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重庆城市人口变动的影响

抗战爆发前，重庆人民因列强侵夺，军阀混战，自然灾害等原因，生活与普通城市无异。而居住环境则因重庆为山水之城，多土木结构的吊脚楼，故火灾时有发生。抗战爆发前后，影响重庆人口变迁的因素一为人祸，二为天灾。人祸主要又是列强和军阀所为，天灾主要是瘟疫、火灾和旱涝等。但人口变迁有规律可循，人们生活比较稳定。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重庆市人口为473904人^[37]，增幅亦在正常范围。同年11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乘船抵渝，国民政府各机构陆续迁至重庆。国民政府迁渝，带动了重庆人口的急增，而重庆大轰炸更加剧了重庆人口的变迁。

（一）重庆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与流动

日机的轰炸，造成了重庆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日机对重庆的轰炸，具有明显的大屠杀、大破坏性质，每次轰炸不仅投下许多爆炸弹，而且还投下许多燃烧弹，目标直指人口稠密和繁华地区。尽管重庆人民展开了英勇的反轰炸斗争，修建防空洞壕，进行人口疏散，重庆市民仍然遭受了重大的伤亡。

1938年2月18日，日军飞机第一次空袭重庆，在广阳坝及江北石船等地投弹12枚，炸伤4人，毁房2栋。1939年全年日机59批809架次空袭重庆达三十多次，据统计，投弹2213枚，人员伤亡9416人，其中死去4437人，重伤4979人，毁房4827栋又4012间。1940年，人员伤9643人，死4232人，重伤5411人，毁房6955栋，22197间。1941年日机165批3218架次袭击重庆72次，投弹5880枚，炸弹5005枚，燃烧弹875枚，造成人员伤亡4896人，其中死亡2455人，重伤2441人，损毁房屋5668栋又10876间^[38]。1943年8月23日，日机27架飞抵重庆近郊，投弹151枚，毁房99间，炸死21人，重伤18人^[39]。

表11-1　重庆大轰炸期间市民伤亡情况^[40] 单位：人

上表是《重庆市防空志》一书对重庆大轰炸期间市民伤亡的不完全统计，其中1941年较场口大隧道惨案的伤亡人数是按官方统计数字计算的，与实际死亡人数有较大的出入^[41]。另据1942年4月15日开幕的重庆空袭损害展览会统计，1938年至1941年间，日机空袭重庆达117次，投弹22312枚，炸死市民30136人，炸伤市民9141人^[42]。虽然在大轰炸死伤人数的统计上存在较大的分歧，但即使是最保守的统计，死亡人数也超过1万人。事实上，日机的轰炸除直接炸死炸伤市民外，由于长期轰炸造成的环境污染，使重庆成为遐迩闻名的三多城市（即垃圾多、污水粪便多、老鼠多），市容卫生很差，加之防治工作落后，传染性疾病如霍乱、痢疾、天花、流行性脑炎等相当流行，又使大批市民间接病死。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后，重庆市区就曾发生严重的霍乱和痢疾，当时驻守机房街的新兵团就因痢疾流行导致数十人死亡^[43]。6月，重庆化龙桥地区霍乱流行，当月死亡达200多人^[44]。

日机的轰炸，还导致大量重庆人口的非正常流动。在此期间，重庆人口的流动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流向，一是大量沦陷区难民继续向重庆集中，二是大量已经居住重庆的人口为躲避日机轰炸纷纷向四周疏散，三是在雾季到来之后，又有不少疏散乡下的人口回流市区。其中后两种流向完全是受日机轰炸的影响和制约。

1938年初，重庆防空司令部已明令人民向四乡疏散，“而市民自动迁乡避难者，每日数十百起”^[45]。据不完全统计，1939年3月以前，政府当局历次疏散的市民多达16万余人^[46]。据当时居住重庆的外国友人王安娜估计，疏散人口约占市区总人口的80%^[47]。在此后的几年中，每当雾季一过，疏散工作便被放到最优先的地位，政府当局为避免无谓牺牲，或劝导、或强制疏散市民，1940年和1941年疏散人口均在20万左右^[48]。但是，由于不少疏散或迁建地区治安混乱、生活困难，“市民寄居市内尚可免维生活，离开市区即失其凭依”，“战区涌入难民，已财尽力竭，迫离市区即无家可归，政府救济，属杯水车薪，难以维持生计”^[49]，大城市毕竟比较容易谋生，因此雾季到来之后，不少疏散的市民又陆续返回城市。

