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口流动

关于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人口流动，研究者们较多注重由其他地区向西南地区的人口迁移，事实上，就西南地区农村社会变迁而言，西南地区向其他地区的人口流动和西南地区内部之间的人口流动，同样应予重视。

抗战时期究竟有多少人口迁入西南地区，至今没有确切可靠的统计数字。陆民仁、张公权等认为，战时内迁的人口，“估计达五千万之众”^[1]。胡焕庸等根据当时各地难民收容所的统计，认为内迁难民当不在一千万以下^[2]。战时内迁人口主要集中于西南地区，近来一些学者根据战时西南地区人口变化进行研究，认为战时迁往西南地区的人口在300万左右^[3]。不论持何种观点，战时内迁西南人口数量庞大是确定无疑的。

在内迁西南的人口中，绝大多数迁往城市，但也有一部分人迁移到农村。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内迁人口中原来从事农业的一部分人或分散或有组织地在西南从事垦荒及农业生产。据档案记载，1942年6月，在四川涪陵、丰都两县计有1355名难民，其中900余名有职业的难民中，从事农业的占25%以上^[4]。另据四川万县难民运送配置总站的调查，从1938年11月到1939年9月，经过万县的难民共计12.6万人，其中农民占23%，除少数另谋他业或投亲外，将近90%的农民直接在西南农村从事农业耕作^[5]。这些农业人口的内迁，为西南地区较大规模进行垦荒创造了条件。据唐启宇《中国的垦殖》一书统计，战时西南地区的垦殖事业收容移民23961人，垦地面积1097583亩^[6]。另一种情况是内迁人口随机关、工矿企业、文化机构迁移到西南农村地区。由于战时日机对西南各城市的轰炸，大量机关、工矿企业、文化机构疏散下乡，迁往农村的人数也颇多。

西南地区向其他地区的人口流动主要是军事移民。据不完全统计，战时西南地区向其他地区的军事移民，四川约300万人，贵州约70万人，广西超过50万人，云南近40万人，总数超过46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村人口。(www.daowen.com)

西南地区内部的人口流动，主要是国民政府的征工征役。据不完全统计，战时四川修建国防工程征用民工达119万余人^[7]，而在筑路、水利、垦荒等地方建设中征用民工高达1357万多人次^[8]。贵州征调民工696167人次^[9]。云南、广西虽没有统计数字，但仅参加滇缅公路修筑的民工就超过2500余万人次^[10]。滇缅作战中，又出动30万民众组成运输队和担架队，给军队运送粮食、弹药和救护伤员等。西南地区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被强征来从征集中心向各分配站运送税粮和军粮^[11]，此外，还有大量农民为逃避抽丁而背井离乡。

战时西南地区人口不到8500万，各种流动人口估计超过1500万，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6。而在以上论及的流动人口中，农村人口数量占了绝对多数。因此，战时西南地区农村流动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肯定要远远大于1/6。

战时西南地区农村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给农村社会至少带来三方面的影响：一是促进了农民的社会交往，从而有利于改变农民传统、保守的思想观念。二是造成农村劳动力的严重不足，据统计，到1942年止，西南地区在征调兵役后完全没有壮丁的农户，四川占16.22%，贵州占52.5%，云南占22%，广西占21.4%；因征调工役而完全失去壮丁的家庭，四川占14.3%，贵州占31.7%，云南占2.5%，广西占8.8%^[12]。三是造成农村人口性比例的变化和自然增长率的下降，贵州战前男性人口超过女性人口较多，但到1943年后，女性人口开始多于男性^[13]。战时西南人口自然增长率均很低，有不少地区还处于负增长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