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重庆民众意识变化的影响

（一）造成了巨大的心理惊慌和精神紧张

以大规模轰炸后方城市而不是前线部队为特征的战略轰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一种新型的战略打击方法。它是一种以摧毁军事经济实力、瓦解作战意志为目的，不区别军事设施和民间地区、军队活动和市民生活的“无差别轰炸”。重庆大轰炸，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侵略者实施的持续时间最长、造成损害最为严重的一次残暴的非人道的战略轰炸。

日本侵略者对战时首都重庆的轰炸，其战略意图“不但要给予敌军及其军事设施以物质上的损害，更要对敌军及其普通民众形成精神上的威胁，让他们在极度恐慌之余产生精神衰弱，期待着他们掀起狂乱的反蒋和平运动”^[76]。除了想摧毁大后方的军事、经济实力外，更重要的是想给人们造成心理上的巨大恐慌和精神上的巨大压力，动摇大后方人民的抗战意志，迫使中国政府和人民妥协投降。正是在这种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呈现出非人道的恐怖性和残暴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以城市和市民为轰炸目标，对包括绝无军事目标的住宅区、商业区、文化区等在内的所有区域进行狂轰滥炸；（2）轰炸时间长达5年又6个月，大规模的地毯式轰炸和长时间的疲劳轰炸持续三年之久；（3）针对重庆城市多为木质结构建筑的特点，每次轰炸不仅投下大量爆炸弹，而且还投下许多燃烧弹，对城市平民和设施进行大屠杀大破坏；（4）甚至低空使用机枪对密集人群进行扫射；（5）虽然没有使用化学炸弹和细菌弹，但也准备了这两种武器。

重庆市民开始感受到日机轰炸威胁是在1938年春，在日本轰炸并占领上海、南京后，重庆方面也一天比一天惊慌起来。但在1939年5月之前，尽管日本飞机已开始了对重庆的轰炸，但每次轰炸的时间都不长，飞机数量也不多，且主要集中于军事设施，轰炸并没有引起市民的惊慌。

1939年的“五三”、“五四”大轰炸，是重庆市民经受三年噩梦般恐怖轰炸煎熬的开始。1940年，日机对重庆实施了更大规模的无差别毁灭性地毯式轰炸，特别是8月19日和20日，日军先后出动289架飞机，对重庆实施了抗战时期最为猛烈的轰炸，投下670枚爆炸弹和273枚燃烧弹，主要商业区、工厂区、文化区等人口稠密地区惨遭蹂躏，炸死烧死市民342人，重伤332人，主要繁华街道被烧成一片焦土。1941年，日机继续采取批次多、时间长的疲劳轰炸战术连续攻击重庆，重庆市民经常几小时、十几小时处于空袭警报中。从8月7日开始，日机不分昼夜，以不到6小时的间隔对重庆进行长达一周的持续轰炸。无差别的狂轰滥炸，“使我万千同胞骨肉横飞，使我数十万城市居民流离失所，使我百万间的崇楼桀阁化为丘墟”^[77]。

如此大规模的恐怖轰炸，自然会造成市民严重的心理惊慌和精神压力。每当凄厉的警报响起之后，那随之而来的震耳欲聋的飞机轰鸣，那惊天动地的爆炸，那冲天而起的硝烟，那猩红遍地的残肢碎体，那失去亲人的悲痛哭泣，那遍体鳞伤的呻吟哀号，那满目疮痍的惨景，怎能不让人肝肠寸断，悲痛欲绝，怎能不让人极度惊慌，甚至精神失常。

大量的文献记述了大轰炸给市民带来的惊慌和紧张。著名作家萧红在《放火者》一文写道：空袭警报发出后“前一刻在街上走着的那一些行人，现在狂乱了，发疯了，开始跑了，开始喘着，还有拉着孩子的，还有拉着女人的，还有脸色变白的。街上像来了狂风一样，尘土都被这惊慌的人群带着声响卷起来了，沿街响着关窗和锁门的声音，街上什么也看不到，只看到跑”^[78]。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和贾安娜也对被轰炸恐怖笼罩的市民逃离城市的惊慌景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潮水一样的人，从那条旧城通到郊外的主要街道上涌出去。恐怖的传布，是由于群众的一种无言的现象，由于半明半暗中紧张的脸，由于身体的挤压，由于婴孩的啼哭，由于妇人的悲泣，由于男人们坐在土堆和石块上摇摇摆摆，而一声不响。飞机是走了，人们在一个现代世界的玩意儿之前逃出来了，这是他们所能了解到的最可怕的东西。他们在惊慌的一刹那间，带着奇奇怪怪的东西：有的人带着活的鸡；有的人带着家用物品，褥子，茶壶，或亲戚的尸体。这一大队人很快地走入田野的黑暗中，杂乱的脚步在尘土之中翻滚，连绵不断”^[79]。事实上，在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后的三天时间，逃离城市的市民就达到25万之众。

