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战时重庆劳军募捐的组织、形式及特点

（一）劳军募捐组织

抗战时期重庆劳军募捐运动组织机构很多，除了全国慰劳抗战将士总会外，还有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童子军总会等机构，另有一些市民自发组织。但就劳军募捐的组织和成效而言，全国慰劳总会是其主要力量，是抗战时期重庆地区劳军募捐运动的主导和主持者。

1938年7月7日，中国全面抗战一周年，武汉各界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倡议下举行抗战首次献金运动，当时武汉各界不分贫富、不分男女老幼，一致响应。自由捐献运动持续5天，成绩显著，献金金额达百万元以上。献金运动结束后，主管当局和民众将捐献所得直接用到浴血作战的前方将士身上，名义上等于了国民政府给前方将士配发的“给养”和“弹药”。就输送方式来讲，大家一致认为民众献金，须以民众的名义送至前线为妥。自此，社会各界开始了“慰劳团体”的筹划和组织。“慰劳”组织的筹划，恰逢武汉保卫战的开始，军事委员会为了配合武汉保卫战，为了适应武汉前线的需要，为了使武汉“七七”献金迅速发生效用，便于8月5日邀集武汉党政军机关及有关团体，正式组织成立了“武汉各界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此便是慰劳总会的前身。当时的组织分配为：全体委员会由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央宣传部、后方勤务部、武汉卫戍总部政治部、湖北省政府、湖北省党部、汉口市政府、汉口市党部、汉口市抗敌后援会、湖北省抗敌后援会、汉口市商会、武昌市商会、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等单位代表为委员组织而成；设常务委员3人，由中央宣传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湖北省政府代表担任；设总干事1人，由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代表简泰梁担任；设总务、运输、采购、保管、分发、宣传、设计、缝纫、装置等组，分任各项工作。组织工作完成以后，8月8日在汉口三井洋行旧址开始办公，其时以制办30万个慰劳袋和征求30万封慰劳信为中心工作，经费方面，办公费由委员机关分担，事业费由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武汉各界“七七”献金项下划拨。

1938年10月，武汉危急，武汉各机关团体随军转移，为使慰劳工作继续进行，“武汉各界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也随政治部后迁。随着委员会迁离武汉，再冠以“武汉”甚为不妥，且不利于工作的推行，于是经召开委员会议商议改名，正式命名为“全国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总会”，先后在长沙、衡阳、桂林等地流动工作。1939年，慰劳总会迁到重庆办公，决定充实内部、加强组织，以普遍开展工作。3月4日在重庆县庙街黌学小学举行全体委员会议，通过新订组织大纲，改设常务委员为5人，总干事1人，下设总务、宣慰、征募、采购、审核等5组，常务委员为中宣部、政治部、军委会办公厅、后勤政治部、战地文化服务处，总干事为全国征募寒衣总会，总务组组长政治部，副组长财政部、交通部、后勤部，宣慰组组长中宣部，副组长国际宣传处、妇女慰劳总会、市党部、童子会总会、中央社、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征募组组长社会部，副组长侨务委员会、振济委员会、海外部、市党部、财政部、全国征募寒衣总会，采购组组长后方勤务部、政治部，副组长卫生署、战地文化服务处，审核组组长审计部，副组长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军政部、侨务委员会等，共同推进会务。

