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方医疗救护的困境

近代以来，西南地区社会现代化进程相对迟缓。全面抗战爆发后，它已成为承载民族抗战和复兴重任的大后方，但其医疗卫生系统极其脆弱，防疫救护条件极端落后。甚至缺乏必要的医防监控机构和医疗救护体系，诸如现代化的医疗机构和设备，专业化的医护人员，大众化的卫生意识等仅处于起步阶段。随着战争的发展，大后方最终成为了保存中华民族命脉的最后庇护所。大后方的医疗救护等卫生事业既要应对居民的日常医护需要，又要担负起战时医疗救护重任，即一方面要担负起包括西迁战争难民在内以千万计的民众的医疗防疫任务，另一方面又要承担起空袭灾民医疗救护和灾后疫情防疫工作。因此，大后方的医疗救护工作亟须加强建设。

（一）医疗条件起点低、基础差

近代以来，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西南社会总体发展缓慢。在社会医疗方面集中表现为：缺乏协调、管理医政和药政的政府专门机构，导致有限的个体或私立医院、诊所处于各自为政的分散状态；缺乏培养医护人才的教育机构和医护学校，导致具有现代医护技术的专业人才奇缺；缺乏针对爆发大规模疫情进行监控、防治的医疗救护体系。总之，直到抗战前，西南地区的社会医疗体系还整个处于以传统中医学为基础，辅之以少数教会西医院和民间慈善团体医疗机构的落后格局。

以重庆为例，19世纪40年以来，即便重庆凭借两江交汇、舟楫便利的水运优势和广阔的资源腹地而兴起，成为水路交通中心和商业繁荣的区域经济中心。然而，重庆的卫生状况也十分糟糕，“用水悉取之河边，满街湿泥”，“全城除吴福宫附近外，无一树木，除夫子池、莲花池两污塘外，无一水池”^[2]。人烟稠密，空气污浊，生活环境局促，甚至城区内也是人畜混居，再加上民众卫生习惯不良，使得近代重庆烈性传染病如霍乱、天花、伤寒等常年流行，人民健康水平十分低下，人均寿命仅34岁。

自1892年开始，西医开始传入重庆。是年美国基督教教会创办了宽仁医院，它成为重庆乃至整个四川地区首家具有近代医疗救护设施的西医院。此后，英、法等国教会团体在重庆相继创办5个教会医院。然而，在相当时期内，重庆市民仍然依赖传统中医，并不相信西医，以致宽仁医院直到五年后才接收第一位当地产妇^[3]。应该说这些教会医疗机构，在传播西医理念，启迪重庆市民现代医疗意识方面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作用；它们引领着重庆市民接受西医学理，自办西医医院；仿照西医学校，成立中医教育机构，培养中医医护人才；整合社会力量，承担公共卫生、治疗和防疫工作。但是，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重庆地方政府并未主动参与和领导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工作，“向未认真举办改善公共卫生和教育人民注重公共卫生的必要等类事务”^[4]，全市的医疗卫生事业仅仅靠5所教会医院、6所私立医院和为数不多的个体中医、民间郎中以及10余个慈善团体为支撑^[5]。由此可见，重庆医疗卫生事业极端薄弱。

在近代社会中，要举办现代化的医疗卫生事业，仅凭热心个人、慈善团体和部分社会力量，而缺乏政府参与、组织、协调和投入，始终难以形成稳定体系和长效机制；现代卫生事业建设亟须政府出面组织和协调。

1927年11月，由重庆市政厅公安处第四科专掌卫生行政工作。重庆市首次拥有专职卫生行政机构，有3名公务人员专司其职。重庆现代医疗卫生事业蹒跚起步。同时，随着重庆城市人口逐年增加，每当夏季流行病爆发，“平民满道病卧”。在潘文华任市长期间，市政府决心创办一所“较完备”的、面向广大市民的“平民医院”。1929年秋，市政府召集城市绅商，成立医院筹备处，负责选址，筹款等事项。几经周折，1932年医院建成，有100个床位。1934年医院分科门诊开业，对就诊“贫民一律免费”，医院经费主要以附加乐户捐及八省协进会公益委员会月捐为基础，其余不足之数由市政府补拨。据记载“就医者络绎不绝”。据1934年度统计，各科门诊就诊病人共达32861人。不过该院住院病床仅能容纳少数的急病病人。另外，因为经费短缺，外科门诊设备不良，不能正常开展医疗工作。在平民医院建立以前，为救济都市广大的贫民，在市政府的敦促下，市内各慈善团体先后设立27家施医所。这些施医所“医药两项一并免费”。为进一步替“赤贫”市民熬药，特筹设8处熬药所。平均每日接受治疗的人数均在500人以上。1934年平民医院开业以后，市内各慈善团体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到1936年，重庆市政府将卫生事业费纳入市财政预算，标志着重庆市医疗卫生事业开始走向近代化。