空袭警报所造成的紧张，引起了一部分人心理的恐惧和失常，白朗、白修德、李华飞的文章都有这方面的记述：“愤恨，悲痛，惊恐与紧张，滋长在居留重庆的每一个人的心里，经过了第一天敌机狂炸之后，新都绮丽的面容已失去了整个的壮观，这里那里的显出了许多的疮疤与血迹，新都的市民们已经变成惊弓之鸟了，走出街上的人，都露出了极度张皇的神色，尖侧起耳朵，同时观察着每个行人的动作和嘴巴，只要有人喊一声警报，或是汽车喇叭的遽然长鸣，人们就会飞跑起来，一个跑，大家都随着狂奔。”^[80]“灾区的颓墙倒下来，过路的人跑着，看的人也跑，商店的人也跑，于是造成一场虚惊。”^[81]“接连不断地发生惊慌现象。街上荡着的一个人如果虚惊一下，听见了他幻想之中的空袭警报声而奔跑起来，别的人就跟着跑，直到几千人在恐怖之中争入防空洞，其实数百英里之内并无敌机。”^[82]李华飞的文章还记录了在防空洞中一些人的心态，“有的人骇得周身发抖，嘴里不断呓语着‘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83]有的人失常态地走来走去。”^[84]

空袭警报所造成的紧张，甚至还引起了一部分人生理的失常，张恨水和梁实秋的文章都有这样的记述：“空袭这个战略之作用，还莫过心理上的扰乱。当年大后方一部分人，有这样一个毛病，每一听到警报器响，就要大便。尤其是女性，很有些人士响应。这在生理上是什么原因，还没有听医生说过。反正离不了神经紧张，牵涉到了排泄机关。”^[85]“每次空袭警报发出后，各人反应不一样，在人立即紧张，非立即排泄不可，也有人要立即进食。”^[86]“紧急警报一响，大家陆续入洞……有人入洞前先要果腹，也有人入洞前先要如厕。”^[87]

恐怖轰炸所造成的巨大灾难更加剧了市民的惊慌和紧张。“炸弹所能引起的一切恐怖袭击了重庆，看得见的东西，如尸首，血淋淋的人，以及数十万挤不进防空洞的人们，引起了恐怖。看不见的东西，迷信观念，引起了更大的恐怖，对于隆隆而来的新式飞机所发生的迷信观念，是无法解释，而且无药可医的。”^[88]“有的全家死尽，七八个尸体横放在储奇门外的河边，有的全家死了剩下一二个，哭得来不知人事，抱着那留下唯一的手膀或头颅在马路上乱跑，与疯人无异！”^[89]蒋碧微在回忆录中谈到1940年5月27日日本侵略者轰炸北碚后她所见的惨景：“到处都是燃烧倒塌的房屋，到处都是血肉模糊的受难者！人们盲目疯狂地跑来跑去，脸上布满惊骇欲绝的神情。”她的女佣同弟因目睹大轰炸后房倒人亡，呻吟、悲号充斥四方的惨景而“受刺激过甚，无法克制自己，她哀切地放声痛哭，凄厉的哭声也使我流下眼泪”^[90]。

日机的轰炸还在一部分人中滋生了听天由命的心理，格兰姆·贝克和白修德、贾安娜有这样的观感，日本飞机到来时，“芸芸众生恐惧地逃离妖魔，找个地方藏身之后，就只得听天由命了”^[91]。“那些对日本空袭毫无抵抗的年代给他们以逆来顺受的再教育。一整代人学会了接受这么一种最令人憎恨的前提：谁的生命财产也没有保障。他们知道，威胁来自别人，自己无法制止。他们学会了逃避。或者不幸无处可逃了，那就在忍受中用某种哲学来做精神安慰。他们对一切都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如果那不是切身利益所关的话。”^[92]“重庆官员们和公民们的群众反应是特别的，他们干脆承认一个事实：在夏季的任何出太阳的日子，他们都可能给炸死。谁都口渴，谁都睡不好，谁都在尘灰之中走路，谁都蹲在山洞里。”^[93]白朗在《在轰炸中》一文中也有这样的认识，“在残酷的敌人疯狂屠杀的氛围中，一切的安全、幸福，都不过是渺茫的幻想而已”^[94]。

