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重庆劳军募捐运动的演进

抗战时期重庆的劳军募捐运动是重庆人民为了支持抗战、早日实现抗战胜利而作出的努力，它在抗战的背景下产生，与抗战的局势息息相关。

（一）劳军募捐运动的起步

1937年7月8日，川康整军第二次会议正在重庆举行，当主持会议的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在会上宣布日军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后，出席会议的川军将领都非常愤慨，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当即在会上请缨，表示愿率所部开赴抗日前线杀敌。7月10日，刘湘电呈国民政府最高当局，表示愿率川军出川抗战。8月上旬，刘湘在南京最高国防会议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要抗战才能救亡图存，才能深得民心，要攘外才能安内”，并且表示“过去打了十年内战，报不出账来，今天有了抗战的机会，我不能不尽力报国”。从1937年8月开始，川军先后分两批开赴前线参战^[4]。

面对出川抗战将士的衣衫褴褛，重庆市政府及市新生活运动委员会就倡导了一日一分捐钱运动，并要求各机关团体学校分别成立一日一分运动委员会以筹长期抗战的经费。1937年重庆市警察局向各级单位发出倡议：“有鉴于日寇纵横，我前线将士，已作壮烈之牺牲，后方民众，自宜踊跃输将。……自九月份起局长月献一日所得，职员警长役伕则照月得十元以下捐一角，十一元以上二十元以下者捐二角，廿一元以上至四十元者捐三角，四十一元以上至六十元者捐五角，六十元以上捐一元，规定按月扣送，直至扫除日寇时止。……各机关团体学校如能风起推行，则长期抗战胜利，左券操如反掌。”同年11月，重庆华西公司亦踊跃献金，总额达3000元。

1937年12月26日，重庆抗敌后援会学生分会举行劝募游艺大会，并发表了告全市民众书：“中华民族现在是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了……我们重庆的民众，实不容再坐视抗战的自然开展而不加援助了！我们不独应该保证抗战的胜利，加强抗战的力量，还应促进抗战必胜的可能，早一日成为事实。……这次大会的真正意义在：（1）使后方的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以达到救国不问阶级贫贱的目的。……（3）诚意地向观众‘劝募’，在观众则牺牲虽小，在国家则可集腋成裘聚沙成塔，积各个人小额的捐款将得一笔足以加强抗战力量的巨额款项。”^[5]会后，掀起了重庆献金运动的高潮。1938年“七七”火炬游行献金，三天共献金18万余元。重庆民众献金“一为南岸1211元；二为商业场5629元；三为第一模范市场27179元；四为夫子池2348元；五为大会直接收入2083元；六为七星岗4154元；七为各影院115元；总计41718元。金银硬币及饰物尚未在内”^[6]。重庆市的民众献金运动，到7月9日圆满结束，“总计三日收入共为10万元左右，计法币（69915元），银币（195元），金银器皿（147件），铜元（18267000文），民生公司股票（8000元）”^[7]。

此一时期重庆的劳军募捐运动虽然没有形成一个全面性的组织领导机构，并且募捐的成效有限，但却开启了战时重庆劳军募捐的运动。

（二）劳军募捐运动的中心

武汉沦陷以后，原来在武汉的许多机构迁至重庆，全国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总会也于1939年迁入重庆开展工作^[8]。自此以后，慰劳总会以重庆为中心，开展了一系列劳军募捐运动。此一时期慰劳总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春礼劳军运动、出钱劳军运动两次大型劳军募捐运动，以及征求五十万封慰劳信、慰劳空军、秋节劳军、征求贺年信、端午劳军、慰劳湘北将士等运动，在这些运动中，陪都市民积极响应，有钱出钱，有物赠物，给前方将士送去物质和精神的慰问品。

