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战时重庆劳军募捐运动的地位与作用

（一）重庆劳军募捐运动的地位

重庆战时首都地位的确立，使其在各方面的影响举足轻重，在此开展的活动往往代表国家的意志，因而这一时期在重庆开展的一些劳军募捐运动，具备了全国乃至世界性的意义。如，1940年12月，为庆祝和迎接民国三十年元旦，慰劳总会发动各界同胞写贺年信运动，通电各省市推行这项运动，由重庆主持办理。陪都各机关团体学校大力支持，纷纷送来贺年信，最高首脑林森和蒋介石还为此次运动亲笔题词。22日的签名大会上，与会各长官在每一封寄到各战区和海外的信上签了名，千余名民众在贺年信上签了名。还请中央、国际两电台在当日择要广播贺年信，希望海外侨胞和游击同胞早日收阅贺年信^[141]。1942年6月，全国慰劳总会以中国空军美志愿队半年来转战滇缅各地，屡创敌寇，卓著勋劳，特定30日下午邀集陪都各有关机关团体代表及新闻记者携带大批运动器具，赴某地举行慰劳茶会，并请国际广播电台音乐组作音乐合奏，洪达琦洪达玲姐妹独唱，刘纪文的女儿献花，及若干旅渝盟国人士作音乐演奏以助余兴^[142]。6月30日下午2时，全国慰劳总会及渝市各团体携带大批慰劳品，赴某空军基地慰劳中国空军美志愿队，由慰劳总会温总干事作代表献慰劳品，黄仁霖招待并做介绍，志愿队代表爱德尔致答词后，即进行余兴^[143]。这些运动超出了“重庆”一地，被赋予了积极的意义。

随着国民政府的西迁和沦陷区的扩大，大批机关、团体、工厂、学校迁来重庆，也带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使得这时的“重庆人”具备了不同以往的意义，他除了包括土著重庆人，还包括来自全国其他地方的移民，他们共同构成了抗战时期的重庆人民，这就使抗战时期重庆的劳军募捐自然地凝聚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地方所不能比拟的。除了在运动中邀请达官名流造势，扩大运动影响外，来自全国各地的机关、团体、工厂、学校以及个人的踊跃捐献更是这些运动取得优异成绩的主因，充分表达了各界同胞爱国乐捐、坚强抗战的精神。为响应鞋袜劳军运动，迁川工厂联合会，通告全体会员各厂踊跃捐献^[144]，10名从沦陷区逃到大后方的工人，将从生活中节省的504元钱捐作鞋袜代金^[145]；响应全国慰劳总会鄂西劳军运动，国民党前辈刘哲同志个人节衣缩食费国币1万元，捐献慰劳鄂西将士，资源委员会甘肃油矿局在渝员工献金国币17450元^[146]；等等，不可胜数。

慰劳总会在渝办公后，重庆劳军募捐运动大都是由其直接领导开展的，并且运动也往往在陪都首先展开。在这些劳军运动中，感念于抗战的艰辛及前方将士浴血奋战的重庆市民踊跃输将，正如蒋介石在陪都各界庆祝还都大会上的致辞时所说的那样：“重庆市民在抗战期间输财输力之多，尤为全国其他各地之冠”^[147]。春礼劳军运动，重庆市由慰劳总会直接领导办理，1月10日，慰劳总会约集中央地方各机关团体百余单位成立了重庆市各界春礼劳军运动筹备委员会。经过精心的组织和准备，陪都春礼劳军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先后共计收到礼品代金六十余万元，占整个运动所收礼品代金的一半多，比同时开展运动的其他省市多了很多，如湖南省收礼金12万余元，广西7万元，广东2万余元，陕西西安38000余元，宁夏2万余元，湖北省3万余元，陕西3万余元^[148]。1941年出钱劳军运动，重庆仍由慰劳总会直接主办，经过精心的准备和积极的劝募，出钱劳军运动获得巨大的成功，2月17至19日的竞赛大会所收献金总额就达3989033.78元，几乎是预期数目的4倍^[149]。4月15日，慰劳总会在新运服务所举行陪都各界出钱劳军结束晚会，据称，这次运动共收到国币4466839.24元，其中陪都方面获得国币3686927.42元，其他各省市方面共得国币780211.82元，陪都所获捐款是其他各省市捐款的5倍多^[150]。