必须指出的是，日机轰炸虽然在不断地制造着恐怖，市民的心理惊慌和精神紧张也与恐怖的轰炸伴随始终，但是这种惊慌和紧张并不是与日俱增的，重庆并没有出现日本侵略者所希望出现的心理恐慌和精神崩溃。相反，重庆市民在经历了多次轰炸的洗礼之后，逐步变得更加沉稳、更加坚强、更加勇敢。

（二）激发了民族复仇的心理和抗战到底的精神

“让你龟儿子轰！让你龟儿子炸！老子们有很好的防空洞，不怕！让你龟儿子轰！让你龟儿子炸！老子们有广大的农村，不怕！让你龟儿子轰！让你龟儿子炸！老子们总要大反攻，怕啥！”抗战时期的这首重庆民谣，十分形象、通俗地反映了重庆大轰炸时期广大市民的心理和精神状态。“炸弹是毁灭，是破坏，同时也是建造。炸弹毁灭了房屋，破坏了都市的建设，但同时也给了古老民族精神上一个深的刺激，唤醒了这个民族精神的再生。”^[95]正如《国民公报》一篇社论所言，“轰炸虽使重庆市民遭受惨痛的牺牲，但同时每个人均在轰炸中求得优良的锻炼和进步”，日机灭绝人性的暴行，不仅没有使重庆人民屈服，反而大大激发了无限的愤怒和仇恨，增强了他们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敌人的滥炸，丝毫未能夺去我们抗战到底不屈不挠之心，反之，敌人绝灭人性的暴行，促起了我无限的愤怒和仇恨。这些仇恨在重庆人世世代代一定要‘中心藏之，无日忘之’，直到我们获得加倍加利的报复为止。”^[96]“爱国的情绪，同仇敌忾的心理，只有因轰炸而表现而提高而加强！民族的一切美德，平时蕴藏着的，藉轰炸而全盘地烘托出来！同生死，共患难，无分男女、无分贫贱的民族团结力。藉敌人的炸弹而锤炼成钢铁般的坚实。”^[97]

在反轰炸斗争中培育起来的这种精神，我们把它概括为“重庆抗战精神”^[98]，它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中的继承和弘扬，是中华民族自尊、自强、自信、自立的体现，是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域表现出来的民族精神。它主要表现为不屈不挠、忠贞为国的精神；艰苦奋斗、团结互助的精神；慷慨捐输、毁家纾难的精神。

不屈不挠、忠贞为国的精神。日机对重庆的狂轰滥炸，给重庆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牺牲。但重庆人民并没有被这种残暴的轰炸所吓倒，抗战意志也没有因此挫伤，他们始终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屈不挠，坚持工作，服务抗战。只要空袭警报一解除，工厂照常生产、商店照常开业、学校照常上课。“有许多难民，即使是平时不关心国事的，这一次经过敌机狂炸的教训后，他们都自发的要求做救亡工作。”^[99]广大空袭救护人员，“奔走弹雨之下，驰骋火海之中，出生入死，救伤恤难”^[100]。自来水公司和电力公司的工人，警报没有解除就加紧抢修水电设施，以保证工厂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校舍厂房被炸毁了，广大师生和工友们随炸随修。断壁颓垣间，机器声隆隆作响，读书声朗朗入耳，面对日机的轰炸，“我们规定要做的事，必须照着规定的去做”^[101]，南开中学张伯苓校长的话代表了近百万战时首都人民的心声，表现了重庆人民不屈不挠、忠贞为国的豪迈气概。

