国人口问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2页。

[35]童润之：《璧山附郭四乡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四川经济季刊》，1945年第2卷第2期。

[36]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2～175页、第206～207页。

[37]赵连芳：《四川农村建设现状与推进计划》下，《西南实业通讯》，1941年第3卷第1期。

[38]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2～175页。

[39]潘治富主编：《中国人口·贵州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68页。

[40]《农业统计》，《中农月刊，1943年3月》第4卷第9期，第149页。

[41]孙虎臣：《四川农村副业调查》，《四川经济季刊》，1945年第2卷第1期。

[42]广西省政府统计处：《广西年鉴》第三回，1944年，第391页。

[43]四川省农村经济调查报告第二号：《四川省农场经营》，中国农民银行四川省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1941年，第38～39页、第19页。

[4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的西南科技》，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4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的西南科技》，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120～121页。

[4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的西南科技》，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47]胡竟良：《德字棉之试验结果及其推广成绩》下，《农业推广通讯》，1944年6月第6卷第6期，第15页。

[48]孙玲：《抗战时期“贵州农业改进所”对贵州农业经济开发的推动作用》，《贵州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

[49]封昌运：《最近全国粮食增产工作概况》，《中国农民》，1942年第1卷第4期。

[50]陈达：《现代中国人口问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3页。

[51]陈达：《现代中国人口问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3页。

[52]陈达：《现代中国人口问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4页。

[53]《注意农民疾苦》，《云南日报》，1945年4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