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重庆市民社会生活变迁的影响

（一）人们生存和生活环境的恶化

日机的轰炸，给广大市民的衣食住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以“住”为例，日机轰炸造成无数建筑物化为焦土，变成废墟，据《重庆市防空志》一书不完全统计，大轰炸期间共炸毁房屋17452栋，37182间^[56]，致使重庆出现了极其严重的“房荒”。“重庆找房子，真有意想不到的困难，城里不谈，当然早已塞得实实足足，城外乡村之间，也是毫无隙地。……偶然闲步郊外，只要留心一看，许多茅蓬草屋门前，时常有雪白的西装衬衫、摩登旗袍之类晒晾出来，这种不调和的色彩，反映出重庆住的写真。”^[57]

为了解决起码的居住和防空问题，重庆市民自己动手修建了大量临时性的住宅建筑和防空设施，住宅建筑普遍采用捆绑竹木架、木架单层竹篾墙、木架双层竹篾墙、砖柱土墙等形式，“捆扎房子，只糊了一个表面，造起来又不费工，又不费料”^[58]，“其外表有时甚整洁，而内部固甚薄弱”^[59]，既不牢固安全，又无必要的生活设施。建造之时就没有作永久性打算，绝大多数房屋结构简易，使用年限短，到抗战胜利之时，大部逐渐破损。在防空设施方面，1938年重庆既有各种防空设施容量不足7万人^[60]，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后，重庆市民开始大规模修建防空洞，到1941年统计，全市公共防空工事容量达12.51万人，私有防空工事容量33.66万人^[61]。据《大公报》1941年报道，“二十八年度（1939年）每一个炸弹死伤约五个半人，二十九年度（1940年）每一个炸弹死伤约一个人，本年一至五月底止，约三个炸弹死伤一人”^[62]。其中防空洞的修建功不可没。

日机的轰炸还严重地破坏了城市的公用设施，阻碍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给广大市民的城市生活造成严重的困难。以用水用电为例，日机的轰炸，造成自来水管道设备屡被炸毁，加之经费不足等多方面原因，修理与补充难以及时跟上，产生严重供水危机，市区人民面临水荒，致使战前已经萎缩的挑水行业再次兴起。据统计，人力挑夫最多时达3万至4万人。水价也不断上涨。1940年时，一担水费相当于一吨自来水的价格。由于电力设备遭到严重破坏，电力供应十分紧张，市区被迫实行轮流停电。城市路灯设备在轰炸中损失也极其惨重，“城区各主要街道之路灯焚毁殆尽”，到1942年，重庆城、郊区的路灯已损失过半，加之路灯管理经费极度拮据，许多被炸路灯无材料补充，长期停用，能用路灯仅存988盏^[63]。在此情况下，一些路灯被毁而又必须保证夜间照明的重要地段，不得不改用油灯补充^[64]。

日军的重庆大轰炸使重庆城市环境污染，疾病流行。重庆本是闻名的垃圾多、污水粪便多、老鼠多的“三多”城市，而大轰炸后，尸体来不及及时掩埋，废墟来不及及时清理，防范工作落后，常常使得疾病流行。以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为例，“五三”、“五四”惨案发生后，重庆市区开始流行霍乱和痢疾，当时驻守机房街的新兵团因痢疾死亡数十人^[65]。

大轰炸下人们的生活环境每况愈下。日机轰炸引起物资奇缺，价格飞涨。比如说水，这是人生活生存最起码的东西，然而大轰炸造成自来水设备屡屡被坏，重庆市区常面临严重水荒。如1941年日机对重庆实施疲劳性轰炸，重庆经常几小时、十几小时处于空袭报警声中，人们惊慌失措。市内断水断电，人们不得安宁，其生活困难无法想象。

中国对日抗战以来一向平静的四川粮价，为之节节高涨，重庆米价，由（1938年）3月每市石法币40元^[66]，及经大轰炸至7月，米价每市石已涨至100元以上（成都、重庆米价每市石，7月8日100元，9日115元，10日120元）^[67]。四川粮价在短短三四个月间飞涨暴腾三倍，一般人民，尤其薪工生活者，每月收入仅数十元，吃饭顿成严重问题，人心浮动，抢购米粮风潮迭生^[68]。这对以重庆为基地，苦撑对日战争的国民政府，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时国民政府党政军最高领导人蒋中正^[69]即频频为粮价飞涨而焦虑，表示粮价飞涨所带来的经济威胁，甚于日机轰炸，如能破此关，抗战胜利过半矣^[70]。(www.daowen.com)