除了响应慰劳总会发动的劳军募捐运动外，重庆人民还自发组织各项劳军运动，将募捐劳军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来做。1940年初，重庆市各界以我英勇空军屡建奇功，捷报频传，特联合发动组织空军慰劳团，定期前往慰劳^[151]。妇女慰劳总会购备收音机、卫生衣、网球拍、球网、国球、花篮、毛巾、慰劳袋、糖果、锦旗等，邀渝市妇女会、渝市妇女慰劳分会、难民妇女服务团等，率歌咏队前往慰劳^[152]。1月21日，行都各界慰劳空军代表团在张继、马超俊、郭沫若等人的率领下赴空军驻地慰劳，军民同欢，情形甚为热烈^[153]。1941年10月，湘北大捷，举国欢腾，陪都各界纷纷自动捐款慰劳保卫湘北的将士，如中央委员张默君捐2000元慰劳湖南将士^[154]，璧山丁家乡各界献金1200元慰劳湘北前线杀敌将士^[155]，警察局为慰劳湘北鄂西将士，假座国泰举行话剧公演八日^[156]，等等。1943年12月9日，克复常德的捷音传到重庆，重庆市民自动张贴标语，燃放爆竹，庆祝捷报，接着各界发起了献金运动。中央宣传部、海外部暨各机关团体，纷纷响应献金^[157]。

抗战时期重庆的劳军募捐因为重庆在这一时期的特殊地位，以及慰劳总会的直接领导而成为了全国劳军募捐运动的中心。

（二）重庆劳军募捐运动的主要作用

1.鼓舞前方将士士气。劳军运动本身而言就是通过慰劳士兵，达到鼓舞前方士气的目的，即“从各方面努力使抗战将士在精神上得到相当的安慰，在战斗上得到民众的帮助”^[158]，这是慰劳总会成立的一个基本宗旨。也正如《慰劳半月刊》创刊号的编后记中讲到创办此刊的目的那样：“前方冲锋陷阵的抗战将士，和为国家民族争生存而负伤的官兵，以及准备为国效忠依然入伍的壮丁同胞，他们已争先担负起了神圣的使命，克尽国民的天职；可是他们在战壕中，医院中，或是营盘中，自然需要后方民众以种种的方式去慰劳和鼓励，尤其是精神食粮的供给，刻不容缓，因此全国慰劳总会决定编印本刊，想按时地向前线将士做一点些微的贡献。”^[159]正是抱着这个目的，劳军募捐运动在抗战期间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陪都民众募捐所得的财物往往通过组织慰劳团、通电拨款慰劳、组织慰劳大会等方式送达前方将士手中，这些慰劳活动使前方将士深切地感受到后方民众对他们的关怀，往往感动于此而更加奋勇杀敌。如徐健在《慰劳与宣传》中所讲的那样：据一位刚从前线归来的战士言前线将士对于后方慰劳他们的代表团，都非常亲热，非常感奋：后方同胞还没有忘记我们，并且还能节衣缩食地购置物品，从远道来慰劳我们，那我们应该更加勇敢地多杀一些敌人表示谢意！第二个感觉是：代表团已将我们远在后方的家族的平安消息带来了；我们在前方作战的音信，也可以由他们带回去。那么，我们更可以放心地冲锋陷阵了。第三，他们的精神，无论在休息或作战的时候，都是万分欣慰的，不管是慰劳的食物衣被或演剧唱歌等事，而最可贵的是男女同胞写给他们的慰劳信。他们一听说慰劳信寄来了，便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信发下以后，他们更三五成群，一团和气地分散在田间，在树下，在墙角，在山坡，坐着，立着，凝神静志地，一字一字地阅读。然而一转眼间，他们的神情却起了变化，有的在沉着地讲述；有的在悲壮地歌唱；有的又在摩拳擦掌；有的则在怒发冲冠；而兴奋得流眼泪和拔剑狂舞的，也很不少。诸如此类的喜怒哀乐的表现，都是由慰劳信带来的结果。这种结果总汇起来带到战场里去，会立即变成胜利的战果^[160]。