春礼劳军运动的发动是希望全国同胞顾念战时财力、物力的拮据，将用来馈赠亲友的礼品，转赠前方将士、负伤将士、壮丁新兵以及抗战军人家属，以表示后方同胞对于抗战将士艰苦奋斗的答谢和慰问，同时也表示前后方联系的加强和军民合作的加强，把春礼劳军运动当做动员民众，动员物力、财力，发扬民族精神，增加抗战力量的一种运动。为了这次运动的顺利开展，重庆市由慰劳总会直接领导，在组织和宣传上作了一系列工作。1940年1月10日，慰劳总会邀请各有关机关团体开会，组织成立“重庆市各界春礼劳军运动筹备委员会”，设于慰劳总会内，推定中宣部、社会部、军委会政治部、中央团部、国民精神总动员会、市党部、卫戍总部政治部、新生活运动总会、重庆市支团部及慰劳总会等机关团体分任总务、宣传、推行三组工作^[9]。

2月1日，慰劳总会印发告全市同胞书。重庆市各报纸，均先后著论倡导春礼劳军^[10]。同时，冯玉祥、张群、郭沫若、叶楚伧、王世杰、刘峙、吴国桢等在宣传周内广播讲演。在宣传品方面，大小型图画、标语及大小传单二十余种，分贴于各公共场所、公司商店及各公共汽车上。重庆市政府发动各机关团体制布质标语、悬挂通街，同时市内各商店住户一律书贴纸质标语，使全市处于“春礼劳军”的热烈氛围中^[11]。这次运动得到了各界群众的热烈响应。在正式送礼前，各界进行了积极的送礼准备。市青年会电影院自愿于2月1日起义卖一周，将所得悉数捐充春礼劳军代金，并于期内映演幻灯宣传片^[12]。重庆市渡船业工会发动全体会员千余人，届时一致热烈送礼^[13]。重庆卫戍区总动员委员会，特训令属区各市县动员委员会，广为发动属区各县区乡镇普遍策动^[14]。行政院非常时期服务团委员会，除拟举办春礼劳军游艺大会外，并根据职员薪金数目，规定送礼办法^[15]。《新华日报》收到渝鑫铁厂工友捐款350.4元响应春礼劳军，还收到空军一部分机械同人交来的大批慰劳品，托为代转前方将士^[16]。

为了使抗战将士在精神上得到安慰，以激励他们英勇杀敌，1939年4月，慰劳总会发动了征求五十万封慰劳信运动。此次运动由军委会政治部、中央社会部、中央宣传部、重庆市党部、全国慰劳总会五机关团体联合主持。定5月1日至30日为运动的发动期。运动主要由渝市各机关、团体、学校、报社、文化界推行，实行分工合作，普遍发动。慰劳信的征求以竞赛方式进行。竞赛分个人、团体两种，并订定了奖励办法。运动发启后，全国各界一致热烈响应，所得慰劳信数目，超过预定数量，总计得到731626封^[17]。参加的团体之中，征得慰劳信最多的是童子军总会71013封，其次是中央团部10万封，个人方面获胜的是金鼎一、关锐、方兴，分别征求了500封、155封、146封^[18]。

1940年2月10日，劳军送礼正式开始。上午9时在川东师范大操场举行春礼劳军运动开幕大会，计到机关团体各方面组织之送礼队约200余单位5000余人。此次春礼劳军运动，是慰劳总会成立以来主持的最大规模的一次劳军募捐运动，得到了全国各地各机关团体和广大民众的热烈响应，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更是进行得如火如荼，广大市民踊跃捐输，先后所收代金共计六十余万元，礼品方面，则以毛巾鞋袜书最多。捐赠物资钱款很快送到将士手中，如欢送志愿兵团，赠毛巾1500条；慰劳重庆卫戍区负伤将士，赠毛巾1200条，书籍三十余种，及草鞋日用品，并现金1500余元^[19]。

本着发扬“有钱出钱”的原则，号召真正的有钱人拿出他们的钱来，慰劳前方出力的将士们，慰劳总会于1941年初发动了出钱劳军运动。出钱劳军运动得到了各方的热烈响应和支持。林森主席和蒋介石委员长对出钱劳军运动极为重视。林森于1月26日亲自颁题训词一副“鼓励军心，争取胜利”^[20]。蒋介石于1月24日颁示训词“同甘苦共患难”，文中讲道：“‘同甘苦共患难’，是我们民族精神中最崇高的一种美德……这次出钱劳军的运动，无论男女老幼，农工商学，尤其是高级官吏，富商巨室，应该自动参加，踊跃表现，不待劝募，争先解囊，出一份钱，即显示一份良心，多出一分钱，即对抗战多一份的贡献。”^[21]四联总处秘书长徐可亭表示“四行绝对赞助这个运动”，重庆市银行公会主席康心如对这个运动极表赞助^[22]。