残酷的大轰炸，高涨的生活费用，加剧了战争孤儿数量的增加。据《儿童福利工作报告书》记载：“重庆市区空袭频仍，死伤枕藉，遗弃孤儿，随处皆是。”^[71]1940年2月重庆孤儿人数已达两万人左右。重庆市区的一些繁华地段如两路口、海棠溪等地，平均每天可看到一到二个弃婴。许多弃婴无人收养，毙命路边。1942年2月，《新华日报》曾以《抚养弃婴》为题发表文章，文中认为，大多数弃婴是由于战争导致经济困难，父母无力抚养才忍心抛弃。

在日机轰炸的几年时间里，“跑警报”、“躲轰炸”成为所有重庆市民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跑警报”、“躲轰炸”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乡下派”，每当雾季一过，他们就带上贵重、值钱的东西，自动疏散到附近的乡下。也有一部分卫星城镇的人在每次轰炸前警报发出后才跑到附近的农村去，警报解除之后随即返回。另一种是“岩洞派”，也就是跑防空洞，随着重庆防空洞数量的增多，“岩洞派”逐渐成为重庆人民躲轰炸的主体。无论是国家机关的公务员、企事业单位的员工，还是一般普通市民，“一切东西，从机关的档案起，至职员的衣服止，平日都包扎好好的，以便警报一响，飞速搬进防空洞。日常办事以天气为准，需要走得远的事情，留到阴天办理。似乎要出大太阳的时候，人们在天亮之前就起身准备长征，以免空袭来时，赶不到防空洞”^[72]。躲防空洞的生活是枯燥乏味的，特别是战时重庆绝大多数防空洞条件极差，缺乏起码的生活设施，一旦遭遇日机反复轰炸，往往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二）重庆大轰炸使重庆人的婚配问题突出

首先是结婚的条件差。中国向来注重红白喜事，讲究礼尚往来。然而，残酷的大轰炸使人们生活和生命无保障，使得苦命鸳鸯们只得凡事从简。政府也提倡简单的集体婚礼，从1936年到1949年重庆市共举行52届集体婚礼，其中在大轰炸的几年间，政府尤为重视。1939年重庆第五届集体结婚简则规定，男子以黑色中山服为主，女子以蓝布旗袍为限。1942年11月1日，国民政府内政部在总结前些年集体结婚的经验基础上，结合大轰炸环境的实际，还特别发布《集体结婚办法》，对此项工作予以重视。集体结婚的背后反映了诸多无奈，特别是大轰炸下人们拮据的经济状况，使许多家庭无力操办婚事。更有甚者，战争时代各报刊上也常刊登结婚、订婚启事，简单了事。更有甚者，直接同居，凡事从略。

其次是大轰炸使重庆人结婚率降低。国民政府社会部1940年10月对重庆240户工人家庭作调查表明：可婚人数占68.39%，而实际上已婚的只有55.62%，工人的年开支中，婚丧占总开支的0.62%，大约2.2元^[73]。这种现象在逐年递增，大轰炸接近尾声的1943年5月，《妇女新运》杂志对重庆18至50岁之间适婚年龄的职员妇女婚姻状况调查显示：总调查2961人，而已婚1392人，占46.24%，未婚1411人，占47.63%，未详175人，占6.03%^[74]。这反映了大轰炸下，人们疲于奔命，为了生计而无暇顾及个人婚姻问题的悲惨现实。

再次是大轰炸条件下，重庆离婚率高。朱丹彤曾将1939年至1945年《大公报》离婚、解除同居启事作了统计：

1939年17起，1940年48起，1941年70起，1942年181起，1943年265起，1944年244起，1945年169起^[75]，由这些数据可窥见大轰炸给婚姻家庭带来极大的不稳定因素，战火频繁，人们居无定所，妻离子散的现象时有发生，使离婚事件逐年增加，1943年是大轰炸的末年，重庆离婚事件是1939年的14倍之多。而大轰炸时期，许多结婚没登记的夫妻、临时夫妻、露水鸳鸯，他们朝居暮散，没有启事公告，虽然没有数据统计，但我们可以推想其分散比例更高。再加上重婚现象也十分严重，给家庭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也是造成离婚率上升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