1940年，鉴于慰劳工作繁重，为适应抗战之需要，必须加强领导力量以兹号召。在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中推请政治部部长陈诚为会长，社会部部长谷正纲、组织部副部长马超俊、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诸氏为副会长，由于领导力量之加强，因而使本会会务更能顺利展开。1942年，为加强本身组织发挥工作效能，增加了国际宣传团及其他全国性人民团体为委员，并确定本会各级组织，由当地驻军最高政治部参加常务委员会工作，俾本会工作与政治部能取得密切联系，还设立各省市慰劳会及海外分行，扩大了慰劳总会的组织。4月23日，函请组织部等34单位指派主管人员担任慰劳总会委员，并分电各省市及海外组织分会。国内分会先后成立的有贵州、山西、河南、湖南、广西、广东、陕西、江西、四川、青海、云南、绥远、西康、浙江、安徽、新疆、甘肃、福建省等18省，各省分会会长副会长请由各省党部主任委员或省政府主席担任，推行各该省慰劳工作。海外分会先后成立者计有印度毛里西亚、瓜地马拉、古巴、温哥华、尾步隙、体李巴、孟买、里斯本、伦敦、澳洲等分会。由当地侨胞领袖分任会长副会长，发动侨胞推行慰劳祖国抗战将士运动^[78]。

由“武汉各界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到“全国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总会”，这个组织由一个地方性的组织机构变成全国性的大型慰劳组织，成为了全国慰劳运动的领导机构，1939年后的历次大型劳军运动几乎都是由慰劳总会组织发动的，而且在这些劳军运动中，重庆方面往往由慰劳总会直接领导进行。

（二）劳军募捐的形式

抗战时期重庆劳军募捐运动的形式是多样的，主要有自由献金、团体献金、竞赛献金、劝募、公演献金、义卖献金等。

1.自由献金。自由献金指捐献者自由乐捐，不拘形式和多寡。从抗战之初劳军募捐运动兴起以来，这种方式就贯穿着整个抗战期间的募捐运动，往往上至各部首长，下至贩夫走卒都以自由捐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爱国热忱。1940年春礼劳军运动的献礼大会，全市数十万群众和郊区农民都前去捐献，从沿海内迁重庆的工人献了一次又一次，并表示：“我们虽然已在不久的寒衣捐献中慷慨地捐助四五千元，但我们这次并不吝惜，平均都能或多或少地拿出血汗钱来。”^[79]一个小女孩献出了她的泥娃娃，拍卖得到227元，捐作春礼。湖北油商刘辉堂，独送1万元。1941年，为响应出钱劳军，丰都富商谭南阳与薛容莲女士在渝结婚，特将亲友全部贺仪，并由谭氏凑足6000元，捐献劳军^[80]。2月17日献金大会上，戴传贤院长捐献三月薪金，义卖墨宝献金1万元，后方勤务部俞鹏飞部长捐献一月薪金，军训部白崇禧部长献金300元，王幼柏献200元，吴建献30元，金宗器献10元，叶嘉文献10元，傅兰坡献10元，吴春献5元^[81]。2月18日，自由献金方面，立法院孙科院长捐献1000元，华侨筹赈总会常委侯西反捐献500元，幼童陈远两兄弟合捐170元^[82]。1942年文化劳军运动，12月20日组织了文化劳军列车自由献金，各方民众踊跃捐献，经过各个街道，沿街店铺的店主、店员都积极地捐献，这天献金共得351729.16元^[83]。慰劳湘鄂前线将士，天厨味精厂总经理吴蕴初献金10万元^[84]，宝元渝百货商经理樊陶齐献金10万元，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献金5000元，韩兆丰800元^[85]，经济部翁文灏部长献金5000元^[86]。

