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阶级阶层的变动

抗战时期，西南地区农村阶级阶层的变动各地差异较大，相对而言，四川省的变动较为突出。

战时由于土地投机、利高本稳和粮价飞涨等因素，西南农村地权集中比战前更为急剧，导致战时地主数量的减少。战前的成都平原，地主约占全部人口的20%，占有50%的土地，到抗战结束时，地主人口比重已降到8%，其土地占有却扩大到80%；重庆地区地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战前的20%下降到抗战结束前的2%，而地主占有的土地则由20%上升到95.6%^[26]。此外，昆明附近、滇西、桂东一带，“争购土地的热潮也非常汹涌”^[27]。地主阶级不仅在数量上逐渐减少，而且在结构上也发生变化，旧式地主逐渐为军人、官僚、富商等新兴地主所取代。当时中国农民银行的官员披露，在土地兼并中，“卖地者，为受战时经济影响不能继续经营之半自耕农、小自耕农及坐吃山空的小地主，购地者为因粮价上涨大发国难财者、土劣、富商大贾与满载而归的军人、政客及其他特权阶级等”^[28]。据对四川华阳县的调查，从1937年秋到1941年，买田者中，“军政界人士占34%，商人占28%，地主仅占15%”^[29]。又据广西桂林农村的典型调查，1936年至1946年10年间，有80%左右的农民出卖了土地，而买地的有63%是新兴地主^[30]。(www.daowen.com)

地主阶级数量的减少，表明农民阶级数量的增加。抗战时期，西南各地农民各阶层也有一定变动。据赵宗明对四川26县的调查研究，战时自耕农、半自耕农比例降低，而佃农比例有所上升，战前三者的比例分别是23.7%、20.4%、55.9%，1946年三者比例则分别为20.9%、18.1%、61.0%^[31]。另据四川农业改进所的调查，1942年四川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三者的比例分别为33.1%、22.9%、44.0%，到1945年三者比例变化为28.7%、26.3%、45.0%^[32]，自耕农比例下降，佃农比例增大。当然，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各地土地状况及地权集中程度的不同，各地农民阶层结构比例差异较大。如成都平原自耕农占17.8%，佃农占55.2%，川西北地区自耕农比例为29.2%，佃农比例为30.7%^[33]。而据对云南地区的调查，自耕农比例超过40%，佃农比例则不足20%^[34]。

战时西南地区自耕农与佃农相比较，在农业经营方面并无优越性可言。据对四川205户自耕农和203户佃农的调查结果显示，佃农佃耕面积平均要多于自耕农的自耕面积，佃农的收益也较自耕农为高。对重庆市璧山县各类农户的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自耕农户均经营规模仅及佃农的1/3，半自耕农的1/2，其经营农业的收入也不及佃农和半自耕业的^[35]。战时西南地区农村的变动对自耕农的冲击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