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方科技文化中心的形成
抗战爆发后,一方面,中国的科技文化事业遭受到严重的摧残和破坏。另一方面,原本是全国科学技术最落后的西部地区迁入了大批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同时国民政府和广大爱国科技工作者又在大后方原有基础上建立了一批新的科研机构,从而使大后方的科研机构和科研队伍高度集中,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这一地区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最为集中的一个时期。内迁单位大都集中在重庆、昆明、成都、西安、兰州等大城市周围。其中尤以重庆、昆明、成都周围最为集中。迁入四川境内的高等院校有48所,占战前全国108所高校的44%,其中迁到重庆的有25所[1]。同时,中央研究院的生物、气象两研究所,中央工业试验所,中央农业试验所,经济部地质调查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中国自然科学社等许多著名科研机构、社团纷纷迁至重庆,使重庆成为全国最大的高教、科研中心。重庆远郊的小镇北碚,集中了18所重要的科学和教育机构,成为重庆“最大的科学中心”[2]。成都除本地的四川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外,中央大学的医学院、农学院和金陵大学、燕京大学、山东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四所教会学校也都迁至成都,并与华西大学联合组建为华西联合大学。昆明则有北大、清华、南开联合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中央研究院的化学、工程、天文、数学等研究所,北平科学院的化学、物理、地质、生理、动物等研究所也迁至昆明。伴随着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内迁,一大批著名的爱国科学家和广大科技工作者也纷纷内迁,这就使大后方迅速成为了中国的科技文化中心。
抗日战争爆发前,全国性的科技社团几乎全部集中在东部地区,西南、西北地区的科技文化事业极端落后。在这些地区,只有极少数的地方性科技社团,且很少开展学术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和大批科技工作者的内迁,过去集中于东部地区的科技社团也纷纷向大后方转移。这些内迁科技社团主要集中在川、滇、黔、陕等省,其中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集中了最多的科技社团。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到1942年,先后迁入重庆的全国性科技社团有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化学工程学会、中国农学会、中国气象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地理教育研究会、中国纺织学会、中国林学会、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天文学会、中国科学社、中国化学会、中国地理教育研究会、中国矿冶工程协会、中华药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测验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中国度量衡学会、中国测绘学会、中国博物馆协会等20多个[3]。此外,这一时期迁到西部地区其他城市的全国性科技社团还有:中国生理学会、中国心理学会、中华医学会、中国新数学会、中国算学研究会、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中国营造学社、中国动物学会、中国微生物学会、中国土木工程师学会、科学教育社等。(www.daowen.com)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为适应战时科技事业发展的需要,一批新的科技社团又在大后方相继建立起来。以重庆为例,先后建立的科技社团有中国农业推广协会(1939年)、中国青年科技协会(1940年)、中国工程标准协会、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1941年)、国防科学技术策进会(1942年)、市政工程学会、中国自动机工程学会、战后建设研究会、中国工矿建设协进会、中国发明协会(1943年)、四川省土壤学会(1944)、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1945年)等。此外还成立了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中国昆虫学会、中国农具学会等。一些学会还纷纷建立分会,中国化学会建立了成都分会、昆明分会、遵义分会、北碚分会、峨眉分会、泸县分会、江西分会、桂林分会、甘肃分会、西安分会、衡阳分会等11个分会[4]。而在广西,仅1942年就建立了中国科学社桂林社友会、中国工程师学会桂林分会、中国矿冶工程学会桂林分会、中国化学会桂林分会、中国物理学会桂林分会、广西大学数理学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桂林分会等[5]。地方性学会组织得到较快的发展,是抗战时期大后方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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