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时重庆劳军募捐运动兴起的背景

（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矛盾升级，抗日救亡成为中国民众生活的主题。全国各地民众掀起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遍及大江南北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热潮。华北事变后，日本对华侵略更加深入，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中国面临着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危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发动了“一二·九”运动，北平学生的爱国行为，得到全国各地的广泛响应，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并和平解决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了卢沟桥事变，紧接着蒋介石宣布对日抗战，中国全面抗战开始。1937年9月22日，中央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在此政治背景下，各地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为了声援抗战，工人抗敌自卫军、农民抗敌自卫军、青年抗日决死队、民族解放先锋队各地分队，各种战地宣传队、战地服务团、各界抗敌后援会等纷纷组织起来，各抗日团体，积极开展宣传、劝募、慰劳等抗日活动，一批又一批的爱国青年，奔赴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抗战，成为汹涌澎湃的历史潮流，驱逐日寇，复兴中华，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1]。

伴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从城市到乡村，从上层社会到劳苦大众，从国内人民到海外侨胞，各族各界民众都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对民族存亡的关心，都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真正做到了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在沦陷区，抗日救亡组织积极开展斗争，以隐蔽的方式向人民传播抗战消息，发动募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筹集药品等急需物资，组织和护送爱国青年投奔八路军、新四军。在大后方，妇女界、文化界组织了大量的战地服务团、救护队、抗敌剧社、救亡歌咏团，深入战地、农村进行抗日宣传，为前线将士服务。在抗日根据地，更是出现了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前方杀敌打胜仗，后方生产忙支前的生动景象。(www.daowen.com)

（二）重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及重要性

“八一三”上海事变后，日军步步紧逼南京，10月29日蒋介石召集国防最高会议，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确定四川为抗战的大后方，重庆为国民政府驻地。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移驻重庆宣言。随着国民政府迁渝，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担负起直接与国民党当局交涉、维护国共合作、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独特政治使命。这就赋予了重庆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重要政治舞台的历史地位。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日军对重庆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轰炸。为安定民心，坚定抗战信心，1939年5月5日，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明定重庆为中华民国“陪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英在重庆举行军事会议，正式结成三国军事同盟。1942年1月《联合国家宣言》发表，中国成为同盟国四强之一。1月3日，同盟国宣布蒋介石为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担任中国、泰国、越南等地区联合部队的指挥任务。这使得重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地位大大提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远东的指挥中心。

相较于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重庆市人民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和1935年“华北事变”中就曾掀起三次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掀起了规模更大、参加者更多、时间更久的第四次抗日救亡运动。同时，重庆各抗日救亡团体纷纷成立，诸如重庆各界抗敌后援会、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委员会重庆分会、重庆各界抗敌后援会文化界支会等。武汉沦陷后，随着更多全国性的救亡团体的迁入，使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伴随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是重庆劳军募捐运动的出现。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日军进犯。重庆人民纷纷开展活动，声援第十九路军，除了成立“四川各界民众督促川军出兵大会”，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以及四川各派军阀停止内战，开赴抗日前线外，重庆人民还开展了献金运动，各团体和市民为支援上海抗日将士慷慨解囊，大批捐款源源汇至前方^[2]。此后，零星的劳军捐款一直开展着。1936年重庆组织了一次全面抗战前最大规模的劳军募捐。1936年11月，傅作义部在绥远奋起抗日，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忱，重庆救国会在《商务日报·副刊》上，联合文化界知名人士二十余人刊出启事，发起各界援绥募捐，同时发动“学救”（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职救”（重庆职业青年救国联合会）统一行动，分别组织劝募队到街头、乡镇、娱乐场所、公司银行进行宣传募捐。妇女界也举行了援绥募捐游艺会，仅三天就募得8000余元。工人、农民把自己低微的收入也捐献出来；巴县女中全校同学绝食一天，以伙食费作捐款。救国会成员经办的知识服务社，绘制出版了《绥远抗战形式图》，在全市出售、宣传，将所得款项全部捐献。这次援绥活动，扩大了抗日救亡的影响，推动了更多的民众加入抗日救亡的行列^[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