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后方科技社团的主要活动

学会作为一个学术性公益团体，对社会应承担一定的社会经济义务。中国科技社团在抗战初期经历了一段短暂的沉寂之后，在抗日战争的中后期又在大后方逐步活跃起来。尽管战时条件艰难，大后方各科技社团和广大科技工作者克服重重困难，通过联合或独立地举办学术年会、出版科学杂志、开展科学讲座、进行实地考察等活动，积极推进大后方的科学交流、科学普及和科学研究。

学术交流是科技社团存在和发展的生命线。学术年会是科技工作者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通过年会活动，一方面，可以“报告并讨论社务，联络社员的感情，并宣读论文以交流一年来学术研究的心得及经验”。另一方面，“把科学的新发现或当前的科学问题，做成讲题，向当地的公众讲演，这对于通风气与宣传科学都起了一定的作用”^[6]。大后方的科技社团，尽管面临种种困难，但仍然千方百计地恢复和扩大学术交流活动。1938年中华自然科学社在重庆召开第11届年会。1939年3月，中国地质学会第15届年会在重庆近郊各地举行。1939年9月，中断了两年的中国物理学会第7次年会在昆明召开。1939年12月，中国统计学社第9届年会在重庆举办。1940年3月，中国地质学会在重庆举行第16届年会。1940年4月，中华医学会第5届年会在昆明举行。1941年，中国水利工程学会第7次年会在贵阳召开。1942年9月，中国物理学会桂林分会成立并举行首届学术年会。1943年3月，中国地质学会第19届年会在重庆召开。1943年10月，中华自然科学社在重庆举行年会。1943年12月，中国化学会在五通桥举行第11届年会。中国工程师学会从1939年至1945年，每年均举行学术年会，1939年交流论文50余篇，1940年交流论文80余篇，1941年交流论文增加到160余篇，1942年更达到204篇^[7]。这些年会活动既加强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感情联络，又极大地促进了科学研究的交流和科技的发展。

出版科学刊物，是学会服务社会、促进科学发展的重要手段。抗日战争时期，在大后方发行的科学刊物约有85种^[8]。其中主要有：中国科学社发行的《科学》、《科学画报》、《社友》；中国古生物学会发行的《中国古生物志》；中国化学会发行的《中国化学会会志》、《化学通讯》；中国地质学会发行的《中国地质学会志》、《地质评论》；中国气象学会发行的《气象学报》；中国天文学会发行的《宇宙》；中国生理学会发行的《中国生理学会成都分会会志》；中国林学会发行的《林学》；中华自然科学社发行的《科学世界》、《社闻》；中华医学会发行的《中华医学杂志》、《中华医学会英文杂志》；中国工程师学会发行的《工程》；中国地理学会发行的《地理学报》；中华农学会发行的《中华农学会报》、《中华农学会通讯》；中国药学会发行的《中国药学会会志》等。(www.daowen.com)

举行学术报告和科普讲座作为学术交流和科学普及的重要方式，也是这一时期科技社团的重要活动之一。中国地质学会迁渝不久（1938年10月1日），即组织常隆庆、李善邦等著名地质学家在重庆社交会堂举行首次公开学术演讲^[9]。中华自然科学社“对于通俗讲演，素来重视，进行亦力”，其成都、重庆、贵阳等分社皆致力于此，1941年，贵阳分社首次在贵阳举办科普演讲，伴以中学生科学常识测验，引起人们兴趣^[10]。广西省会桂林的科技团体举办的学术报告会曾活跃一时。广西建设研究会先后邀请我国著名地质科学家、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作《山是如何形成的》、《实施土木工程对广西地质应注意的几点》、《地质学的基础概念及其问题》，生物学家卢于道作《中国人的科学观》，广西大学理工学院院长郑建宣作《国防与工程》，广西医学院院长叶培作《儿童保健问题》等学术报告^[11]。1942年11月12日，中华医学会贵阳分会连续举办专题学术讲座。李冠华讲《同位素与临床医学》，许殿一、齐镇远讲《诊断晚期日本吸血虫病》，谢陶瀛讲《先天性大网膜缺损所致肠梗阻一例》，游维文讲《胫骨粗隆骺炎》，吴执中讲《阿米巴痢疾之旦子疗法》^[12]。1944年中国科学社与11个科学团体在成都召开联合年会期间在成都各大学、中学开展科学讲演。这些报告和讲座有力地促进了大后方科学知识的交流和普及。

进行科学考察既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学会、社团服务社会的重要表现之一。科技社团在大后方诸省组织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如中国工程师学会组织军事工程团、四川考察团、广西考察团、西康考察团等，对大后方诸省进行了深入的调查^[13]。中国科学社组织了对西南、西北为期3个月的考察^[14]。中华自然科学社所组织了西康科学考察团，分为地理气象、农林畜牧、药物、工程四组进行考察，费时3月，遍历西康各重要区域，搜集标本甚多^[15]。中国地质学会几乎每届年会都会组织社员进行旅行考察。这些考察不仅掌握了大后方的资源状况，而且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建设性的方案，为大后方的经济开发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需要指出的是，伴随着大后方科技社团活动的恢复和发展，大后方科技社团的会员队伍也在不断壮大，以中国工程师学会为例。1939年有个人会员3290人，团体会员26个，以后逐年递增，1941年有个人会员4623人，团体会员43个；1943年时有个人会员6731人，团体会员71个；到1945年，个人会员发展到9482人，团体会员发展到126个^[16]。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后方科技社团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