1939年8月，全国慰劳总会前线慰劳代表团南团抵达赣北某军驻地，进行慰劳。代表团谢晋元团长致辞，表示“代表后方机关与全国同胞，誓与前线军民，凝成一片，共同来争取民族最后之胜利”。随后，由该部总司令代表前线将士致答词，表示要以“最大的决心，来报效国家和民族，即以杀敌致果的精神，达到杀敌制胜之目的”^[161]。在前方将士写给后方的信中，也饱含着拼尽最后一滴血以实现抗战胜利的决心，“我们绝不辜负你们的希望，我们决以我们最后一滴血，争取我们最后的胜利”^[162]。1940年3月，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为纪念“三八”节，举行扩大慰劳，推定该会委员吴贻芳、赵淑嘉、陈杏蓉等二十余人，携带慰劳金锦旗慰劳丛书分赴各县慰劳新兵。据谈各地新兵精神极佳，并向慰劳代表宣誓：“不杀倭寇，誓不返家，不杀倭寇，不是中国人，我们报效国家，誓努力杀敌，誓为忠勇的国民。”^[163]

2.促进了后方战时节约。劳军募捐运动既有征集财物慰劳将士的作用，同时也具有宣传抗战的功用。在运动中，为期运动成果的圆满，必须进行普遍而深入的宣传，使人人醒悟到千百万英勇的将士犹在前线上浴血苦战，后方的同胞，都有参加抗战的神圣义务。“我们的抗战是长期的，没有时间限制，一直要把鬼子逐出中国以后才能终止。我们的抗战是全国的，没有地方限制，无论前方和后方都当努力做抗战杀敌的事情。在这时候，在全国长期抗战的时候，前方战士在不分昼夜地杀敌，得不到一刻的休息时辰；后方同胞也当不断努力慰劳并做一切抗战的工作，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不断帮助战士杀敌，长期地苦干下去，不要休息。”^[164]为响应春礼劳军运动，《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时事新报》、《新蜀报》、《国民公报》、《扫荡报》等都发表社论加以倡导。在这些文章中，都表达了对抗战将士的无限崇敬，号召大家起来慰劳。《新华日报》发表的《响应春礼劳军运动》中这样讲道：“在三十个月来的民族自卫战争中，我全国数百万英勇的将士，备受了战争的辛劳和痛苦。他们在前线，在战壕内，栉风沐雨，挨饥挨寒，忍受创痛，备尝劳苦。……他们的鲜血，涤洗了和涤洗着旧中国的污点，他们的头颅建立了新中国的始基，他们是无愧于民族，无愧于国家，无愧于全国人民。每一个中国人民，每一个中华优秀儿女，对国家尽大忠，为民族尽大孝的我数百万英勇将士及其家属，应该以自己的努力，献给自己的一切，来慰劳他们，支持他们，帮助他们，继续坚持团结抗战，打击敌人，驱逐敌人，消灭敌人！”^[165]

随着抗战的日益深入，持久抗战带来的巨大消耗，这就要求后方民众形成节约的风尚，才能在艰苦抗战中，发挥我们一切的财力物力，供应战时需要，劳军募捐运动的开展，正是一种促进节约的有效方式。如全国慰劳总会发动春礼劳军运动，其主旨之一就是“希望全国同胞，顾念战时物力财力之艰难，尽量节省一切无谓消费”^[166]。《新蜀报》发表社论《春礼劳军与节约救国》写道：“春礼劳军的意义，一方在慰问我劳苦功高的前方将士，一方我们也应当在这个时候，检讨一下自己的生活，使我们能够彻底革除奢侈浪费的颓风，建立一种刻苦节约的习尚……如此才能和浴血杀敌的前方将士，共同担负起抗建大业，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167]

3.凝聚人心，提升抗战信心。日本侵华导致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这使得中国人不得不团结起来，集中人力物力争取民族的独立。正如徐平在《抗战四年来我愈战愈强》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在亡国危机面前，中国人空前的团结起来，几百万人在前线浴血奋战，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而后方的甚至于海外的大多数同胞都出钱出力，慰劳前方将士、荣誉军人和抗属，救助流亡难胞等，正是中国人民的紧密团结，才使得我们在抗战中愈战愈强^[168]。

