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重庆城市发展的影响

（一）大轰炸严重破坏和阻碍了战时重庆的城市建设

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开始于1938年2月，结束于1943年8月，长达五年半。而大规模的无差别轰炸持续三年时间（1939年至1941年）。

从1939年5月起，侵华日军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开始实施大规模的无差别轰炸，集中轰炸政治、军事设施和繁华市区。据振济委员会统计，仅在“五三”、“五四”两天的轰炸中，日机在人口稠密的城市中心区域投下爆炸弹176枚、燃烧弹116枚，炸死4572人、炸伤3637人^[2]，市区十余条主要街道被炸成废墟，数十条街巷的房屋起火，熊熊大火燃烧近三天才被扑灭。到处是焦土烟火，死尸枕藉，甚至树枝电线上也挂着断臂残肢。尽管日军一再宣称轰炸目标为政治军事设施，但两天之内，死伤无辜市民达到前所未有的8000余人，这是完全意义上的无差别轰炸，是非人道的恐怖屠杀行为。

1940年春，日本再次集中了超过中国全部空军力量总数的兵力，配备新型的重型轰炸机，对重庆展开了代号为“101号作战”的地毯式轰炸。无论是军用设施还是民用建筑，飞机所到之处，皆施以狂轰滥炸，一切设施摧毁殆尽，一切人员尽遭杀戮。6月，日机轰炸达到白热化程度，在13天的轰炸中，出动飞机超过1370架次，投弹3300余枚，平均每天袭渝机数达105架次、投弹250余枚。特别是8月19日至20日两天，日军共出动飞机261架次连续4次狂炸重庆，市区上百条街巷被炸，数十处地方起火，主要繁华大街被炸成一片瓦砾，主要商业场所和银行大都被毁，上万市民无家可归。无差别的狂轰滥炸，“使我万千同胞骨肉横飞，使我数十万城市居民流离失所，使我百万间崇楼桀阁化为丘墟”^[3]。

1941年夏秋，为尽快结束对中国的战争，日本再次调动大批飞机，对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实施又一轮战略轰炸，采取批次多、时间长的疲劳战术连续攻击重庆。集中轰炸市民住宅、机关、学校、商店等人口稠密和繁华地区。重庆市民经常几小时、十几小时处于空袭警报中。震惊中外的“较场口大隧道窒息惨案”就是发生在该年的6月5日。从8月7日开始，日机不分昼夜，以不到6小时的间隙对重庆进行长达一周的持续轰炸。8月10日至13日，市区空袭警报达13次，时间长达96小时，市内饮水与灯光皆断，市民断炊失眠^[4]。

战争即是灾难，战争即伴随着毁灭。日本帝国主义对重庆实施的狂轰滥炸，给重庆人民和城市造成了极其惨重的灾难和伤痛，致使城市建筑和基础设施遭到大面积的毁坏，严重破坏和阻碍了城市建设和发展的进程。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38年10月4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军出动飞机9513架次，实施轰炸218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炸伤14100余人，炸毁房屋17608幢^[5]。仅在“五三”、“五四”大轰炸中，市区最繁华的商业场、新丰街一带几乎全部被炸毁，银行金融业集中的陕西街被炸得断墙残壁，下半城27条主要街道有19条被炸成废墟；燃烧弹将朝天门、陕西街到中央公园两侧的41条街道烧成一片火海；上半城38条街道中弹被炸，都邮街等10条主要街道全毁；具有千年历史的重庆罗汉寺也毁灭在“五四”空袭中；全市37家银行，就有14家在一夜之间被烧毁^[6]。城市供电供水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据市政府工务局1941年的报告记载：“本市各干支线路灯之设施已于廿八年（1939年）大部分装置竣工。唯得此三年来敌机不断肆虐，往往随修随毁，尤以上半年被炸大火延烧后，城区各主要街道之路灯焚毁殆尽。”^[7]市区自来水管道设备也屡被炸毁，城市供水出现严重危机。“全市精华付之一炬。”在此意义上，大轰炸“炸断”了重庆城市建设和城市化前进的步伐。

