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农业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的变化

战前，西南农村几乎谈不上农业科学化的生产和经营，抗战期间，这种状况有较明显的改变，在农作物品种改良方面，中央农业实验所育成适合西南地区种植的多个抗病、早熟、丰产良种，其中有水稻6个，杂交小麦5个，棉花新品系3个，马铃薯4个^[44]。西南各省农业改进机构，也纷纷引进和选育适合本地种植的优良品种。以贵州为例，贵州农业改进所先后培育了“黔农2号”、“黔农28号”等近10个水稻良种，“黔农黄腊质”、“黔农白马齿”等玉米良种，“遵义136号”、“仁怀150号”等小麦良种，“黔农39号黄大豆”、“黔农青皮豆”等大豆良种，此外还引进了美棉、美烟、美芋等外国良种和国内其他地区的良种，这些优良品种绝大多数比地方品种增产都在15%至30%左右^[45]。在优良品种推广方面，我们没有找到较全面的资料，只有一些零星的统计，四川农业改进所在四川推广优良稻种八十余万亩，一般都比各地方品种增产7%至14%，推广优良麦种500多万亩，增产五十多万斤。四川农业改进所与中央农业实验所合作，在川东、川南栽培双季稻成功，推广20万亩，增产50%^[46]。德字棉改良棉种推广也由1937年的3县1527户，增加到1941年的59县57636户^[47]。贵州美烟推广面积，由1940年的574亩增加到抗战后期的四十多万亩^[48]。可以肯定的是，战时西南地区的农业作物推广成绩是比较显著的。在病虫害防治方面，对麦类黑穗病、线虫病、稻类稻苞虫、棉类棉铃虫，以及畜疫等的防治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肥料推广方面，主要是推广绿肥、堆肥、骨粉等，但推广面积有限。(www.daowen.com)

战时西南地区农业经营方式也发生变化。战前西南农村绝大多数农家都有私荒，并且有蓄冬水田的习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西南地区强制性地对土地利用进行了调整，包括减种烟草、糯稻等非必需品，改种战时必需的粮食作物，利用荒隙地，利用冬、夏闲田，扩大冬耕、双季稻等。仅1941年，西南地区推广冬耕面积847万余亩，利用荒隙地243万余亩，利用夏闲田315万亩，减糯改籼139万亩，扩大再生稻3.6万亩，总计扩大耕地面积1548万亩，增产粮食3258万担左右^[49]。同时，西南地区还进行了集体耕作经营方式的试验，包括组织合作农场、推进垦殖事业等，虽然没有普及，但它毕竟是西南地区农业经营方式的一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