劳军募捐运动正是中国人团结抗战的重要体现，在这些运动中，来自各地各阶层的人都积极地参加进来，表现出中国人民共赴国难、精诚团结的抗战精神。重庆作为战时首都，在动员和团结民众方面更是做出了积极的表率。1944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发表了一个读者的来信，写道：“陪都各界慰劳湘鄂前线将士献金大会，我有机会参加献金，真感到十分的光荣和愉快！人们为了献金，挤得汗流，挤得喘息还要向前。……事实告诉我们，人民是愿意毁家纾难的。将士流了血，拼了命，人民也出了力，出了钱。前方是如此壮烈牺牲，后方是如此慷慨捐输。中国的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在献金大会上，有湘灾筹赈会代表，献金二十万元……灾民都献金，那么：有钱的官吏、士绅、富商、大贾，你们就应该义不容辞，慷慨多捐啊！”^[169]

劳军募捐运动，发扬和发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表现了全国同胞坚强的抗战精神。劳军运动，不仅仅限于把搜集的物质献给将士，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动员运动。正如《大公报》在出钱劳军竞赛后的一篇社论中所讲到的那样：“在国家现况之下，举行出钱劳军运动，有种种意义……给社会一种精神教育。随着出钱运动的开展，使一般社会知道国家之当爱，出钱无论多少，人人当他解囊掏钱之时，自然会在心灵上深深印上‘为了国家’之一念，人人心头有此一念，他们受了一种良好的教育……训练国民不忘国家，并贡献国家，而受教育上的良好影响。”^[170]这种教育实质上就是实现对民众的动员，使他们都投入到保卫国家的抗战中来。一个个从陪都出发的慰劳团，他们由各个民众团体、社会名流、新闻记者、文艺工作者等组成，成为沟通前后方的重要桥梁，这也是民众动员的结果。让民众除了献钱捐物，还积极参加到慰劳的活动中，他们将后方民众对前方将士的崇敬和慰问带到前线，带到战壕里，并亲身去感受前方将士的艰苦，回来告诉后方同胞，号召大家加紧捐献慰劳将士。

【注释】

[1]龚古今、唐培吉：《抗日战争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1页。

[2]周勇：《重庆抗战史》下，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

[3]周勇：《重庆抗战史》下，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

[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5页。

[5]彭承福：《抗战时期重庆人民对抗战的贡献》，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174～175页。