总之，自1891年开埠以后，重庆现代医疗卫生事业筚路蓝缕，艰难起步。1892年到1927年35年间，建立私立医院11所，此时并无公立医院；1927年至1936年9年间，私立医院增加5所，公立医院3所^[6]。即便如此，若以当时执业医师41人、药师1人、助产师26人^[7]的医疗防疫基础，应对市民日常医疗救护尚属捉襟见肘，如1934年6月，重庆大规模爆发疫情，巴县、璧山、江津、永川四县天花、麻疹流行，死亡4000余人，更毋庸奢谈承担带来巨大人员伤亡的现代战争的救护工作以及战时大规模疫情爆发时的防控任务。(www.daowen.com)

（二）难民大量涌入突破医疗负荷的极限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出于“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需要，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收缩，将抗战力量溯江撤退至宜昌以西，依托以重庆为大本营，以云贵川为战略纵深的大后方坚持抗战。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国民政府以重庆为战时首都，指挥着艰苦卓绝的民族抗战。此间，为保存民族命脉，数以万计^[8]的不愿屈服之民众，或自发，或有组织地陆续迁往大后方。他们与大后方民众一道，在艰苦环境中顽强生存，不懈生产，支持抗战。战时内迁难民绝大部分涌入了后方城市。如从1937年到1942年底，桂林市人口增长了2.16倍，柳州和贵阳增长了67%，西安增长了46%，兰州和昆明增长了35%^[9]。作为中国战时首都的重庆，不仅有数量庞大的国民政府党政军首脑机关迁驻，更有众多的工厂、机关、学校、文化团体前往，战争难民也源源不断地涌入，成为这一时期难民迁入最多的城市。有资料表明，重庆市区人口急剧膨胀：1937年仅为47万余，到1941年猛然增至70多万，至1946年已近125万人^[10]。在十年之内，近80万难民涌入重庆，接近原住居民的2倍。如此众多的战时难民的骤然迁入，使得原有的社会医疗卫生系统不堪重负。

在原有的医疗救护规模的基础上，1937年后，重庆市的医疗机构不断增加，并且各医院规模逐步扩大，到1944年全市医疗机构最多时有51家，病床共有1779张^[11]。这些有限的卫生资源，一方面要承担日常的医疗救治工作，疾病预防工作；另一方面在日机空袭期间，还要承担起紧急医疗救护工作。可想而知其卫生工作开展之艰难。尽管国民政府、重庆市政府组织了相当数量的卫生资源投入到抗战救护工作中来，但是这些资源对于抗战内迁难民以及日机轰炸造成的大量难民来说是相当有限的，使得原本就相当脆弱的重庆医疗卫生系统长期处于超负荷的运转之中。

（三）战争和轰炸造成疫情的爆发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战区沿着晋西、陕南、川东、鄂西、湘西、滇南、滇西、滇北一线分布，它从东、南、西三面包围着大后方。战区内长期战役，大量死亡军民遗体、牲畜尸体得不到及时掩埋，水源污染，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加之日军研制、试验致病细菌以及实施细菌战等因素造成霍乱、鼠疫、伤寒、疟疾等多种传染性极强的疫病时常集中爆发。随着前线战斗人员的补充，伤病员的回撤，作战军队的换防和沦陷区难民持续不断地迁往大后方，这些流行疫病也不断由战区输入。

与此同时，日军利用空中优势对中国不设防城市实施野蛮轰炸，尤其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为摆脱战线过长、地面部队不足和难以跨越地理屏障的尴尬局面，更为了达到彻底“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迅速结束中国事变”的目的，对大后方主要城市和乡镇实施“无差别”、“政略进攻，战略持久”的大轰炸^[12]，造成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城镇基础设施大面积破坏、环境污染，最终导致传染疫情大爆发，死亡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大后方民众。

以重庆为例，日军于1938年2月至1944年12月，对重庆实施长达6年10个月的大轰炸。据有关学者统计，整个“重庆大轰炸”期间，直接死亡和受伤人数分别为23659人和31072人，伤亡人数总计54731人^[13]；还不包括修建掩体等军事设施、轰炸中掩体垮塌、轰炸救护以及轰炸后形成瘟疫等疾病而造成的数目更加庞大的间接伤亡^[14]。每当日机实施轰炸后，总会爆发相当严重的疫情。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后，重庆市区就开始流行霍乱和痢疾，当时驻守机房街的新兵团因痢疾死亡数十人；6月，化龙桥区域霍乱流行，当月死亡达200多人^[15]；是月，重庆匆忙设立临时霍乱医院（10月改为重庆市传染病医院），仅当月就收治霍乱患者738人，死亡138人^[16]。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防控手段的落后和药物的匮乏，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继而以市区为病源中心，迅速向郊区、邻县扩散，“到9月荣昌县霍乱大流行，死者近千人”^[17]。要治疗数量如此巨大伤残被难同胞和防控随时可能爆发的流行疫病，无疑给处于被封锁的、缺医少药的大后方医疗救护机构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大后方的医疗卫生事业建设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社会保障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