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后方科技社团发展的特点及影响

抗战时期大后方科技社团的发展是在极其特殊的环境下进行的，与抗战爆发前的科技社团发展相比，具有一些新的时代和区域特征。

1.支援抗战、服务大后方建设。日本侵华完全打破了中国科技发展的正常进程，大后方科技社团的发展也深深地打上了战争的烙印。支援抗战，服务经济文化建设成为大后方科技社团的第一要务。

抗战时期大后方最为活跃的科技社团是中国工程师学会。该学会年年均召开极其隆重的大会，每届大会都有一个中心问题，集思广益，做了很好的议案，贡献给社会作建设计划的参考。例如1938年在重庆的临时大会，提供了重工业和交通事业的意见；1939年在昆明讨论了计划经济和促进工业化的问题；1940年在成都开始研究建国方略的实业计划；1941年在贵阳探讨了中国三年建设计划和贵州建设问题；1942年兰州大会则集中讨论了西北建设问题。1943年中国工程师学会在广西举行第十二届年会及各专门学会年会，出席会议1400余人，人才荟萃，由学会会长翁文灏主持，收到论文88篇。其中有不少论文论及广西，如开发广西矿产，柳州水力发电计划，建立广西轻工业基础等论文；会议还对开发广西矿产业组织了专题讨论。1945年重庆年会则集中讨论了战时生产和战后交通问题^[17]。我们从这些议题可以清晰地看出工程师学会的活动与抗日战争和大后方建设的密切关系。

在大后方科技社团的组织下，广大的科技工作者围绕国防和经济建设展开科学考察和科学研究，及时提出解决措施。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从事对可应用于国防军备的动物保护色的研究^[18]。中国工程师学会专门组织了军事工程团进行考察^[19]，并组织战地工程师团，前往前线参战，解决战争中的工程问题^[20]。中国微生物学会的方心芳等人试验用人尿代替硫酸铵获得成功，使得用糖蜜生产的酒精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1]。陈遵妫在中国天文学会的支持下编了《普通军用天文学》一书^[22]。此外，还有将桐油等各种植物油裂变为汽油、煤油、柴油、润滑油，提高锑、钨、锡、铝的冶炼技术和其他各种矿产品的洗选和冶炼技术等研究。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克服大后方汽油等能源供应困难的问题，使锑、钨、锡、铝的纯度大大提高，达到甚至超过了国际市场的标准，保证了战争年代对外易货贸易的供货需要，也大大提高了煤炭炼焦的质量，使之合于钢铁和各有色金属的冶炼要求，提高了钢铁和各有色金属的产量，确保了大后方这些基本金属品的供应。中国自然科学社等科技社团更是积极参与创办云南制窑厂、组建川康实业公司，直接服务地方经济开发与建设^[23]。

2.发展条件和环境极其艰难。日本侵华给中国科技事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战局的动荡使科学工作者之间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十分困难。如中国物理学会年会在1937年、1938年两年因战事而未能召开。而且由于受到交通的阻隔，在后方各地的物理学工作者不能集中开会，1942年、1943年、1944年3次年会只能分散在昆明、重庆、成都、陕西城固、贵州湄潭、桂林六地举行^[24]。中国科学社第22届年会原定于1937年8月20日在杭州召开，但因为“七七”事变后，局势突变，而宣告无限期延期，在三年后的1940年9月，才在昆明得以举行^[25]。中国动物学会，在抗战爆发后，年会无法保证召开，仅有1943年、1945年举办过年会^[26]。

抗战以来，由于各社团的经费不足，学会的一些经常性活动也无法维持。正如郝景盛在《抗战七年之科学》一文中曾说的那样：“上自独立之研究院，下至各大学之研究院与研究所，多是经济困难，不能发展。”^[27]科技机构尚且如此，民间社团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一些学会在抗战期间被迫停止了学会活动，如化学工程学会在抗战期间就没有组织任何学会活动^[28]。此外，纸张紧张，印刷困难，各阶层的购买力下降，致使许多科技社团的出版物销路不畅或被迫停刊。如抗战开始后《物理学报》被迫停刊，直到1944年5月，停刊近四年的《物理学报》才在成都出版了5卷第1期，12月出版了第2期；抗日战争期间《地理学报》迁至重庆继续出版，但只能改为年刊；《中国植物学杂志》、《中国植物学汇报》被迫停刊，中国动植物学会的学术活动大大减少；1941年12月《科学》杂志出到第25卷第12期，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停刊，直到1943年才在重庆复刊，而且由每月一期改为三月出版一期。中国化学会出版的《化学通讯》，初为半月刊，抗战开始后无法正常维持，改为不定期出版。

3.联合年会加强了学科间的交叉和融合。一方面，抗战时期大后方科技社团主要集中在重庆、昆明、成都等地，另一方面，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又十分困难，这就为多团体在同一地方共同举办学术年会提供了契机，从而加强了学科之间的联系和合作。

