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近代以来，西南农村商品经济虽有一定发展，但由于受工业和交通落后等因素的制约，西南地区农产品市场十分狭小。抗战时期，随着机关工矿企业及难民内迁，军需民用和工业原料对农产品的需求，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强了农民与市场之间的联系。

战时西南地区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有所扩大、产量有所增加。大豆、花生、芝麻、油菜子四种油料作物的种植面积，由1938年的2774万余亩扩大到1941年的3345万余亩。棉花种植面积也由1938年的372万余亩，增加到1941年的539万余亩^[36]。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在整个耕地面积中的比率也有提高，从1938年到1940年，四川油菜子面积由10.5%上升到15%，黄豆、绿豆种植面积由5.1%上升到7.5%，棉花种植面积由1.9%上升到4.7%，花生、芝麻等种植面积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37]。经济作物的产量也有一定的增加，前面提及的大豆等四种油料作物产量，由1938年的40117千市担增加到1944年的43075千市担^[38]。从1937年到1944年，贵州的桐油由13万多担增加到649万多担，土漆由1.5万多担增加到96万多担^[39]。

战时西南地区农村副业出现了新的变化。从事副业经营的农户数量有所增加，从1938年到1942年，西南地区从事养家畜副业的农户比例由56.6%增加到61.1%，从事纺织手工业的农户由16.5%增加到22.5%^[40]。家庭副业经营更加多样化，据1942年对四川各县的调查，农村副业门类包括养猪、纺纱、纺线、织麻、作短工、养蚕、织布、打草鞋、制草帽、搓绳、抬滑竿、编席等。其中从事前五项副业的农户都超过总农户的20%，从事养猪业的农户达到总农户的74.8%^[41]。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战时西南地区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直接参与商品流通，据1942年对广西农村的调查，农户中兼营小商贩的比例达到20%左右^[42]，表明战时西南农民的商品意识有了很大的进步。(www.daowen.com)

战时西南农业经营对市场的依赖明显增强，无论是农业生产或是副业经营均是如此。粮食价格上涨，不少农户就扩大粮食种植面积，桐油价格下跌，农民又纷纷砍伐桐树，改种其他作物。国民政府统制物品的生产表现最为明显，由于政府压价收购，农民已无利可图，导致养蚕、植桐等业的农户大为减少。

战时西南地区农产品商品化的程度有了一定的提高。据四川1940年到1941年对自耕农的农家经营状况调查，粮食作物用于出售的，稻谷占14.95%，小麦占24.32%，玉米占30.04%，甜薯占7.34%。而在农户的总收入中，非现金收入占67.9%，现金收入占32.1%，现金收入占了农户总收入的近1/3^[43]。我们虽不能据此认为战时西南地区商品性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因为农民出售产品，目的仍在于维持家庭生计，商品经济仅是小农经济的补充，但战时西南农村商品交换比较活跃，这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