艰苦奋斗，团结互助的精神。日机的轰炸，给重庆人民的工作、学习、生活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困难。但广大重庆人民面对危险和牺牲，没有退却。在环境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仍努力工作生产。特别是广大工人，为了生产抗战急需的军需民用物资，一般每日工作都在十小时以上，有时在飞机临空下仍照常生产。厂房被炸了，就在山洞隧道里建立临时厂房，没有发电设备，点油灯照样工作。1939年，1330名川江工人在寄给国民参政会的信中表示，“我们并不顾虑工钱太少，职业无保障，对于战时的交通运输，曾尽了和正尽着最大的努力，输送杀敌壮丁，抢救生产器材……在敌人的飞机炸弹下工作，不管死活。如果说我们是为微薄的工资而苟延残喘，实在不如说是为了争取抗日的胜利”^[102]。在患难中，重庆各界人民亲如兄弟姊妹，团结互助。“每次空袭后，总能看见一些人牵着失去父母的孤雏。还有一些人，扶着老叟慢慢地走进救济处。”“偏街小巷，电线有未及修复者，家家门口点有‘太平灯’，便利行人。”^[103]在火场上的抢救过程中，“有多少邻居在帮助他们，照顾他们的老少或杂物，这种互相合作的精神，在患难中更容易看出”^[104]。“过去本地居民对外省籍难胞还有认识上的芥蒂，经过那次敌机疲劳轰炸以后，深感风雨同舟，甘苦与共的珍贵，畛域之见即自然消除了。”^[105]中国共产党也积极参加了重庆的反轰炸斗争。为搞好防空工作，《新华日报》多次代表中国共产党向有关当局献计献策，指出防空事务中的弊端，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对防空当局的官僚主义和严重演职行为进行严厉批评，但又始终以团结大局为重，维护国共合作。

慷慨捐输，毁家纾难的精神。饱受日机轰炸灾难的重庆人民，化灾难为仇恨，化悲痛为力量，出力唯恐我最少，献金不让人独多，成为支援前方抗战的坚持后盾。“重庆市民在敌机大轰炸下遭受不测损失，仍忠于抗战，输财输物之多，尤为全国各地之冠，这种伟大贡献在将来抗战史上，必将大书特书。”^[106]

关于在日机轰炸下激发起来的民族复仇的心理和抗战到底的精神，给经历过重庆大轰炸的许多外国友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德国友人王安娜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在这里生活着的各种各样的人，也是我不能忘却的。不论贫富，也无分地位，大家都在防空洞里过着同样的战时生活，彼此互助互爱，这是平时难以想象的。共度大难，共尝艰辛，使外国的外交官和四川省的居民，使来自沿海地区的知识分子和目不识丁的农民、苦力，使来自各国的保守政治家和中国共产党人，走到一起了。”她认为，日本的恐怖轰炸，“加强了市民共患难的互助精神”，“起了使中国坚如磐石、团结一致的作用，它比千万次政治议论更有效地防止了抗日统一战线内部些微的隙缝所能导致的无可挽回的分裂”^[107]。

斯诺也曾写道他对日机轰炸重庆的观感：“实际上，重庆并不像意想中那样恐慌。许多人度过了所有的空袭，甚至没有过一次千钧一发的逃难。从全体居民说来，民气正在一天天进步着。日本已经作了好几十次的空袭，投下了好几万磅有高度爆炸力的炸弹和燃烧弹，但它不能毁灭这个首都的精神，那已经是很明白的事情了。”“这些空袭所毁灭的生命财产，还不及它们所创造的新生的斗志之半。”“被炸城市里的几百万劫后余生之人却因此激起了深深的狂怒和厌恶，他们对于侵略者有一种特别切身的憎恨，你如果没有钻过地洞，没有伏在田野上躲过直插下来的轰炸机，没有看见过母亲找寻儿子的尸体，没有感到过破碎头颅上升起光荣，没有闻过被烧死的学童的气味，你绝不能了解这种憎恨。这恐怕是日本对于中国的统一的最大贡献。”“轰炸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唤醒一种重建中国的决心，比敌人能够毁灭的还要快。”^[108]

白修德也有同样的认识：“成就重庆之伟大，且把各种各样参差不齐的男女融合成为一个社会的是大轰炸。重庆是一个不设防城市，它的高射炮几乎是无用的……该城没有雷达，也没有任何值得称为空军的东西。该城的居民忠贞得可怕。房屋是引火的，救火器具和水源少得等于没有。该城对付日本飞机的只有三件东西：城内崖石之间的大山洞，以中国人之聪明很快地掌握住的近乎拼命的防空制度，以及人民的不屈不挠的意志。”^[109]这些外国友人的认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时重庆社会心理的变化。

【注释】

[1]潘洵、杨光彦：《论重庆大轰炸》，《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

[2]振济委员会统计室编：《重庆市敌机袭炸损失统计表》（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五月份），中国台湾国史馆藏。而另据《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5月3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和《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5月4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统计，炸死3991人，炸伤2323人，损毁房屋3686栋1185间，两者数字统计有所差异，但总体死亡数字应为4000人左右，伤亡3000人左右。