在1940年，中国科学社与中国天文学会等6个学会在昆明举行联合年会，出席会员180人，交流论文115篇^[29]。1942年12月，中国天文学会等3个学会在云南大学联合举行庆祝牛顿诞生三百周年的纪念会^[30]。1943年7月，中国科学社联合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地理学会等6团体在北碚举行联合年会和举办科学展览^[31]。1944年11月，中国科学社与新中国数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生理学会、中国遗传学会、中国心理学会、中国营养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地理教育学会、中国牙医学会、中国药学会等11团体在成都召开联合年会暨中国科学社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1945年5月，中国工程师学会在重庆举行年会，有14个工程专门学会联合参加年会。同时，战时由于经费、人才各有专长等原因，很多工作一个团体无法独立承担，往往采取多团体合作的方式开展工作。1940年，中国工程师学会和中国地质学会联合举行川康、西北、西南一带的科学调查。1941年，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地理学会联合组织新疆考察团赴新疆考察^[32]。科技社团如此紧密的联系和合作，不仅有利于各社团发挥各自特长，优势互补，而且也有利于各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

4.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部地区科技事业的发展。科技社团的活动需要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推动和广泛参与。抗战时期大后方科技社团的活动主要依靠内迁各科研机构的专家教授和各内迁工厂的工程技术人员。尽管也组建了一些地区性的科技社团，开展了一些地区性的科技活动，但是，由于大后方本地的科技力量十分薄弱，科技社团的活动难以实施本土化。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虽然也注意到大后方科技人员的培养，但由于人才培养需要有一个过程。直到抗战胜利，大后方本地的科技人才尚未成长壮大。随着抗战胜利以后各内迁科研机关、高等院校的复员，大批科研人员、专家教授和工程技术人员也纷纷回归沿海各省市，一度比较活跃的大后方的科技社团也纷纷迁回东部地区，大后方科技社团的活动又回到了停滞的状态。

但是，抗战时期大后方科技社团活动的作用和影响却是深远的。在抗战爆发前的中国广大西部地区，基本上是近代科学的荒漠。随着大批科技社团的迁入和活动，不仅促进了中国西部地区科技事业的发展，推动了大后方地区的经济开发，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科学知识，提高了大后方人民的科学意识。因此其积极作用和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注释】

[1]谢本书、温贤美：《抗战时期的西南大后方》，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271页。

[2]李约瑟、李大斐：《李约瑟游记》，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页。

[3]《1933—1947年在渝学会、研究会概况》，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重庆市志·科学技术志》，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全国性特种社团一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76～287页；程雨辰主编：《抗战时期重庆的科学技术》，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205～215页。

[4]何艾生、梁成瑞著：《中国民国科技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2页。

[5]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科学技术协会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页。

[6]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中国科技史料》1983年第1期。

[7]茅以升：《中国工程师学会简史》，《文史资料精选》第13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429～430页。

[8]秦孝仪：《革命文献》第59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72年版，第109～110页。

[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西南的科技》，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427页。

[10]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州省志·科学技术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74页。(www.daowen.com)

[11]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科学技术协会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6页。

[12]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州省志·科学技术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74页。

[13]茅以升：《中国工程师学会简史》，《文史资料精选》第13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432页。

[14]何艾生、梁成瑞：《中国民国科技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7页。

[15]《西康文物展览会》，《科学》第24卷第6期，1940年6月，第506页。

[16]茅以升：《中国工程师学会简史》，《文史资料精选》第13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429～430页。

[17]茅以升：《中国工程师学会简史》，《文史资料精选》第13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429～430页；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科学技术协会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2页。

[18]《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概况》，《科学》第26卷第1期，1943年3月出版，第138页。

[19]程雨辰：《抗战时期重庆的科学技术》，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224页。

[20]茅以升：《中国工程师学会简史》，《文史资料精选》第13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438页。

[21]何艾生、梁成瑞：《中国民国科技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

[22]《编纂天文学丛书》，《科学》第ⅩⅩⅢ卷第2期，1939年2月出版，第102页。

[23]《中华自然科学社概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11页。

[24]何艾生、梁成瑞：《中国民国科技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第97页。

[25]《本社第二十二届年会筹备近讯》，《科学》第24卷第8期，1940年8月，第638～639页。

[26]何艾生、梁成瑞：《中国民国科技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页。

[27]郝景盛：《抗战七年之科学》，秦孝仪：《革命文献》第59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72年版，第123页。

[28]何艾生、梁成瑞：《中国民国科技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页。

[29]《简讯》，《社友》第69期，1940年。

[30]《牛顿诞生三百周年纪念会》，《科学》第27卷第1期，1944年1月，第34页。

[3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西南的科技》，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430页。

[32]程雨辰主编：《抗战时期重庆的科学技术》，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