2.团体献金。团体献金指机关团体为响应劳军运动，组织下属单位或职员捐献，以团体的名义进行捐献。这种方式能有效地组织机关团体的人员参与大型的劳军运动，容易扩大运动的影响，往往为大规模劳军募捐运动所不可或缺的。如前所述1940年春礼劳军运动，行政院非常时期服务团委员会，对于春礼劳军赞助极为热烈，根据职员薪金数目，规定送礼办法如次：30元以下者送0.5元，31元至50元者送1元，51元至75元者送1.5元，76元至100者送2元，101元至150元者送4元，151元至200元者送8元，201元至300元者送16元，300元以上者送40元^[87]。在献礼大会上，国民党军政部特别党部，募得军政部全体员兵赠送代金共12151.09元；日本反战同盟会捐送礼品代金72元；渝市劝工局街中益雷工研究社，献金300元，作为春礼代金^[88]。1944年5月，重庆大学响应募捐劳军号召，组织教职员捐薪慰劳，规定办法：“薪金在200元以下的捐献20元，200元以上捐献30元，300元以上捐40元，400元以上捐50元，500元以上捐60元，为踊跃多捐，欢迎其款由出纳发放本月工资时代扣。”^[89]鄂湘大捷，慰劳慰劳总会发动献金运动以慰劳湘鄂将士，陪都金融、工商、妇女、青年、航运、劳工、迁川工厂、各界市民均组献金队至献金大会，徐中齐代表渝市18区镇献金100万元，刘攻芸代表国家银行暨同仁献金100万元，潘仰山代表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国货厂商联合会合献110万余元，康心如氏代表市银行公会各会员行家献金992000元，张绣文代表盐业界暨盐务总局同人献金68万余元和礼品88件，梁夫人黎剑虹代表妇女界献金40万元，贺衷寒代表湘灾筹赈会献金20万元，王洗代表轮船暨长江区船业献金11万元^[90]。

3.竞赛献金。竞赛献金指通过个人、各行业、各机关团体或者各省市间进行竞赛的方式组织献金。这种方式往往被大型的劳军运动所采用。如春礼劳军运动，为鼓励送礼情绪，就允许各地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省与省、市与市、县与县、机关与机关、团体与团体或个人与个人等进行竞赛的方式征募春礼^[91]。出钱劳军运动采取竞赛的方式进行捐献，团体竞赛分为党政、金融、工商、侨胞、妇女、青年、交通、文化、农工等9小组进行，各小组有正副指导长组织筹募。竞赛献金成绩是骄人的，侨务委员会于5月6日举行该会内部个人献金竞赛大会，成绩十分圆满，职员方面办事员吴思远出钱960元，是其16个月的工资数，科员叶德厚出钱960元，是其全年的工资数，工友陈秋生、石玉明各捐饷金两个月，还有多人捐助二个月或一个月薪金^[92]。文化劳军运动按照行业和性质分团组织献金竞赛，有工商界、金融界、中医献金团、会计师献金团、出版界献金团、航业献金团等，各团积极组织劝募队，深入宣传，获得丰硕的成果。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特别党部，发动党政班学员响应文化劳军，捐款11033元^[93]。

4.劝募（征募）。劝募指通过组织劝募队等方式深入民众宣传并征集财物，往往与认捐密切联系。如1941年陪都各界定元旦举行大规模慰劳会，向各界征募慰劳物品及代金，重庆市政府为响应出钱劳军运动，组织妇女工作队四方劝募，共募得80000元^[94]。为响应文化劳军运动，国民党中央出版事业管理委员会在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文化会堂召集陪都出版界，举行劝募会议。得到各单位积极支持，商务、正中、大东等各认捐5万元，中国文化服务社、南方印书馆等，各认捐1万元。其余各书店各印刷所，经参加公会者，各该同业公会负责，定期开会认捐^[95]。慰劳鄂湘将士献金运动中，陪都各界组织了金融、工商、妇女、青年、航运、劳工、迁川工厂等献金队，各业纷纷组织劝募，航政局王局长劝募轮航业10万元，杜月笙响应这次劳军运动，除了独资献金10万元外，还向通过劝募，募得通商银行及全体行员献金10万元，沙市纱厂献金10万元，郑子嘉献金2万元，顾家棠献金3万元，以上几处共计献金35万元^[96]。