2月17日下午二时，陪都出钱劳军竞赛大会在实验剧院拉开帷幕，19日，出钱劳军竞赛大会圆满结束。三日来献金总额为3989300元，超过预期百万元近四倍，金融界以2354026.39元，压倒各界得冠军；工商界以502676.77元，得亚军；青年界献500300元，第三；文化界167222.6元，第四；妇女界163141.75元，第五；农工界132000元，第六；党政124740元，第七；交通界21158.58元，第八。个人自由献金方面，戴传贤第一，俞鹏飞与刘鸿生并列第二，孙科第三^[23]。

随着重庆社会各阶层的踊跃参与，慰劳总会决定于3月31日增设总决赛。各单位为争取竞赛优胜，积极展开劝募。振委会重庆家政训练所全体师生均属流亡妇女，捐出节食及劝募所得的1650.65元劳军；青年团为与工商动员方面争取竞赛第二，多方进行募款；交通动员方面，原预定在陪都募足20万元，现已募集27万余元；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已募集1.6万余元，送农民银行；东北四省旅渝同乡献金4000元；南温泉各界出钱劳军献金1700余元；恒社重庆分社5万元；中国围棋会2400余元；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4000元……^[24]。由于各方募集热情不减，故慰劳总会数次推迟总决赛结束之日，延续一月之久，截至3月31日，金融、工商、交通、党政、妇女、文化、青年、农工及自由捐款共计3588422.63元^[25]。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为了摧毁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基地，动摇大后方人民的抗日意志，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屈膝投降，从1938年至1943年，侵华日军集中其陆军和海军的主要航空兵力，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长时间的狂轰滥炸，而大规模的战略轰炸则集中在1939年至1941年的三年时间。英勇的中国空军将士为保卫陪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此时期重庆劳军运动多侧重于空军。

1940年初，慰劳总会鉴于抗战以来，各地空军英勇作战，为保卫祖国领空和对日作战作出了巨大贡献，值得崇敬。于空军节来临之际，慰劳总会发动全国各空军根据地成都、兰州、桂林、昆明、重庆，同时举行慰劳大会^[26]。慰劳总会订制了银制纪念章二千枚、绸手帕二千条、荣誉锦旗六十面，并印发了致空军将士之慰劳信、慰劳空军特刊、致空军将士书等慰劳品及纪念品^[27]。还向各界同胞征求荣誉纪念品，得到各方响应，赠送慰劳品者极为踊跃。某店练习生廖碧辉，因目击敌机之暴行及空军将士之英勇战绩，深为激励，将节省所得之生活费1.25元，慨然捐献^[28]。还收到各机关社团、报馆及各机关长官、社会团体、社会名流嘱托转赠空军的很多荣誉纪念品^[29]。

1940年8月14日下午5时，在慰劳总会的精心筹备下，陪都慰劳空军大会在山东省剧院拉开帷幕。共计锦旗17面，银杯2只，匾额12幅，立轴8幅，还有慰劳袋（内盛毛巾1张，慰劳信1封，银质纪念章1枚，慰劳特辑1本）多个，以及现金115249元。此外还有各民众临时馈赠的食品、运动用具、防暑用具等几大堆，由空军毛司令代表陪都空军接收^[30]。另外，慰劳总会还在中秋节、元旦、端午节发动了劳军募捐运动，都得到了各方积极响应。1940年中秋节来临之际，慰劳总会发动全国分九地举行秋节劳军大会，并通过多方设法，凑足月饼代金百万元，慰劳前方将士^[31]。慰劳总会除规定慰劳办法外，还电请全国各地报社响应秋节劳军运动，要求各报于9月16日，即旧历的中秋节，编印“秋节劳军特刊”，并且发动读者捐款。9月16日，在重庆的几家重要的报纸都发表社论响应秋节劳军运动：《预祝凯旋——对秋节劳军运动的认识》、《继着秋节劳军之后——我们应有的三种工作》、《秋节劳军的意义》、《慰劳英勇伟大的战士》^[32]等。各报馆除了著文倡导外，还优待各界以半价购报劳军，并且各报还赠报交由慰劳总会赠送前方将士。此外，渝市裕华纱厂、大公报等还纷纷捐赠月饼代金，送由慰劳总会转赠^[33]。