日机轰炸下大量城市居民的非正常流动，从总体上讲，不仅大大增加了政府和市民的负担，而且还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此外，日机的轰炸还造成了无数的战争孤儿，据《儿童福利工作总报告书》记载，“重庆区空袭频仍，死伤枕藉，遗弃孤儿，随处皆是”^[50]，1940年2月统计，孤儿人数即达两万人左右^[51]。

（二）重庆人口性别结构的变化

表11-2　1935年到1948年重庆市人口性别比例表^[52]

注：比例数据为男女比，女=100(www.daowen.com)

由以上数据分析可知，1938至1943年重庆大轰炸期间，性别比例一路攀升，再结合当时的社会现象分析，我们可得出大轰炸加剧了性别比例失衡的结论。

究其原因，首先大轰炸中，最易受伤的和死亡的是妇女和儿童，妇女和儿童因体力因素在逃生过程中处于劣势。就心理方面分析，妇女和儿童在轰炸中更容易惊慌失措，遭遇不测。另外，战争期间，很多男人到重庆谋生，加之人们遗弃女婴等因素，故大轰炸期间，重庆男性比例比较高。大轰炸结束的1943年性别比例开始有下降趋势。而有关区县的性别比例，如永川、巴县、江津、璧山、北碚等地，人口性别比例亦很高。“其主要原因是为防日本侵略军飞机空袭，减少人身伤亡，许多党政机构、大众小学、工矿企业均分散于此，而这些团体是男性人口远远多于女性”^[53]。

（三）重庆人口总量变化的起伏

抗战时期，由于国民政府西迁，大量的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文化教育机构、公私企业、外国朝野在华机构随之西迁重庆，使重庆人口数量急剧变化。

表11-3　1937—1946年重庆市人口变化

资料来源：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编：《重庆市志》，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由这些数据结合相关史料分析可见：1937年到1938年重庆人口数量猛增，但据《重庆市志》中大事记记载：“1938年11月13日，全市人口为496798人，比1937年增加了2.3万。”^[54]这并不矛盾，这是因为虽然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人口统计更加精确，但战争年代，流民较多，进城务工的流动人口季节性较强，统计误差较大。“加上流动人口和江边船户”，实际“全市人口约60万人，具体数据分布为：上城分局86340人，中城分局88226人，下城分局96322人，新市区84430人，江北64413人，南岸77067人”^[55]。1938年12月，由于武汉、广州的相继沦陷，国民政府在武汉中枢机关及在武汉朝野机构悉数迁渝，及沿江沿岸迁渝工厂已经达124家，带来了大量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及家属，这也是1938年重庆城市人口猛增的又一因素。

从1938年的人口数据与1939年、1940年的数据对比来看，重庆城市人口大幅下降，减少了十多万人。这是因为这两年因为日本战机空袭频繁，政府采取措施疏散人口下乡。从1938年6月10日起，重庆开始疏散人口，以对付日机空袭，1939年3月底，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成立迁建委员会，决定各机关疏散至重庆周围100公里的范围内。同时，成渝、川黔公路两侧80公里的范围划归重庆市区，而大批内迁企业则沿长江、嘉陵江两岸疏散。1939年4月10日，以刘峙为主任委员的重庆疏散委员会成立，1939年5月5日，政府动用各机关公私汽车输送难民下乡，三天时间里，全城疏散下乡人数达25万。1939年12月26日，国民政府重新勘定了重庆市界（市区），面积约300平方公里，人口超过40万。郊区也建设发展起来。1941年2月1日，据国民政府军政部的统计：重庆市有防空壕15个，避难室19个，防空洞664个，掩体38个，共可容纳223695人避难。可见，大量的人员还需疏散。

到1941年，重庆城市人口又速猛增长，这是因为：一是市区范围进一步扩大，故而城市人数增加；二是到这年全国抗战进入相当艰难的时期，日伪区的难民大量涌入重庆，加之全国各地的自然灾害，难民涌入战时首都。同时，由于中国人传统的乡土观念，迁往乡下和市外者的城里人有回迁现象。因此重庆市的人口骤增。

从1941年到抗战结束，重庆人口数逐年增高，1945年时已经达到125万，这深刻地反映了抗战后期，前线抗战的艰辛和战争给中国带来的苦难，难民大量涌入战时首都避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大轰炸”一年比一年剧烈，而重庆人口却一年比一年增多，这充分表明了同胞们不怕牺牲和坚决抗战的意志和决心。

然而，随着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941年底美国志愿人员组成的“飞虎队”投入对日作战，加之中国空军的发展和防空力量的增强，空中优势已经不在日方，1943年8月23日，日军最后一次轰炸重庆近郊，此后再没有飞抵重庆主城，这也是大轰炸期间重庆人口逐年增加的又一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