5.公演献金。公演献金指通过组织各种剧目的公演来筹集劳军资金。如1941年出钱劳军献金，复旦中学叱咤剧社，为响应出钱劳军，决定举行公演，剧目为《国家至上》^[97]；渝市电影戏剧同业工会，于2月11日一律公演一天，收入全部捐献劳军^[98]；四川省银行总行同仁，自2月23日起在国泰大戏院公演平剧三日，党国名人也多亲临观赏^[99]；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为响应出钱劳军，除由该校话剧社自3月1日至3日在该校小温泉礼堂公演，剧目为洪深改编之《寄生草》^[100]。文化劳军运动中，各机关团体纷纷通过公演的方式募集劳军捐款：军委会政治部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国万岁剧团公演四幕剧《蜕变》^[101]，中央信托局新生活运动委员会特请留渝国剧名票名伶假座国泰举行劳军大公演^[102]，中央银行同仁业余剧社在国泰戏院上演洪深的四幕剧《黄白丹青》六天^[103]，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会会同民众电影院公映电影《刘倩倩》一周，国立音乐院在国泰大戏院举行演奏会两天进行募捐，国民党军政部特别党部联合唯一大戏院、新川电影院、第一川剧院举行募捐公演，国民党重庆防空司令部特别党部请中国魔术团在米亭子旧得胜大舞台公演一月，国民党后方勤务部也在一团楚剧院得胜大舞台及第二川剧院举行了募捐公演。警察局为慰劳湘北鄂西将士，假座国泰举行话剧公演八日^[104]，重庆市中西餐食商业同业公会举行会员晚会获92210元，除去开支，捐献了48362.71元用做劳军^[105]。1943年，为响应双十节劳军募捐运动，中英文化协会于10月7日下午在唯一戏院放映美国米高梅公司名片《忠勇之家》，进行公映募捐^[106]，10月10日至19日，渝市电影戏剧公会各场院公演募捐，共募得捐款558008元，捐作劳军之用^[107]。

6.义卖献金。义卖献金是民众献金的一种方式，最初是从香港开始的，随后在内地普遍展开。抗战期间，各地民众广泛举行义卖运动，所得款项捐献国家补助抗战经费，表现了各地民众在民族危亡之时，对国家命运的关心与国家抗战的支持。这里指一些商店、公司、学校、团体等将自己的或征集的物品卖出，卖得的全部金额或部分金额捐献用以劳军。

1940年，为响应春礼劳军运动，市区各娱乐场所特联合自3月13日起至15日止，义卖三天，每日一场^[108]。1941年2月5日，第二次劳军献金运动在华府溜冰厂开幕，由著名影星黎莉莉、舒绣文剪彩，当场举行义卖，售票得600余元，全部赠送给重庆荣誉军人。1941年出钱劳军运动，国立药学专科学校1942级同学，利用寒假组织劳军义卖团，将该级同学配制之家庭常备药品，在重庆市区举行义卖运动，将全部收入捐作劳军献金^[109]。(www.daowen.com)

周成瑞笃嗜书画，收藏古今名人墨迹甚为丰富。抗战军兴，其子二人投身义勇军，先后为国牺牲。周君在携眷进入四川途中，不幸覆舟逝世。遗孤十余人，流离来渝，困苦万状，将周君所藏书画进行义卖，将售得之款的40%捐献劳军^[110]。文化劳军运动中，为扩大宣传，发动商店义卖，还订定陪都公司商行响应文化劳军义卖献金简则，规定义卖时或限定一定之货品，或限定一定之时间，均由各公司商行自定。义卖货品价格，以较平时售价低廉为原则，义卖所得须全部捐献^[111]。11月20日，《新华日报》举行义卖一天，报纸、“群众”、本版图书共卖得934.2元，全部捐献。11月22日，华华公司，中国国货公司，恒义升袜衫厂举行义卖，共得34650元^[112]。为响应湘鄂劳军献金运动，渝市青年书店从12月25日起将所有本外版书刊，一律减价发售三天，以所售书价、捐献一成慰劳湘鄂陆空战士^[113]。重庆市消费合作社联合社，将代售之历书8万册义卖，并以50%捐献慰劳将士^[114]。