[6]《全国民众献金运动》，《新华日报》，1938年7月9日。

[7]《民众献金运动》，《新华日报》，1938年7月12日。

[8]简秦梁：《全国慰劳总会之过去现在与将来》，《慰劳半月刊》第1期，1939年6月20日，第17页。

[9]秦孝仪：《革命文献》第101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348～349页。

[10]《春礼劳军特辑》，《慰劳半月刊》第12期，1940年4月20日，第3～8页。

[11]秦孝仪：《革命文献》第101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349页。

[12]《春礼劳军运动》，《新华日报》，1940年1月20日。

[13]《渝春礼劳军积极进行中》，《新华日报》，1940年1月27日。

[14]《渝卫戍动员会响应春礼劳军》，《新华日报》，1940年1月28日。

[15]《春礼劳军筹委会请各级长官劳军》，《新华日报》，1940年1月30日。

[16]《本报读者输将响应春礼劳军运动》，《新华日报》，1940年2月7日。

[17]秦孝仪：《革命文献》第101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306～309页。

[18]秦孝仪：《革命文献》第101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306～309页。

[19]秦孝仪：《革命文献》第101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354页。

[20]秦孝仪：《革命文献》第101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463页。

[21]《蒋委员长颁示训词》，《新华日报》，1941年1月25日。

[22]秦孝仪：《革命文献》第101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265页。

[23]秦孝仪：《革命文献》第101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462页。

[24]秦孝仪：《革命文献》第101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483～494页。

[25]《出钱劳军》，《新华日报》，1941年4月18日。

[26]秦孝仪：《革命文献》第101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354页。

[27]秦孝仪：《革命文献》第101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358页。

[28]《学徒捐款慰劳空军》，《新华日报》，1940年6月10日。

[29]《慰劳空军各界踊跃捐赠》，《新华日报》》，1940年6月23日。

[30]志渊：《记慰劳空军大会》，《慰劳半月刊》第18期，1940年8月20日，第11页。

[31]秦孝仪：《革命文献》第101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365页。

[32]《预祝凯旋》，《慰劳半月刊》第19期，1940年11月20日，第3～6页。

[33]秦孝仪：《革命文献》第101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369页。

[34]《陪都元旦劳军》，《新华日报》，1940年12月19日。

[35]《慰劳湘北将士，本报代收捐款多起》，《中央日报》，1941年10月4日。

[36]《犒劳湘北将士》，《中央日报》，1941年10月8日。

[37]《璧山丁家乡各界，献机慰劳将士》，《中央日报》，1941年10月14日。

[38]《山城语丝》，《中央日报》，1941年10月18日。

[39]《端午节劳军大会》，《新华日报》，1941年5月31日。

[40]秦孝仪：《革命文献》第101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494～496页。

[41]《山城踊跃献金》，《新华日报》，1942年12月21日。

[42]《渝市文化劳军献金竞赛第二日》，《新华日报》，1942年12月27日。

[43]《文化劳军捐款》，《新华日报》，1943年1月29日。

[44]《慰劳总会发动鞋袜劳军运动》，《新华日报》，1943年4月16日。

[45]《鞋袜劳军运动各地响应热烈》，《新华日报》，1943年5月22日。

[46]《推进鞋袜劳军》，《新华日报》，1943年6月28日。

[47]《劳军热潮》，《新华日报》，1943年6月23日。

[48]《鞋袜劳军》，《新华日报》，1943年7月5日。

[49]陆诒：《劳军行》，《新华日报》，1943年7月2日。

[50]《鞋袜代金百万元》，《新华日报》，1943年7月6日。

[51]《鞋袜劳军成绩很好》，《新华日报》，1943年7月27日。

[52]《慰劳鄂西将士各地纷纷响应》，《新华日报》，1943年6月6日。

[53]《慰劳鄂西战士陪都各界响应》，《新华日报》，1943年6月9日。

[54]《慰劳鄂西战士》，《新华日报》，1943年6月12日。

[55]《今晨出发劳军》，《新华日报》，1943年6月19日。

[56]《带到鄂西前线去》，《新华日报》，1943年6月20日。

[57]《捐款突破一千万元》，《新华日报》，1943年7月23日。

[58]《原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关于开展献金运动的有关文件》，重庆市档案馆：0122-1-447，无页码。

[59]《中央日报》，1943年12月13日。

[60]《陪都劳军献金大会》，《新华日报》，1943年12月20日。

[61]《慰劳湘北将士献金竞赛》，《中央日报》，1944年1月3日。

[62]《陪都各界劳军献金达六百万元以上，续献者可送国家银行代收》，《中央日报》，1944年1月5日。

[63]《克复名城举国振奋，献金慰劳热烈欢腾》，《中央日报》，1943年12月10日。

[64]《慰劳中原将士》，《新华日报》，1944年5月16日。

[65]《全国慰劳总会发动实物慰劳衡阳守军》，《新华日报》，1944年7月28日。

[66]《缅境告捷衡阳苦守慰劳总会发动慰劳》，《新华日报》，1944年8月6日。

[67]《慰劳战士救济难胞》，《新华日报》，1944年12月12日。

[68]《黔桂前线慰劳团组成》，《新华日报》，1944年12月13日。

[69]《黔桂将士慰劳团明日由渝出发》，《新华日报》，1944年12月21日。

[70]《劳军志》，《新华日报》，1944年12月26日。

[71]《重庆大学关于劳军问题的函件及参加捐献人员名册》，重庆档案馆：0120-1-582，第107页。

[72]《工人捐款慰劳战士重大南开响应劳军运动》，《新华日报》，1944年6月27日。

[73]《荣军积极响应献金》，《新华日报》，1944年6月30日。

[74]《重庆市政府为募捐公演》，重庆档案馆：0053-13-157，第64页、第68页。

[75]《陪都人民爱国心切响应七七劳军献金》，《新华日报》，1944年7月1日。

[76]《七七献金监审会限期催缴各界欠款》，《新华日报》，1944年8月6日。

[77]《重庆市改善士兵待遇献金推行处》，重庆档案馆：0100-1-4，第128～171页。(www.daowen.com)

[78]秦孝仪：《革命文献》第101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298～302页。

[79]彭承福：《抗战时期重庆人民对抗战的贡献》，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176页。