日机的轰炸致使必要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无法正常推进。抗战时期，随着中国在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中地位的提升，战时首都重庆成为与伦敦、莫斯科、华盛顿齐名的城市，国民政府高度重视其建设，要求拟定建设新重庆的计划，使之真正成为全国抗战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为此，在组织、行政、具体规划等方面作了一系列准备工作，1939年，立法院公布实施《都市计划法》，规定了计划区域的划分，设计按住宅、商业、工业、行政、文化等特点发展各计划区域，发展道路系统及水陆交通，发展公用事业及上下水道，土地分区使用，确定市区内中小学及体育、卫生、防空、消防等公用地设置地点，环境生态保护等。1940年10月，行政院设立的重庆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详细规划了重庆建设事宜，并于当年编制了《战时三年建设计划大纲》，提出了陪都城建计划，由此确定了重庆城市建设的方向和规模。1942年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又针对城建的薄弱环节提出了新的具体规划：根据城市的扩大和发展，提出了重庆土地使用及分区计划，确定重庆范围和区域划分；由于重庆尚无现代下水道设备，准备进行全面设计并完成旧城区的设计工作；扩充供水线路，实施郊区供水工程；调整整个供电计划，设立新电厂；进一步发展市中心和新市区道路，开辟重庆各地区内的道路系统，加强水路交通运输；选择在两江架桥的地点和设计施工图（1939年政府部门提出在长江和嘉陵江分别建两座大桥），以及隧道建设问题；勘探朝天门—牛角沱，朝天门—菜园坝沿江地带，修治堤路码头和港务工程^[8]。其间，重庆市政府也根据城市发展，在国民政府指导和督率下提出了以建设战时新重庆为目标的方针和构思。1940年市政府在《重庆市实行地方自治三年计划大纲》中，提出“实行国民经济建设，奠定民生主义基础”的城市建设总方针，以发展经济来带动城市发展。同年，重庆市临时参议会首届二次大会通过了《重庆市建设方案》，提出了包括城市建设、市政公用事业的开发在内的发展计划。市政府市民住宅筹建委员会对城市建设布局也提出了颇具创新理念的规划：“建设新重庆整个计划，从共向性与地区性划分，分制推进。如划重庆城市（市区）为商业区，近郊划为住宅区，沙坪坝划为文化区，南岸划为工业区，南北温泉划为风景区。”^[9]总的构思拟根据重庆市内各地区的特点，进行有地方特色的建设开发，以期使重庆变成具有鲜明特色的综合性经济文化中心城市。从上述规划中，可以看出国民政府及重庆市政府对战时城市建设发展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并从战略高度上对重点建设项目、城市建设方针方向等进行了具体规划，其中还折射出先进的城市规划理念，这是当时国民政府全面改变重庆市政建设面貌的重要步骤，也是重庆市政府进行城市建设的基础目标，如果这些规划都能得以顺利推进和实现，必将大大推动重庆的城市建设和城市化进程。可惜在抗战的特定环境下，人力、财力、物力本来就难以满足建设的需要，加之大轰炸的破坏和阻碍，更使上述规划难以真正实现。

日机的轰炸也使重庆城市建设具有明显的盲目性、临时性和仓促性，从而制约了城市的发展。在大轰炸的情况下，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只能一切从战时的实际情况出发，从赢得战争胜利的需要来考虑，因而带有相当大的临时性和仓促性，导致城市布局混乱，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临时性建筑比例过大，城市环境卫生被忽略。大轰炸毁坏了大量的房屋，而战时人力、财力、物力都难以应付房屋的修复和重建需求，政府只好鼓励市民自己建房，市民则多以棚房、竹木捆绑结构住房等临时性建筑为家，它们“屋间狭、陋，房间黑暗，空气不足……无独有碍市容观瞻，且直接影响市民健康，病之犯罪火警者尤屡，不易估计”^[10]，此诚为战时城市建设的悲剧。“此种急骤空前之发展，纯由战争与动荡特殊情势所造成，与其他都市之自然成长者，大异其趣。当时久受封锁，物力维艰。”“兼以需求紧迫，时限仓促”，使得“一切公用事业之设备，住行乐育之措施，多系临时因应，倥偬急就，事前之准备，既未许充分；事后之改进，自难于周安”^[11]。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当局忙于打内战，也不可能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城市建设。因此，直到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战时形成的这种城市格局仍然在影响和制约着重庆城市的发展^[12]。

