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意识变动

西南地区乃内陆边陲之地，经济文化落后，较少受到近代思想的影响。抗战以前，就总体而言，西南地区农民思想保守，民族意识缺乏，国家观念淡漠。

抗战时期，由于抗日救亡宣传的深入，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以及日本帝国主义轰炸西南的暴行，唤醒了西南农民的民族意识，绝大多数农民能够深明大义，做到有力出力，有粮出粮，积极从军、缴粮、出工、捐献，支持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

在西南军阀统治时期，农民也去当兵，但那只是为了混口饭吃，替军阀卖命，而不知民族国家。抗战时期，不少农民认识到当兵乃是为国家民族争生存，“平时军人开小差，一般人夸为精明干练，今日壮丁逃避兵役，人人骂为冷血动物”^[14]。在战时的各种报刊中，可以经常看到西南各省农民自愿参军参战的消息。(www.daowen.com)

抗战时期，西南农民生活十分艰辛，甚至口粮也成问题，但广大“粮民把纳粮当做爱国救国的神圣责任和光荣任务……绝大多数粮民都是依照限期，把自己应交的粮食交纳清楚”^[15]。据四川田赋管理处处长甘绩镛报告，他在视察粮政过程中，问及粮农自己口粮都有困难，哪来多余粮食交给公家时，一位老农回答说：“军队在前方打仗，吃不饱，有命也不能拼。只要打胜仗，赶走日本鬼子，老百姓能够过太平日子，我们暂时吃点苕叶也有想头。”^[16]剑阁县一粮民说：“我们吃得差点不要紧，前方军队要吃好点，把兵养得壮壮的，才好打日本。”^[17]川北很多县的粮民都说：“我们是吃惯了杂粮的，愿吃杂粮，前方要米，我们就交谷子。”^[18]一些农民收成欠佳，但交谷仍极踊跃，不少人将红苕、花生卖掉，买稻谷交纳，甚至有以耕牛换谷缴纳者。从农民质朴的语言中，从他们忍痛输将、热忱爱国的行动中，清楚地表明了处于大后方的西南农民对抗日救亡的认识。

西南农民民族意识的觉醒，也表现在积极应征参加各种工程建设方面。云南各族人民为修筑滇缅公路，二十多万民工大都自带粮食、工具，长途跋涉参加筑路，“昼则胼手胝足，夜则风餐露宿，不论如何困苦艰辛，均努力从事，弗敢懈怠”^[19]。四川人民为扩建和新建4个轰炸机场和5个驱逐机场踊跃应征，“其中出现不少父教其子、兄送其弟、夫妻相互勖勉的感人事迹”^[20]。在参加工程的五十多万民工当中，“有不少人是自愿要求参加的”^[21]。他们认为，“修飞机场是从天上打日本，大家都去凑一把力将机场快点修好，天上地下一起打，早些把日本鬼子打跑，国家就早些太平了”，“只有国家太平了，老百姓才太平得了”^[22]。这些认识，表明一向保守、闭塞的西南农民思想意识已发生重大变化。

战时西南地区农村社会意识的变化，还表现在生活习惯及乡土观念等方面。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曾指出，战时大量人口流动，“使东西两部风俗得接触的机会，不仅使一般人民知道全国风俗的不同，而且因相互观摩，而得接触和改良的利益，加诸抗战期间，生活上一切因陋就简，可以省却平时的许多繁文缛节，我国社会上不少礼仪或可得合理化和简单化的机会”^[23]。据著名人口学家陈达对云南昆明及附近农村的研究，战时人口流动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新的习惯，新的思潮和新的生活习惯”。如在昆明城乡，传统生活习惯是每天两餐，抗战时期，每天三餐逐渐为当地人所接受。教育观念也发生变化，“由于和外来的人有密切的接触，一般青年男女燃起了求知欲，如火如荼向往于教育”^[24]。战时的西南农民“已不像抗战以前那样闭关自守，他们吸取徙民的长处以改变动荡中的社会生活，放弃其传统的农村社会传统，跟我们别的地方一样，由于交通的往返，接触的结果，使徙民与本地人之间彼此协调谅解，产生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从而“打破了乡土观念壁垒，放弃了顽固的地方观念”^[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