1941年元旦来临之际，全国各地积极筹备在元旦分别举行盛大慰劳荣誉军人及抗战军人家属大会。陪都各界也定元旦举行大规模慰劳会，为此组织了元旦慰劳荣誉军人及抗战家属筹备委员会，委员会下设调查、征募、慰劳、游艺、宣传、总务等组。12月20日至23日征募组组织征募队八队，挨户至各商店住宅及各娱乐场所劝募慰劳物品及代金，慰劳物品包括鞋、袜、饼干、糖果、罐头、毛巾、牙刷、肥皂等类，还于23日至27日在本市中心地点设置献金台一座，方便市民自动捐献慰劳代金，还分别函请本市各机关慨捐慰劳代金，藉示公务人员对于荣誉军人及抗属之观念与钦敬^[34]。中央电台于1月1日至3日为全国荣誉军人及抗属播送特别音乐节目，陪都元旦举行慰劳会，邀请在渝荣誉军人及抗属莅临参加，并制备锦旗一面，上缀“民族英雄”四字。2日各娱乐场所特设荣誉座若干，招待荣誉军人及抗属。

1941年10月，湘北大捷，举国欢腾，陪都各界纷纷自动捐款慰劳保卫湘北的将士。《中央日报》收到请为带转的捐款多起：川康直接税局重庆分局50元；鞋工陈翰卿5元；大梁子一枝香张阿根50元、全体工友50元；南京旅渝西服业工友戴洪福、徐大昌、戚阿章、康金来、钱阿七、楼杰等1395元；中宣部三民主义研究会刘光炎50元，高荫祖40元，张文伯30元，王建民、冯放民、周以洞、万叔寅、费庆桢各20元，陈匡民、李绍白、郑企予、徐世勋、王芒、彭如荣各10元，张万里、刘贵志、任树芳、张忠桓各5元；中央周刊社陶百川100元，陈和坤20元，陈秉彝、葛家珍、彭问梅、彭道洪各10元，王启元5元，刘保之2元，共2017元^[35]。中央委员张默君以湘北会战大捷，特捐2000元慰劳湖南将士^[36]。璧山丁家乡各界献金1200元慰劳湘北前线杀敌将士^[37]。警察局为慰劳湘北鄂西将士，假座国泰举行话剧公演八日^[38]。

此外，1941年慰劳总会在重庆还组织了端午节劳军、“七七”劳军、“八一四”慰劳空军将士等运动，都得到了陪都人们的积极响应。在慰劳总会的发动下，各商店于端午节当日优待抗战将士购物，全市各戏院免费招待军人及荣誉将士^[39]。市戏剧界、电影界、音乐界及各业余剧团组织宣传队，于7月7日晚7时至9时在中央公园球场举行歌曲演奏会，各电影院也在7月7日当天下午4时至6时义务放映抗战电影。庆祝空军节各方热烈赞助，踊跃赠送，仅7月4日到7月20日，就收到了1716件慰劳品，代金6640元^[40]。(www.daowen.com)

（三）劳军募捐运动的回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大肆宣传美国的加入，抗战胜利即将来临，使重庆人民认为无须再进行大规模的捐献，劳军募捐运动数量已不再像前两阶段那样多，募捐的主题也发生了一些微小的变化。劳军募捐运动主要集中于文化劳军运动和鞋袜劳军运动。

慰劳总会考虑到前方将士为国英勇奋战，除了需要为他们准备好物质支援外，还应给前方将士送去精神食粮，特发动文化劳军运动。慰劳总会文化劳军委员会于1941年12月20日，举行文化劳军宣传列车和献金竞赛。