（二）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加快了城市建设进程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主观动机往往会带来臆想之外的客观结果。日帝国主义企图通过对重庆实施无差别的战略轰炸，摧垮中国政府和人民继续抗战的意志和决心，实现其“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目标。但在轰炸面前，重庆人民同仇敌忾，英勇顽强地开展了反空袭斗争，从而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因此，大轰炸在给重庆城市带来深重的灾难和难以弥补的损失的同时，客观上也促使重庆人民在反轰炸斗争中为城市建设和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加快了重庆城市地位的提高，为重庆城市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1937年底，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办公，重庆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从1939年春开始，日本凭借其强大的空中优势，组织了对重庆的“航空进攻作战”，特别是日本对重庆的“五三”、“五四”大轰炸，给重庆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惨重的损失。为了反击日机的轰炸，坚定重庆人民反轰炸斗争的信心和决心，5月5日，国民政府宣布将重庆由过去的省辖市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

1940年夏秋，日机对重庆展开了更大规模的“101号”作战，从5月至9月，连续不断对重庆实施狂轰滥炸，造成“闹市为墟，伤亡山积”的惨状。然而重庆数十万市民，敌忾愈强，信心愈固，在血与火的锻炼中，重庆成为坚不可摧的中国正面战场的司令台和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鉴于此，国民政府于日军“101号”作战结束后的第二天便通令重庆为永久陪都，重庆城市地位进一步提高。(www.daowen.com)

日军对重庆的狂轰滥炸，给重庆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和巨大的灾难。但是，由于重庆人民英勇的反轰炸斗争，日本的战略企图始终没有得逞，中国的战时首都始终巍然挺立，不仅对于维持国民政府的继续抗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扩大了中国抗战在国际上的影响，大大提高了重庆和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重庆也由一个僻处内陆腹地的中等城市一跃而成为与伦敦、华盛顿、莫斯科三大城市相提并论的国际名城，在国际上树立了坚韧不拔、愈炸愈奋的形象。

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后，英国《泰晤士报》发表题为《重庆之屠杀》的社论：“日机向重庆人口最密集的住宅区投弹，死者几乎全为平民。而死者之中，大部分是焚烧而毙命。如此大规模之屠杀，实为前此所仅见。”^[13]塔斯社驻渝特派员将日军轰炸重庆之消息电传回国后，各报即一致予以刊登，苏联民众对日机之暴行，无不表示愤慨^[14]。国际反侵略运动各国分会纷纷谴责日机对重庆人民的滥炸，宣传重庆军民的反轰炸斗争。

1939年8月，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访问重庆，这是抗战爆发以来首次来华访问的外国政党首脑，也是重庆国际影响扩大的象征。重庆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访问期间，尼赫鲁经历5次日机的轰炸，在与蒋介石会谈的那一天，因遭日机反复轰炸，会谈中曾三度避入防空洞。尼赫鲁亲眼目睹了重庆遭受日机轰炸后的惨境及重庆人民于大轰炸后自强不息、坚持抗战的精神，在对日本飞机的野蛮残酷轰炸表示愤慨的同时，也对英勇的重庆人民表现出无限的敬佩。

重庆的反轰炸斗争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好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由重庆回国后撰文赞誉重庆防空设备为世界第一：“警报发出后，除中国飞将军、高射炮队、防护团体等各就岗位，执行歼灭敌机或减少损害的神圣任务外，市民扶老携幼，鱼贯入洞，仿佛欧美上工厂的情景，解除警报后，鱼贯而出，仿佛下工厂的情景。”^[15]1939年12月，美国新闻通讯社记者杨格访问遭受日军轰炸的重庆，在返回香港时发表讲话，赞扬“重庆一切，均充满生气，与东京之萎靡不振，实有天壤之别，中国前途甚为光明”^[16]。英国《泰晤士报》针对日机狂炸重庆发表《中国英勇抗战，已蔚为强国，将负恢复远东繁荣重任》的评论，指出：“日本飞机最近狂炸重庆，对于战局方面，实无丝毫影响。中国人民过去曾备尝痛苦且于忍耐力持久力方面，更具悠久之传统，绝不因任何形式之胁迫而放弃其抗战建国之目的。目前全世界任何地域，对于最后胜利信念之坚，恐无出中国之右者。”^[17]斯诺也曾写道他对日机轰炸重庆的观感，“日本已经作了好几十次的空袭，投下了好几万磅有高度爆炸力的炸弹和燃烧弹，但它不能毁灭这个首都的精神，那已经是很明白的事情了”，“轰炸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唤醒一种重建中国的决心，比敌人能够毁灭的还要快”^[18]。白修德也有同样的认识，“使重庆成为伟大，而把各种各样参差不齐的男女融合成为一个社会的是大轰炸”^[19]。