[3]《敌机昨两度袭渝，市区被炸数处起火燃烧》，《新华日报》，1940年8月20日。

[4]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下册），四川文献研究社1972年版，第156页。

[5]周勇主编：《重庆通史》下卷，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第905页。

[6]李金荣等著：《烽火岁月——重庆大轰炸》，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第28页。

[7]韩渝辉主编：《抗战时期重庆的经济》，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308页。

[8]周勇主编：《重庆抗战史：1931—1945》，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第439页。

[9]周勇主编：《重庆抗战史：1931—1945》，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第440页。

[10]韩渝辉主编：《抗战时期重庆的经济》，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322页。

[11]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16页。

[12]潘洵：《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对重庆城市社会变迁的影响》，《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13]璞君：《渝市惨遭轰炸》，《东方杂志》第36卷第12号，1939年6月16日，第54页。

[14]《苏联人民谴责敌机暴行》，《新华日报》，1940年5月30日。

[15]《大轰炸下的重庆》，《大公报》，1941年6月27日。

[16]张弓、牟之先：《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

[17]《中国英勇抗战，已蔚为强国，将负恢复远东繁荣重任》，《中央日报》，1941年8月21日。

[18]斯诺：《斯诺文集》Ⅲ，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28页。

[19]白修德、贾安娜：《重庆——风云际会的焦点》，《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十编）·外国人士作品选》，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62页。

[20]《中国人民坚强的精神，必能获得生存的权利》，《中央日报》，1941年11月17日。

[21]周开庆：《四川与对日抗战》，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80页。

[22]重庆抗战丛书编纂委员会编：《重庆抗战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页。

[23]重庆市政府秘书处编：《重庆市一览》，1936年，第63页。

[24]《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重庆市档案馆：0075-1-123。

[25]见潘洵前揭文。

[26]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下册，四川文献研究社1972年版，第74页。

[27]重庆市政府统计处编印：《重庆市统计提要》，1945年，表6。

[28]王孝询：《重庆大轰炸》，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7页。

[29]重庆市沙坪坝区地方志办公室编：《抗战时期的陪都沙磁文化区》，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58页。

[30]何建廷主编：《抗日战争时期的北碚》，重庆市北碚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2年编印，第2页。

[31]《渝迁建区小学，已创立者现有五所》，《国民公报》，1940年12月3日。

[32]《重庆市疏建委员会》，重庆市档案馆：0077-1-3。

[33]《重庆市疏建委员会开辟太平巷》，重庆市档案馆：0077-1-2。

[34]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四川文献研究社1972年版，第7页。

[35]以上均引自《重庆市疏建委员会开辟太平巷》，重庆市档案馆：0077-1-2。

[36]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区域史研讨会论文集》下册，1986年12月，第686页。

[37]重庆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重庆市志》，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75页、第154页。

[38]重庆市人民防空办公室编：《重庆防空杂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5页。

[39]1943年数据见曾小勇等：《重庆大轰炸》，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

[40]重庆市人民防空办公室编：《重庆市防空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3～135页。

[41]《大隧道窒息案审查报告》公布的伤亡人数为：死亡992人，重伤151人，而根据相关史料分析，大隧道死伤人数当在3000人以上。参见潘洵、杨光彦：《论重庆大轰炸》，《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

[42]《空袭展览会昨日开幕展品数千件》，《国民公报》，1942年4月16日。

[43]韩渝辉：《抗战时期重庆的经济》，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页。

[44]罗传勖：《重庆抗战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www.daowen.com)

[45]《渝人口减少约六分之一》，《国民公报》，1938年2月10日。

[46]《渝市四十二万人口，已疏散十六余万》，《中央日报》，1939年3月16日。

[47]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10页。

[48]王孝询：《重庆大轰炸》，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7页。

[49]重庆人民防空办公室编：《重庆市防空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页。

[50]秦孝仪：《革命文献》第100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212页。

[51]［日］桥本学：《重庆的抗战》，《重庆文史资料》第30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0页。

[52]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编：《重庆市志》，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9页。

[53]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编：《重庆市志》，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75页。

[54]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编：《重庆市志》，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4页。

[55]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编：《重庆市志》，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4页。

[56]重庆人民防空办公室编：《重庆市防空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页。

[57]思红：《重庆生活片段》，施康强编：《四川的凸现》，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

[58]思红：《重庆生活片段》，施康强编：《四川的凸现》，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