文化劳军列车，12月20日9时在曾家岩求精中学广场举行了出动典礼。主席谷正纲、邵力子大使、吴国桢市长等相继发表了简短的演说。谷正纲、黄少谷等和励志社也各献1万元，国库局献1613元。载着这些最初的礼物，列车便在音乐声中，浩浩荡荡地出发。各镇保甲和许多机关团体早就组织好了献金队，打着各种颜色的旗子，站在马路旁边等候列车到来。有的更用钞票扎成“文化劳军”四个字。据当时所知，大阳沟第八保献1万元，蹇家桥第七保献7500元，是最多的数目。经过各个街道，人们从窗口丢下钱来，沿街的店铺不管是店主还是店员，都积极捐献。连住在陪都招待所的一位外国朋友也从窗口丢出钱来，美国的费吴生先生在过路的时候把钞票丢到布幕里，韩国光复军特别组织了献金队。这天献金共得到301729.16元^[41]。

献金竞赛日，陪都各界积极参加。老舍代表作家献金，带来作家在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副刊艺林上捐出之稿费5250元，另有书籍与《抗战文艺》月刊一批进行义卖，所得作为文化劳军献金。中央银行与同人共献349730元，中国银行320240元，交通银行320500元，农业银行336327.82元，中央信托局307818.05元，邮政储蓄局312000元。若干小学各献千余元，龙门浩中心小学最多，献2872元。陪都归国侨民共献国币110600元。献金竞赛大会共得3104600余元，连同20日文化劳军列车街头自由献金，总数在600万元左右^[42]。文化劳军竞赛大会后，各方捐款仍持续进行中，至1943年1月底，陪都文化劳军捐款已达600余万元。2月5日献金工作全部结束，募捐数字几达800万元^[43]。这些劳军捐款都用以购买书报劳军。

1943年初，全国慰劳总会有感于前方士兵生活艰苦，为鼓励士气，特发起为士兵募集鞋袜运动。慰劳总会拟定实施办法：前后方均自4月10日起开始至6月底结束；每甲至少捐献布鞋一双布袜一双；鞋料用黑色帆布或坚厚之黑色土布，袜料用黑色布；鞋式用圆口长脚布带式，袜用高统式；各甲将募得之鞋袜，送交乡镇公所汇送县政府保管，再由省慰劳会电商就近军需局库总部队各地情形并以官兵每人分配鞋袜各一双为原则；运输不便之地区，得呈准慰劳会，按布鞋每双38元，布袜每双20元折合代金，各省市慰劳分会经收鞋袜劳军代金，缴当地中中交农国家银行；四月为鞋袜劳军宣传月；五月全月为鞋袜劳军竞赛月，竞赛月内各省市县慰劳会应分别定期举行鞋袜劳军竞赛大会^[44]。为扩大劝募，约集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教育部中国童子军理事会及中国妇女指导委员会三团体，共商组织全国鞋袜劳军运动劝募队办法，发动全国大中小学生青年团团员、童子军、妇女界及当地土绅名流，组织“劝募鞋袜劳军队”，就地协助乡镇保甲长作深入民间之劝募工作^[45]。

为发动妇女界和各保甲积极捐赠，慰劳总会将7月1日定为“鞋袜劳军妇女日”，请陪都妇女界每人或联合亲友数人，购黑布自行缝制布袜一双（愈多愈佳），布袜内能最好能附慰劳信一封，于7月1日午后2时，个别或集团整队送到夫子池新运区妇女献赠大会。7月2日为“鞋袜劳军保甲日”（后因保甲人员全体出动举行身份证总检查，改为5日^[46]），由全市保甲举行献赠鞋袜竞赛大会，各界同胞亦可自由踊跃献赠鞋袜^[47]。7月1日，陪都各界妇女捐献鞋袜劳军大会在夫子池新运服务所举行，计有各区抗属们送的鞋袜，裕华厂全体职工捐献鞋袜代金25000元，妇女指导委员会献鞋450双，军政部妇女工作队代金25000元，邮局女职员献布袜100双，军政部女同仁献布袜107双，妇女慰劳总会献布袜1000双，妇女慰劳总会重庆分会献布袜100双，国民党中央党部女同志献布袜100双，中苏文协妇女工作委员会献布袜50双，四川教育学院女同学献鞋8双，新华日报女职工献布鞋60双，贺夫人、谷夫人、陈逸云女士、唐国桢夫人等也都捐献布袜多双，截至下午3时半，共收到代金78512.6元，鞋1219双，袜2445双^[48]。军政部长何应钦夫人王文湘领导的新生活妇女工作队，除在妇女日募集代金28237.6元外，在4日又增献18128元^[49]。