1941年11月，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发表演讲，对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儿的断瓦残垣，我们毋庸掩饰，不过重庆人和英国人一样，满不在乎，炸毁的地方，他们已大半的从（重）新建设起来了。实在说，对于他们的断瓦残垣，我们感到骄傲，因为它们是为争取自由而付出的代价，同时它的存在也象征我们愿意付此代价的符号。实在谈起来，在重庆若是住在一间完整的屋子，几乎是一种极坏的享受，这里对于像完整的屋子等等并不重视，这些差得太远，这里所重视的以及中国人民所具有的显明的美点，是勇敢的心和不能破碎的精神。并不是所有远东的炸弹足以挫折中国人民的精神。……他们和英国人民一样，以不可动摇的坚毅和永久的愉快来接受这些炸弹，每个炸弹带来的爆炸、死亡、毁坏和废墟，看起来使他们的团结越密切，使他们一贯到底的决心越坚固。”^[20]1942年6月15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爵士对英国民众发表广播演说，盛赞重庆的伟大：“自日本开始进侵中国，迄今已有五载……中国仍屹立不移，足以象征中国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决心之重庆，乃成为全世界各地家喻户晓之一名词。为各自由民族而言，重庆乃联合国家所有振奋之精神之象征；为独裁者而言，重庆乃若干民众甘冒危险忍受痛苦不接受侵略之束缚之象征。……例如余可提及日机故意轰炸各大学，然此等轰炸并未达到其预想之效果，中国学生于临时之大学，继续攻读不辍。吾人于亲眼获睹此等艰苦之余，实感无限欣慰。此乃中国前途最佳保证。重庆之民气仍极高涨，斜枕于扬子江上的重庆城，到处断垣残壁，然附近山丘与河流，均经开发，市民亦孜孜不倦，使一切生活照常进行。在空袭警报网及防空洞方面，重庆直可与世界上任何城市比较而无愧色，重庆之应成为世界理想中之一项事物，实无足异。”^[21]罗斯福总统也曾致书重庆市民，对重庆市民在反轰炸斗争中的坚毅精神给予了高度赞颂：“远在世界一般人士了解空袭恐怖之前，贵市人民迭次在猛烈空中轰炸之下，坚毅镇定，屹立不挠。此种光荣之态度，足证坚强拥护自由的人民之精神，绝非暴力主义所能损害于毫末。君等拥护自由之忠诚，将使后代人民衷心感谢而永垂不朽也。”^[22]

从这些国际舆论和国际友人的言论中不难看出，重庆人民在日军残暴轰炸中的顽强斗争，为重庆暨中国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和形象，从而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

国民政府移驻重庆，本是出于对日抗战的需要，属于临时的性质，一旦抗战结束，仍将还都南京，重庆将回复到原有的地位。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重庆人民英勇的反轰炸斗争，重庆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由抗战初期的省辖乙种市迅速跃升为国民政府陪都，并迅速成为一座国际名城。地位的提升和影响的扩大，极大地促进了重庆城市建设的发展。

重庆城区因疏散迁建而拓展。抗日战争爆发前，重庆城区面积只有187平方里^[23]。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量机关、工厂、学校及民众聚集重庆市区，疏散市区人口和扩大城市空间成为当务之急。尤其是日军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以来，为减少空袭损失，1939年2月上旬，国民政府即开始对全市机关、学校、商店、住户进行疏散，并令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四银行沿成渝、川黔路两侧修建平民住宅。重庆市政府随即划定江北、巴县、合川、璧山、綦江等县为疏散区。3月底，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各机关又组成迁建委员会，决定各机关迁散至重庆附近100公里范围内，同时将成渝、川黔公路两侧，重庆市周围80公里的范围划归重庆市区，其行政权仍由当地县政府掌握。重庆卫戍区也将江北、永川、璧山、铜梁、綦江、江津、南川等县划为卫戍范围。随后各党政机关陆续迁至郊区和迁建区办公，仅在市区设办事处对外联系，部分厂矿企业也在迁建区分设新厂。随着迁建区的形成，城市建成区范围逐渐扩大，“市属所及，法定区城约达300（平）方公里，迁建所及，则约1940（平）方公里。”^[24]另外，为适应战时重庆政治地位迅速提高与经济文化事业迅猛发展的需要，也迫切需要扩大市区范围。1939年5月重庆改为行政院直辖市后，即开始重新划定新的市县界限。6月14日，蒋介石手令将原属巴县的沙坪坝、磁器口、小龙坎等处划归重庆市政府，并设立重庆市政府沙磁临时办事处。1939年9月，重庆市辖区由过去的六区增加为十二区，到1940年11月重庆市再次扩大市区范围，市辖区增加为十七区。全市面积扩展到328平方公里，是抗战爆发前重庆市区面积的3.5倍^[25]。