（三）劳军募捐的特点

1.各阶层的广泛参与。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的一场保卫战，它关系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存亡。这一时期组织的劳军募捐运动是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重要体现，而社会各界通过踊跃地参与这些运动来表现他们同前方“出力”的将士一道奉献于抗战。因而，抗战时期的劳军募捐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

（1）上层政府官员、社会名流的动员。社会名流在劳军募捐中的捐献和劝募活动令人瞩目，如出钱劳军竞赛中，戴传贤除除捐献薪俸三月外，并献墨宝义卖所得10000元，刘鸿生献10000元，孙科献1000元；中央委员张默君以湘北会战大捷，特捐2000元慰劳湖南将士^[115]；响应文化劳军运动，航业界张嘉璈部长及航政局王洗局长，航业劝募队总队长沈仲殿、魏文翰等之热心提倡，捐得二十余万元^[116]，文化劳军列车揭幕典礼上，唐毅献了法币1000元，谷正纲，黄少谷各献1万元^[117]。在宣传动员方面，他们的带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如1940年慰劳全国空军运动，慰劳总会出版《慰劳空军特辑》，刊载了孙科、冯玉祥等人撰写的表彰和颂扬空军的文章，号召全国民众一起来慰劳空军^[118]。1941年出钱劳军运动，慰劳总会聘请叶楚伧、徐堪、翁文灏、陈树人、王文湘、张治中、张嘉璈、陈立夫、洪友兰分别为党政、金融、工商、侨胞、妇女、青年、交通、文化、农工各竞赛小组的指导长，还请于右任、翁文灏进行广播演讲，号召大家出钱劳军。为扩大鞋袜劳军宣传，在广播大厦举行劳军广播晚会。张道藩对全国国民党党员，李惟果对全国青年团团员，黄少谷对全国政工人员，张霭真对全国妇女，张万里对全国新闻界，朱学范对全国劳动界，以及王平陵对全国文艺界，分别广播，号召各界响应鞋袜劳军^[119]。

（2）妇女的动员。妇女在社会运动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大规模劳军募捐运动中，妇女界往往被作为一个重要的动员单位，并且捐献成绩颇好。如春礼劳军运动中，聘请冯玉祥夫人（后由曹孟君代）、马超俊夫人、刘峙夫人、邵力子夫人、吴国桢夫人为五个送礼台的负责人；在出钱劳军运动中，妇女界献金163141.75元，排名第五；文化劳军运动中，陪都各妇女团体组织义卖献金，12月12日，国际妇女会，妇女慰劳会，女青年会等十数单位在新运服务所举行义卖，凡中西式新旧衣物，鞋子、棉布、餐巾、枕套、玩具、古玩及一切日用品、食品等，无不应有尽有，单女青年会一部分售物所得，即达七千余元^[120]，她们还组织献金队参加劳军竞赛^[121]。1943年鞋袜劳军运动中，妇女界热烈响应，在军乐与爆竹声中开始，一会儿的工夫，主席台前的鞋袜就堆成一座小山，有各区抗属们送的鞋袜，裕华厂全体职工捐献鞋袜代金25000元，妇女指导委员会献鞋450双，军政部妇女工作队代金25000元，邮局女职员献布袜100双……贺夫人、谷夫人、陈逸云女士、唐国桢夫人等也都捐献布袜多双，截至下午3时半，共收到代金78512.6元，鞋1219双，袜2445双^[122]；在湘鄂劳军中，梁夫人黎剑虹女士，代表妇女界献金40万元；等等。这些都表现出妇女界对劳军募捐运动的巨大支持，表达了妇女同胞的爱国热忱。