7月5日鞋袜劳军保甲日，是全重庆市民向前线将士捐献鞋袜最热烈的一天。下午2时的时候，每一区的区长，和保甲长代表，列着队伍，在乐声悠扬中，挑着每区市民捐献的代金，合集在新运总会的广场上。一双双抬盒排列着，里面放着一叠叠新钞票，上面打着红绿绸子的彩球，大红纸上写着“×××区捐献××万”。献金台前围着成千的市民。大会在乐声中开始，贺市长报告市民捐献的意义，并且实践了他重庆市民捐献100万元的诺言。接着唐局长报告，这次保甲的鞋袜劳军的捐献，从6月3日起的整整一个月，时间虽然短促，但也捐献1014000元，如果以一家一双计算，则超过26万有余，可见市民爱国心的高涨了。全市共分18区，计第一区10万元，第二区107000元，第三区83000元，第四区75000元，第五区66000元，第六区29000元，第七区24000元，第八区4万元，第九区41000元，第十区45000元，第十一区130000元，第十二区50000元，第十三区33000元，第十四区55000元，第十五区55000元，第十六区22000元，第十七区34000元，水上区25000元。此外自动捐献的有花纱管理局，中央银行，经济部，邮政储金局，国民党中央党部等，一共226000余元，某公馆的一个女仆也捐了40块钱。其他鞋子259双，袜子476双^[50]。至7月26日，重庆市共募得代金1316287.47元，鞋1387双，袜3832双^[51]。

此外，1942年举行了端午劳军、七七劳军和空军节劳军运动，1943年端午节、中秋节也发动了劳军运动，虽然这些运动都得到了陪都市民的热情赞助，但是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劳军募捐运动无论在次数还是规模上都不及上一阶段。

（四）劳军募捐运动的继续发展

随着1944年中国抗战形势的好转，祝捷劳军成为这一时期的主题，全国慰劳总会相继发动了慰劳鄂西将士、常德劳军、湘鄂劳军、中原劳军、慰劳衡阳守军和缅甸将士、慰劳黔边将士等劳军募捐运动。其中，慰劳鄂西将士和湘鄂劳军运动规模最大。

1943年6月，鄂西大捷，全国欢腾。为激励前线士气，全国慰劳总会即日发动鄂西劳军运动。陪都各界踊跃输将。重庆市轮船商业同业公会献赠慰劳金1000元；建业机器造船工友端午劳军献金600元^[52]；私立清华中学学生发动同学擦皮鞋、擦煤油灯运动，共得慰劳金6844.5元；国民党前辈刘哲捐赠个人节衣缩食费国币1万元；沙坪坝中央工业专门职业学校全体师生员工捐献国币15000余元^[53]；资源委员会甘肃油矿局在渝员工献金17450元^[54]。财政部盐务总局献慰劳金1万元；红十字总会献2000元；新运总会新运模范区献2000元；全国度量衡局献赠慰劳金1600元；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献慰劳金1000元；振济委员会献500元；华生电器厂全体同仁献300元；银行商业同业公会亦号召全体会员踊跃捐献^[55]；冠生园重庆支店献赠1万元；大川事业公司全体同仁献赠15000元；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献赠慰劳金5000元；司法院献赠1000元；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献赠1000元；励志社总社全体职工献赠2240元；国立中央研究院献赠1650元；中国旅行社重庆分社献赠1000元；立法院秘书处同仁吴尚鹰等55人献金2850元；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直属沙市纱厂全体职工萧伦豫、蔡水泉等300余人献金5373元^[56]；新华日报捐献1万元……^[57]