[80]《零讯》，《新华日报》，1941年2月14日。

[81]《出钱竞赛第一日盛况，党政各界踊跃捐献，总额超过六十万元》，《中央日报》，1941年2月18日。

[82]《出钱竞赛第二日，工商界献金，共达五十余万元》，《中央日报》，1941年2月19日。

[83]《山城踊跃献金》，《新华日报》，1942年12月21日。

[84]《陪都劳军献金大会》，《新华日报》，1943年12月20日。

[85]《慰劳湘北将士献金竞赛》，《中央日报》，1944年1月3日。

[86]《慰劳湘北将士，陪都献金又达三万余元》，《中央日报》，1943年12月14日。

[87]《春礼劳军筹委会请各级长官劳军》，《新华日报》，1940年1月30日。

[88]《重庆市今日开始送礼》，《新华日报》，1940年2月10日。

[89]《重庆大学关于劳军问题的函件及参加捐献人员名册》，重庆档案馆：0120-1-582，第205页。

[90]《陪都各界劳军献金达六百万元以上，续献者可送国家银行代收》，《中央日报》，1944年1月5日。

[91]秦孝仪：《革命文献》第101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348页。

[92]《运输工人响应劳军》，《大公报》，1941年2月9日。

[93]《陪都各业响应文化劳军》，《新华日报》，1942年11月24日。

[94]《重庆市政府劳军募捐》，重庆市档案馆：0053-4-156，第110页。

[95]《出版界响应文化劳军》，《新华日报》，1942年12月15日。

[96]《慰劳湘鄂将士，各界踊跃献金》，《中央日报》，1943年12月23日。

[97]《渝市简讯》，《中央日报》，1941年1月19日。

[98]《出钱劳军》，《新华日报》，1941年2月11日。

[99]秦孝仪：《革命文献》第101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270页。

[100]《简讯》，《新华日报》，1941年2月28日。

[101]《〈蜕变〉定期公演响应文化劳军》，《新华日报》，1942年12月15日。

[102]《中央日报》，1942年1月5日。

[103]《今日渝市各界准备热烈献金》，《新华日报》，1942年12月20日。

[104]《文化劳军运动第一川剧院及其他各戏院剧团、学校关于募捐公演的呈文、计划书、价格表及各种单据清册（一）》，重庆市档案馆：0060-1-513，第8～10页、第75～79页、第94页、第127页、第154页。

[105]《文化劳军运动第一川剧院及其他各戏院剧团、学校关于募捐公演的呈文、计划书、价格表及各种单据清册（二）》，重庆市档案馆：0060-1-513，第287～303页。

[106]《重庆市政府为募捐公演》，重庆市档案馆：0053-13-167，第170页。

[107]《捐献慰劳金，兵役署嘉奖戏剧业》，《中央日报》，1943年12月3日。

[108]《渝娱乐场劳军义卖》，《新华日报》，1940年3月12日。

[109]《劳军潮》，《新华日报》，1941年2月2日。

[110]《周成瑞遗画展览义卖》，《新华日报》，1942年5月7日。

[111]《文化劳军会发动商店义卖》，《新华日报》，1942年11月4日。

[112]《陪都各业响应文化劳军》，《新华日报》，1942年11月24日。

[113]《慰劳献金，居会长广播扩大劳军康慰劳会献金百万元，各方续献赠空军礼物》，《中央日报》，1943年12月24日。

[114]《献金、慰问、致敬，陪都已献百万，工业界热烈响应》，《中央日报》，1943年12月30日。

[115]《犒劳湘北将士》，《中央日报》，1941年10月8日。

[116]《读者热烈响应昨日本报义卖》，《新华日报》，1942年11月21日。

[117]《山城踊跃献金》，《新华日报》，1942年12月21日。

[118]《慰劳半月刊》第16期（慰劳空军特辑），1940年7月5日。刊载了孙科：《大志愿，大胆量大决心》、冯玉祥：《盼空军战士创造更伟大的胜利》、冯纲：《慰劳空军战士》等文章。

[119]《全国热烈劳军》，《新华日报》，1943年6月10日。

[120]《渝市妇女界昨日献金义卖》，《新华日报》，1942年12月13日。

[121]《陪都文劳热潮》，《新华日报》，1942年12月15日。

[122]陆诒：《劳军行》，《新华日报》，1943年7月2日。

[123]《陪都出钱劳军竞赛大会昨日开幕》，《新华日报》，1941年2月20日。

[124]秦孝仪：《革命文献》第101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483～484页。