（3）来自下层民众的支持。1940年春礼劳军运动的献礼大会，全市数十万群众和郊区农民都前去捐献，从沿海内迁重庆的工人是献了一次又一次，为响应出钱劳军运动，某小学学生合献360元，东北难童45元，东北民教馆92元^[123]，振济委员会重庆家政训练所全体师生捐出节食及劝募所得的1650.65元^[124]。1943年，为响应端午节劳军运动，小龙坎年仅十岁的擦皮鞋小孩邓鹤鸣，献赠代金3元，捐送将士；沙坪坝某中心小学学生查某，年仅八岁，家境极为贫寒，独募集代金80元，献赠将士^[125]。慰劳鄂西将士，私立清华中学学生汪仁霖，将仅有的西装一套拍卖，捐献了100元，该校高三级七班学生发动同学擦皮鞋，擦煤油灯运动，募集全校师生员工300余人，共得慰劳金6844.5元^[126]。

（4）外国友人的同情与支持。1942年文化劳军运动，12月20日文化劳军列车开过各街道，连住在陪都招待所的一位外国朋友也从窗口丢出钱来，美国的费吴生先生则在过路的时候把钞票丢到布幕里，韩国光复军特别组织了献金队^[127]。陪都外商斐烈必达特捐献一万元，慰劳湘鄂前线将士^[128]。慰劳湘鄂前线将士献金大会上，有希腊商人菲立瑟第氏道经会场门首，触景生情，自动捐献金表及挂表各一只^[129]。

此外，党政、工商、青年、教育、农工等各界都积极响应各次劳军运动，在这些劳军募捐运动中作出了巨大贡献。

2.募捐时间的持久性。抗战时期重庆的劳军募捐运动，从1937年秋因目睹出川抗战川军的艰苦而发动的募捐运动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的胜利劳军献金运动，贯穿了整个抗战。在这八年里，几乎每年都有几场劳军募捐运动，而且它们往往与前方战局密切相连。

桂南粤北将士屡次挫败敌人，慰劳总会于1940年1月发起慰劳粤桂将士运动。4月全国慰劳总会发起盛大慰劳绥西将士的运动，向全市各机关团体及各界同胞，征求荣誉慰劳品（如锦旗及其他永久性纪念品），于4月18日以前送交该会，派员携往慰劳或设法转送绥西^[130]。9月，敌人再犯湘北，慰劳总会拨款10万元，电请湖南省动员委员会派员携赴前线劳军，9月下旬，湖北将士完成第二次大捷，举国欢腾，慰劳总会通电全国及海外，扩大出钱劳军慰劳湘北将士^[131]。1941年10月，湘北大捷，举国欢腾，陪都各界纷纷自动捐款慰劳保卫湘北的将士。1942年1月，中国妇女慰劳总会，为慰劳湘北英勇作战将士，除电贺外，并拨款10万元劳军。1943年6月鄂西大捷，为了激励前方士气，全国慰劳总会发动了鄂西劳军运动；年底，随着战局的发展，慰劳总会发动海内外扩大慰劳鄂西湘北将士的运动，得到了陪都各界的积极支持。12月9日，克复常德的捷音传到重庆，重庆市民自动张贴标语，燃放爆竹，庆祝捷报，接着各界发起了献金运动^[132]。1944年5月，慰劳总会发动全国各省市举办中原劳军运动，电请各省市政府、国民党省市党部、青年团省市团部，协助推行。陪都方面，由该会主办，电请陪都金融、工商、学校、妇女和全市同胞踊跃输将^[133]。7月，慰劳总会发动实物慰劳衡阳守军的运动^[134]。8月，全国慰劳总会以衡阳保卫战，我陆空将士艰苦卓绝，缅甸将士也得到重大胜利，为表示崇敬和扩大慰劳起见，特通电全国各省市分会，一致发动慰劳。12月，陪都各界有感于黔桂将士苦守之辛，特发动慰劳黔边将士。1945年5月湘西大捷，李翠贞女士将钢琴演奏会改为慰劳湘西前线将士演奏会，用以配合慰劳总会发动的湘西劳军运动^[135]。随着胜利的到来本年还发动了改善士兵待遇献金献粮运动和胜利劳军运动。