同时，全国慰劳总会有感于湘鄂将士苦战杀敌，决定于1944年1月4日上午9时在林森路道门口银行界同仁进修服务社举行献金大会^[58]。运动发动以后，陪都各界踊跃捐输。重庆防空司令部各单位员工献金1万元，海军总司令部献金500元，中央党部秘书处献金1万元，四川黔江县合作金库准石柱县献金4000元^[59]。中央宣传部发动所属党报社一致举办读者献金。天厨味精厂总经理吴蕴初，献金10万元^[60]。工业界劳军义卖，两日间共卖50万元左右，连日各厂捐献献金，工业界劳军献金约四百二三十万。重庆私立清华中学，全体师生员工，于元旦全校绝食一餐，献金13028.8元，自由献金10189.3元，共23218.1元，另有中文慰劳信12500封，寄慰鄂湘将士，英文慰劳信167封，寄慰中美空军。宝元渝百货商经理樊陶齐献金10万元。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1000元。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5000元。财政部关税署3240元。重庆电力公司5万元。资源委员会1万元。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总处同仁刘攻芸等10080元。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总局，共献60万元。……截至1月3日，全国慰劳总会及国家银行已代收献金达180余万元^[61]。

1月4日，陪都各界慰劳湘鄂前线将士的献金大会在银社举行，其中徐中齐代表渝市十八区镇献金100万元；刘攻芸代表国家银行暨同仁献金100元；潘仰山代表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国货厂商联合会合献110万余元；康心如氏代表市银行公会各会员行家献金992000元；张绣文代表盐业界暨盐务总局同仁献金68万余元，礼品88件；黎剑虹代表妇女界献金40万元；贺衷寒代表湘灾筹赈会献金20万元；王洗代表轮船暨长江区船业献金11万元；宝元渝商号献金10万元；中央秘书处1万元，国民政府16000余元，国民参政会25000余元，中宣部12000余元，立法院1万余元，交通部二十七区党部2万元，外交部1万元，财政部关务署23000余元，社会部1万元，市政府1万元；南开中学6万元；文德女中19050元；重庆大学出版社11900余元；懿训女中5000余元；重庆电力公司5万元；市钱业公会4万元；求精商校1万元；辅助抗属子弟学校100元；小朋友丁阿立100元。献金者争先恐后，络绎不绝，两小时共献600万元以上，除一部送中中交农四行代收外，当场由中国银行经收，审计部派员点验，共计献金支票2492000.2元^[62]。

1943年12月9日，克复常德的捷音传到重庆，重庆市民自动张贴标语，燃放爆竹，庆祝捷报，接着各界发起了献金运动。中央宣传部、海外部暨各机关团体，纷纷响应献金。航政局局长王洗发动航业员工献金，总额达10万元以上。陪都金融、工商、学校、妇女、青年、戏剧、体育各界，均积极筹备举行慰劳湘鄂将士献金^[63]。

1944年5月，慰劳总会发动全国各省市举办中原劳军运动，电请各省市政府、国民党省市党部、青年团省市团部，协助推行。陪都方面，由该会主办，电请陪都金融、工商、学校、妇女和全市同胞踊跃输将^[64]。7月，慰劳总会发动实物慰劳衡阳守军的运动^[65]。8月，全国慰劳总会以衡阳保卫战，我陆空将士艰苦卓绝，缅甸将士也先后得到重大胜利，为表示崇敬和扩大慰劳起见，特通电全国各省市分会，一致发动慰劳，并订定办法。陪都方面，继续发动各界捐献香烟、药品，请两路口社会服务处和都邮街市中心区分处代收。发动全国妇女每人或联合捐献手帕或毛巾一条，赠送保卫衡阳陆空军将士和缅甸将士。请各机关首长和社会名流，亲笔书写致保卫衡阳陆空将士和缅甸将士慰问信各一封，并在10日前送交南纪门韩家巷九号慰劳总会。电请全国各报社，于8月8日，一致发表向保卫衡阳陆空将士和缅甸将士致敬的论文。同时请作家诗人，以诗歌等选投各报发表，陪都方面，并请各报捐赠8日报纸100份，由该会分别转送^[66]。