[59]张笃伦：《陪都十年建设计划序》，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14页。

[60]重庆人民防空办公室编：《重庆市防空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8页。

[61]重庆人民防空办公室编：《重庆市防空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0页。

[62]《空袭伤亡已渐次减少，仍望市民及时入洞》，《大公报》，1941年6月4日。

[63]笃伦：《陪都十年建设计划序》，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82页。

[64]补充照明的油灯由各地区的保甲长负责管理，俗称“保甲灯”。

[65]韩渝辉：《抗战时期重庆的经济》，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页。

[66]《四行联合办事处致行政院秘书处电》，《行政院档案》，1940年3月21日，中国台湾国史馆藏。

[67]《渝市简报》，《中央日报》，1940年7月11日。当时中、小学教师及木工每月薪金约法币40至60元。

[68]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大事记》，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页。

[69]注：蒋中正时任执政党中国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四川省政府主席，集全中国党政军及四川省大权于一身。

[70]《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940年8月21日条，中国台湾国史馆藏。

[71]秦孝仪：《革命文献》第101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212页。

[72]白修德、贾安娜：《重庆——风云际会的焦点》，《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十编）·外国人士作品选》，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65～266页。

[73]社会部统计处：《重庆工人家庭生活程度》，1945年。

[74]《陪都职业妇女调查》，《妇女新运》第5卷第10期，1943年5月，第14页。

[75]朱丹彤：《抗战时期重庆的婚姻问题初探》，《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76]《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判决记录》，转引自伊香俊哉：《对日本空战法规与重庆大轰炸的认识》，《中日学者重庆大轰炸论文集》，中国三峡出版社2004年版，第339～340页。

[77]《敌机昨两度袭渝》，《新华日报》，1940年8月20日。

[78]萧红：《放火者》，《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四编）·报告文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632页。

[79]白修德、贾安娜：《重庆——风云际会的焦点》，《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十编）·外国人士作品》，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63页。

[80]白朗：《在轰炸中》，《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四编）·报告文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443页。

[81]李华飞：《从轰炸中长成》，《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五编）·散文杂文》，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24页。

[82]白修德、贾安娜：《重庆——风云际会的焦点》，《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十编）·外国人士作品》，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64页。

[83]李华飞：《从轰炸中长成》，《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五编）·散文杂文》，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21页。

[84]李华飞：《从轰炸中长成》，《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五编）·散文杂文》，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22页。

[85]曾智中：《张恨水说重庆》，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138页。

[86]梁实秋：《北碚旧游》，《梁实秋闲适散文精品选》，四川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50页。

[87]梁实秋：《回忆抗战时期》，《梁实秋作品集》，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页。

[88]白修德、贾安娜：《重庆——风云际会的焦点》，《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十编）·外国人士作品》，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63页。

[89]李华飞：《从轰炸中长成》，《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五编）·散文杂文》，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24页。

[90]蒋碧微：《蒋碧微回忆录》，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82页。

[91]格兰姆·贝克：《慢性自杀的腐朽统治——大后方见闻》，《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十编）·外国人士作品》，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92]格兰姆·贝克：《慢性自杀的腐朽统治——大后方见闻》，《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十编）·外国人士作品》，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93]白修德、贾安娜：《重庆——风云际会的焦点》，《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十编）·外国人士作品》，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66页。

[94]白朗：《在轰炸中》，《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四编）·报告文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443页。

[95]凤子：《北泉日记》，《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五编）·散文杂文》，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页。

[96]《镇静奋斗，救济难胞》，《国民公报》，1940年8月22日。

[97]《要悲壮才能胜利》，《中央日报》，1940年6月18日。

[98]有的学者也称之为重庆精神或陪都精神。

[99]陆诒：《敌机狂炸了重庆》，《群众》第2卷第24期、第25期，1939年6月11日，第799页。

[100]周开庆：《四川与对日抗战》，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80页。

[101]《狂炸后的新都广播》，《全民抗战》周刊第70号（1939年5月30日），第102页。

[102]《一千三百三十名水手的呼声》，《新华日报》，1939年9月5日。

[103]《坚强奋斗，以建设答复轰炸》，《中央日报》，1940年6月14日。

[104]《火场目击》，《中央日报》，1940年8月20日。

[105]和哲先：《疲劳轰炸后——陪都掠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乐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组编；《乐至文史资料选辑》（内部刊行）第8辑，1985年10月，第36页。

[106]唐守荣：《抗战时期重庆的防空》，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

[107]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96页、第311页。

[108]斯诺：《斯诺文集》Ⅲ，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25页、第128页。

[109]白修德、贾安娜：《重庆——风云际会的焦点》，《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十编）·外国人士作品》，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