郊区城镇因疏散迁建而迅速发展。大批机关、工厂、学校团体及市民迁建和疏散市郊各地，致使迁建和疏散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迅速发展起来，城镇规模逐渐扩大。而城镇规模扩大的主要标志在于城镇人口的增长。据不完全统计，1939年3月以前，政府当局历次疏散的市民多达16万余人。“五三”、“五四”大轰炸后，政府视疏散市民为首要，在短短的三天之内疏散了25万余人^[26]。加上此前疏散的16万，疏散总数超过41万，而据当年重庆市的人口统计，当年疏散后的市区人口也只有41万多人^[27]，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人口为躲避日机的轰炸而流向了郊区。1940年和1941年疏散人口均在20万左右^[28]。各迁建区和疏散区人口因而迅速增加，如沙磁文化区1936年有人口38566人，而到1941年，全区人口增加到136719人，增加近10万人之多^[29]；北碚人口由1936年的32065人，增加到1940年3月的97349人，在三年多时间内，净增65284人^[30]。为满足迁建和疏散机关、工厂及市民的生产生活需要，市政府必然“力谋解决”交通、住房、教育、医疗卫生等诸多问题，如修通市区至郊区的公路，将市区与郊区连接起来；为方便“疏散之公务员子弟就学，在迁建区设立小学等”^[31]。这些措施必然促使郊区中小城镇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逐渐发展起来，经济文化事业也持续发展。由此，在两江半岛的市区周围，在城市周边的迁建区，还出现了若干卫星城镇。如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即北碚）在1939年被划为迁建区后，为避日机轰炸，一批机关、学校、文化团体和社会名人陆续迁入北碚，极大地推动了城区建设的发展，战时的北碚，有“小陪都”之称，成为重庆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卫星城镇。

重庆市区街道街区因开辟火巷（太平巷）而逐渐分明。面对敌机空袭，“政府为减少损失及维护人民安全计，业于房屋稠密及街巷狭隘之区开辟火巷，以防火灾蔓延”^[32]。1939年3月，重庆设立疏建委员会，第一步即拟定开辟火巷办法，规定“市区毗连房屋应以八间至十五间为度，如在十五间以上应拆辟太平巷”^[33]，拆迁费用由政府与受益业主各负担一半，并公布了政府因拆建街道收用民地、补偿地价办法等项。并在江北刘家台，南岸弹子石、南坪场等处赶建临时草房，以供疏迁民众暂住^[34]。限期于4月14日以前由住户自行拆卸，逾限未拆者，由市政府派队强制拆除。市政府工务局随即拟定开辟太平巷计划，“约每隔房屋四十间开辟一巷”，“城区房屋可划分为纵横各一百四十公尺之方块，足以减少敌机空袭延烧之损失”。之后又扩大计划，“使每隔八至十五间开辟一巷，宽度十公尺，可将城内房屋密集之区，划分为纵横约三十至五十公尺之多数小方块”。以使“敌机空袭延烧时，所受损失更微”。“城内房屋密集之区及缺乏交通巷道之处，每隔十五至二十间拆卸临街房屋一间，遇敌机空袭，附近发生火警时即派消防队出动，就已拆临街房屋继续向内拆卸成巷，防止延烧，其深度视延烧情况临时决定”^[35]。计划在实施之初，也是阻力重重，政府也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五三”、“五四”大轰炸中死伤惨重，繁华市区只剩残壁断垣，促使市民意识到开辟火巷之重要性，转而积极支持政府决定。拆除房屋开辟太平巷，最直接的动机是为防止火灾蔓延，减少空袭损失，而这一举措的实施却在客观上为市区街道、街区的形成打下了基础。“重庆街市道路，陡然改换了新面貌。传统的特色虽大减，但马路拓宽，交通称便，已渐具现代化都市之条件。”^[36]

综上可见，在日机野蛮轰炸的情况下所进行的疏散和迁建，虽具有被动的一面，但更是重庆人民英勇反击、应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积极进行城市建设的实践过程和英雄史篇，它加速了战时城市空间的扩大和郊区乡镇的发展，促使乡镇和市区的发展趋于平衡；而为防止火灾蔓延实施的拆卸太平巷的举措亦在客观上促进了城市街道街区的逐渐成形，在重庆城市建设和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作出了不可抹杀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