12月，陪都各界有感于黔桂将士苦守之辛劳，特发动慰劳黔边将士，组织了慰劳黔边守土监视征募委员会作为组织机关。中国妇女慰劳总会重庆分会很快响应委员会的劳军号召，特定16、17两日在市区举行献金游行^[67]。12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常务委员会议，决定组织陪都各界黔桂前线将士慰劳团，携带各方征募的慰劳金2000万元，用卡车二辆载运慰劳物品，各界捐赠的慰劳品以药品、毛巾、布鞋和布袜线袜为限，并请在18日前送交委员会^[68]。18日下午2时，陪都各界慰劳黔边守土监视征募委员会在首都青年馆举行各界慰劳黔桂将士现金和慰劳品成绩总报告，以及欢送陪都各界黔桂前线将士慰劳团出发大会。大工商团体20日举行联席会议，决议推派代表一人，携带款项500万元，随同黔桂前线将士慰劳团出发慰劳^[69]。陪都天主教基督教各团体组织陪都天主教基督教慰劳救济运动委员会，发动慰劳救济等工作，携带慰劳品四卡车，驰赴黔桂边境慰劳国军，该会第三慰劳团是由李德全率领，慰劳品两卡车，随后亦出发黔桂慰劳国军。该会还发动一万套寒衣劳军运动，各方响应极为热烈^[70]。

此外，1944年“七七”七周年来临之际，慰劳总会为激励前方士气，发扬后方民气，特于1944年6月14日通电全国，举办“七七”扩大劳军献金运动，预定献金目标是6000万元，以3000万元慰劳前线将士，1000万元慰劳空军将士，1000万元慰劳同盟国驻华将士和我国驻印和远征军等，1000万元慰劳荣誉军人。决定于7月7日举行献金劳军大会，8月7日全部结束，分函陪都各机关团体响应^[71]。各地宣传活动统定6月7日起开始，同时举办各种献金，6月7日到7月1日举办义卖献金、读者献金、文化界献金、戏剧界献金、体育界献金、宗教界献金，7月3日为献金列车，7月4日妇女界献金、青年界献金，7月5日为金融界献金、农工商界献金，7月7日献金大会。

陪都各界积极响应“七七”劳军献金运动：小龙坎某厂全体工人捐款5510元；继中央大学同学劝募100万元运动后，重大南开同学，也提出劝募500万元的目标^[72]；川江民船公会全体会员，分别策动，定于7月5、6两日参加自由献金；社会部工友杨正伦，提倡全体一致捐全月工资^[73]；中宣部文化运动委员会发动电影界于7月5、6两日举行公映献金，还发动戏剧界于7月6日晚7时在抗建堂举行“七七”劳军献金晚会^[74]；……在正式献金前，就传出了各界献金的数目，士绅界认捐2000万，银行界1500万，商会和工业界各300万，盐商和布商各200万，火柴业100万，工人100万，人力车夫业献5万，后又增加到8万，沙磁区预计500万，自由献金也预计是500万，总共可望达到6000万以上^[75]。自7月5日市民自由劳军献金开始，截至7月底，陪都各界“七七”劳军献金，实收总数计56967660.66元^[76]。

1945年，抗战即将胜利，为了争取胜利的早日实现，重庆人民再次进行了献金运动。为了更好地组织战时最后一次献金运动，重庆市设置了献金献粮会议推行处。各行各业以公会为基础组织献金团，如油料、纸烟、木器、榨菜咸菜业、酒精业、钢铁锡器业、药材业、粮食业、制革业、薪炭业、服装业、面粉业、纸盒装潢业、电器业、棉毛纺织业、造纸业、陶瓷业、报关业、酿造业、出版业、洗染业、皮货业等各个行业献金团，重庆市民也组织了市民献金团，警察局长唐毅为团长，进行了积极的劝募^[77]。据1945年5月，重庆市改善士兵待遇献金会议推行处的统计，全市银行商业同业公会各会员献金共计59197841.34元，保险商业同业公会共献金6390000元，钱商业同业公会共计7779644.04元，商业同业公会献335000元，其他各行各业的献金团和市民献金团也都获得了较为圆满的成绩。至此，抗战时期重庆劳军募捐运动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