3.募捐时间选择的合理。劳军运动往往利用各种节日来开展。中国的传统节日如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往往被赋予了团圆的意义。在抗战的怒潮中，许多家庭中的儿子、丈夫、父亲到前线卫国杀敌，在这些节日里无法和亲人团聚，后方民众多通过劳军募捐的形式表达对他们的慰问和敬意。1940年春节期间开展了春礼劳军运动，将用于馈赠亲友的礼品转赠将士，用于表示后方同胞对抗战将士艰苦奋斗的答谢和慰问，同时也表示前后方联系的加强和军民合作的加强，这次劳军运动先后经收代金六十余万元，毛巾、鞋袜、书等礼品也相当的多。中秋节来临之际，发动了秋节劳军运动，中秋节当天，重庆市各界在黄家垭口国立实验剧社举行了秋节劳军大会。1941年出钱劳军运动在1至2月间盛大举行，这段时期实际上农历的春节前后，竞赛大会原定在2月10日举行，这一天是农历的正月十五元宵节，后因故改为17至19日举行，这次劳军募捐运动在慰劳总会的精心筹备和陪都市民的热烈响应下，取得了圆满的成绩。1943年中秋节来临之际，发动了秋节劳军运动，向各界征募慰劳品，并召开慰劳大会。抗战期间的每个端午节，重庆几乎都举行了劳军运动或劳军大会。

元旦代表新的一年的到来，利用这个节日开展劳军募捐运动在抗战期间也是没有间断的。在1940年元旦来临之际，慰劳总会发动各界同胞书写贺年信运动。1941年元旦，全国各地积极筹备在元旦分别举行盛大慰劳荣誉军人及抗战军人家属大会，陪都各界组织了元旦慰劳荣誉军人及抗战家属筹备委员会，在元旦举行了大规模的慰劳会。1944年元旦来临之际，工业界领袖吴蕴初等11人发起捐款百万元，举行“慰劳盟军新年联欢会”^[136]。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的开始，这一天被赋予了重大的历史意义，在八年抗战中，每一年的“七七”都有各种纪念活动，而利用这个纪念日进行劳军募捐运动也几乎每年都在开展。1938年7月7日，在全面抗战开始的一周年纪念日，开展了“七七”火炬游行献金，得到重庆各界民众的热烈响应，三天各献金台就收到献金10万左右。1942年“七七”五周年，全国慰劳总会发起“七七”劳军运动，并协同陪都各有关国际文化团体，分别慰劳各同盟国将士^[137]。1944年的“七七劳军献金运动”是抗战期间最盛大的一次“七七”劳军运动。陪都方面各界积极响应，各行各业都开展了献金活动，献金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截至七月底，陪都各界“七七”劳军献金，实收总数计56967660.66元，加上认捐但还未上缴的32126494.69元，超过了全国征募的预定数目6000万^[138]。1945年改善士兵献金献粮运动也借“七七”八周年纪念日组织市民自由献金三日，收到献金20400000元^[139]。

1939年8月14日的笕桥空战中，空军第四大队在队长高志航的率领下，击落日机6架，而中国方面无一伤亡，此事轰动全国，是中国抗战以来空军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人心。9月，国民政府就正式下令每年8月14日为空军节。1940年空军节开展了慰劳全国空军运动，重庆市民感怀于在大轰炸中空军战士为保卫陪都所作出的巨大牺牲，举行了盛大的慰劳空军大会。1942年为庆祝第三届空军节，陪都各界分市区、沙磁区、南岸区三地举行纪念大会，晚间全国慰劳总会主办慰劳晚会，招待空军将士及同盟国在渝空军^[140]。

抗战时期的重庆劳军募捐运动是一系列的民众动员运动，贯穿了整个八年的抗战，在这些运动中，各阶层人民都参加进来，踊跃捐钱捐物，表达后方民众对前方抗战将士的慰劳和崇敬之情。为了号召更广大的民众参加到运动中来，劳军募捐运动往往和各种节日、纪念日密不可分，人们充分利用这些节日、纪念日所代表的特殊含义来凝聚中国的抗战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