[125]《渝各界劳军热烈》，《新华日报》，1943年6月8日。

[126]《慰劳鄂西战士陪都响应》，《新华日报》，1943年6月9日。

[127]《山城踊跃献金》，《新华日报》，1942年12月21日。

[128]《陪都各界纷组献金队，海外捐款亦踊跃》，《中央日报》，1943年12月26日。

[129]《陪都各界劳军献金达六百万以上，献金大会盛况空前》，《中央日报》，1944年1月5日。

[130]《慰劳总会发起慰劳绥西战士》，《新华日报》，1940年4月10日。

[131]秦孝仪：《革命文献》第101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496～497页。

[132]《克复名城举国振奋，献金慰劳热烈欢腾》，《中央日报》，1943年12月10日。

[133]《慰劳中原将士》，《新华日报》，1944年5月16日。

[134]《全国慰劳总会发动实物慰劳衡阳守军》，《新华日报》，1944年7月28日。

[135]《重庆市政府为募捐公演》，重庆市档案馆：0053-13-148，第23～24页。

[136]《吴蕴初等发起新年慰劳盟军》，《新华日报》，1944年12月21日。

[137]《七七劳军》，《新华日报》，1942年6月11日。

[138]《实际只收到四千多万》，《新华日报》，1944年8月15日。

[139]《重庆市改善士兵待遇献金推行处》，重庆档案馆：0100-1-4，第123～124页。

[140]《陪都各界筹备庆祝空军节》，《新华日报》，1942年8月2日。

[141]秦孝仪：《革命文献》第101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382～390页。

[142]《慰劳总会今日慰劳飞虎》，《新华日报》，1942年6月30日。

[143]《渝市各团体昨日慰劳飞虎》，《新华日报》，1942年7月1日。

[144]《鞋袜劳军运动陪都热烈推行》，《新华日报》，1943年6月18日。

[145]《十个工友热烈响应》，《新华日报》，1943年6月9日。

[146]《慰劳鄂西将士》，《新华日报》，1943年6月12日。

[147]彭承福：《重庆人民对抗战的贡献》，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268页。

[148]秦孝仪：《革命文献》第101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353～354页。

[149]秦孝仪：《革命文献》第101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482页。

[150]《全国出钱劳军共获四百余万》，《新华日报》，1941年5月16日。

[151]《空军屡建奇功渝市发起慰劳》，《新华日报》，1940年1月14日。

[152]《渝市妇女界慰劳空军战士》，《新华日报》，1940年1月16日。

[153]《昨慰劳空军战士》，《新华日报》，1940年1月22日。

[154]《犒劳湘北将士》，《中央日报》，1941年10月8日。

[155]《璧山丁家乡各界献金慰劳将士》，《中央日报》，1941年10月14日。

[156]《山城语丝》，《中央日报》，1941年10月18日。

[157]《克复名城举国振奋，献金慰劳热烈欢腾》，《中央日报》，1943年12月10日。

[158]李树衢：《怎样慰劳抗战将士》，《慰劳半月刊》创刊号，1939年6月20日，第9页。

[159]《编辑后记》，《慰劳半月刊》创刊号，1939年6月20日，第36页。

[160]徐健：《慰劳与宣传》，《慰劳半月刊》创刊号，1939年6月20日，第21页。

[161]时雨：《赣北前线慰劳追纪》，《慰劳半月刊》第7期，1939年12月16日，第6页。

[162]《前方来信》，《慰劳半月刊》第12期，1940年4月20日，第19页。

[163]《慰劳各地新兵返渝》，《新华日报》，1940年3月15日。

[164]易林：《长期抗战！长期慰劳！》，《慰劳半月刊》第13期，1940年5月5日，第3页。

[165]《响应春节劳军运动》，《新华日报》，1940年1月15日。

[166]知辛：《春礼劳军的发动与总结》，1940年4月20日，第14页。

[167]《春礼劳军与节约救国》，《新蜀报》，1940年1月15日。

[168]徐平：《抗战四年来我愈战愈强》，《慰劳半月刊》第21、22、23期合刊，1941年1月25日，第23～24页。

[169]周义兵：《献金归来》，《新华日报》，1944年1月11日。

[170]《出钱劳军竞赛》，《大公报》，1941年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