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后方难童教养的特点及影响

抗战时期，在政府、社会团体和全国民众的大力参与下，中国战时大后方难童教养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呈现出明显的特点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难童教养工作的特点

1.政府主导。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面对大规模难民潮的出现，国民政府曾几次调整振济机构，最后确立了以振济委员会为主、以社会部等部门为辅的大规模难民救济系统，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开展了大量有组织的难民救济工作。不但如此，对于难民中的特殊群体——难童，国民政府更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重视，确立了大后方难童救济教养工作的方针政策，颁布了大量难童教养的法令法案，建立了自上而下的难童教养组织机构。抗战军兴，战区日广，被难儿童，亦随之日增。振济委员会职司救济，遂一面推动各省市县及救济儿童各团体，抢救接运收容教养灾童及阵亡将士之子女，一面直接派员抢救设置接运收容，并于安全地带设立教养院所，予以适当教养，以树楷模。在此种情形之下，难童教养事业乃成为抗战以来一种新兴的事业，从难童的抢救到设立大量教养院所进行收容，再到实施各种培养教育，国民政府都做了大量切实有效的工作。

抗日战争是一项艰苦卓越的斗争，亿万中国人民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作为抗战时期的中央政府，国民政府有最大的责任和义务保护和帮助其民众。尽管国民党政权有很多局限性，但如把抗战时期的难童教养工作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来看，国民党政府作了很多工作，并在其中起了主导作用，这些是有利于抗战的，应该予以肯定。

2.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国民政府在自身努力做好难童保育工作的同时，比较重视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这项工作。国民政府振济委员会和社会部等部门颁布的大量法令文件，表明了对社会各界进行此项工作倡导和支持的态度，并且为了实现对各类难童救助团体机构的领导和监督，在有关法令中对这些团体机构从行政设置到对难童的教养内容、教导方式等各方面都作了详尽的规定，并随时派员对各教养院所工作进行视察监督，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整个抗战大后方难童教养事业的发展。

如著名的“宜昌大撤退”中对难童的救助即是社会团体精诚合作的典型范例。宜昌地处长江中、上游分界点，历史上一直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抗战期间更是成为大后方和战区前线的一处重要接合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国民政府在宜昌设立配置难民总站，其中包括对难童的接收、救济、安置、疏散任务。1938年1月26日，蒋介石发布指示“确切调查难民中的孤儿，设法移送后方安顿”。4月设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宜昌接运站，有不少宗教界和慈善团体的人士主动积极参与接运站的工作。当时将难童从汉口转移到大后方，其经历异常曲折，先后接送难童1.5万名，分为28批由轮船公司运往大后方各个儿童保育院。参加此次抢救工作的还有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中华慈幼协会。中华慈幼协会于1938年7月在宜昌设立救济组，随即派员赴鄂北前线抢救难童。由何香凝任主席的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1938年9月为滞留于宜昌的1.4万余名难童入川事宜，出面与各轮船公司商洽，并在10天内运送完毕。另外，美国教会宜昌圣公会也利用美华中学校舍开办美华儿童保育院，将其所收容的难童分批转交国民政府运往四川。

国民政府发动全社会各个阶层的力量投入到难童教养工作中来，对大后方各类民间团体组织的难童教养工作进行了领导与积极扶植，形成了政府与社会通力合作保育难童的局面。

（二）难童教养工作的影响

1.对抗战的影响。抗战时期大量难童的产生给社会造成很大压力，正是在此背景下，大后方的难童教养解决了此一严重的社会问题，稳定了抗战大后方的秩序。一方面沦陷区域和战区的难童被接领运送到大后方相对安全地带，得到了社会教养和医疗救济，此举颇得人心，部分地解决了社会动荡问题，稳定了抗战大后方的秩序。另一方面，将难童收容入院，使他们受到各种教育，获取自立谋生的技能，为社会输送了后备力量。难童毕业后进入社会，已经不再是社会的累赘，而是生产者，减轻了社会负担。对一部分参加对日作战或其他抗日救亡运动人员的子女进行了妥善安置与教养，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增强了他们的抗战斗志和热情，从而使难童教养工作起到支持抗战的作用。难童本身参与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或直接参军等，亦为抗战事业直接贡献了力量。“每个士兵、农民、工人的儿女得到安全保育，他们没有后顾之忧，那么战场上、农场上及工厂中就更能为国家民族效劳。”^[101]

战时儿童教养工作因抗战而兴，也在这段时间成长。八年抗战中，从成立各地保育团体到抢救难童，由抢救至教养，再辅以各种教育与训练，重重困境中力求改进，研究实验保育方法，虽然未臻理想境界，然而在中国集体公育制度上、特殊儿童教育史上却新添一页。政府在精神上的提倡，物质上的赞助，已尽了最大的努力。

抗日战争时期大量难童颠沛流离，为救护这些处于灾难中的中国儿童，国共两党以及社会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都密切地联系起来，共同担负起抢救、培养民族后代的重任。保育难童，成为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精诚合作的黏合剂。他们将保育国家的幼苗看做与上战场为国捐躯同等重要，大家不分党派不分民族共同为保育难童辛苦地工作。为着民族的未来，大家还是能够做到存异求同、团结合作，尽最大努力推进战时难童保育工作，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2.对战后国家发展的影响。从某种层面而言，中国的危机倒不在抗战期间，而是在抗战终了以后，即在中国获得抗战胜利后，因人力物力损失过大，导致民穷国破、人才匮乏的局面。抗战时期大后方难童的教养工作对战后国家的持续稳定发展作用至重，培养了战后国家进一步发展所需的人才。

从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开始，中国儿童所遭受到的伤害极其巨大。儿童们因日军的狂轰滥炸、烧杀抢掠，失去了温暖的家，失去了父母的爱，甚至连小小的性命都难以保全。活泼泼的小生命被日军杀害的不计其数，病死冻死的儿童也不计其数。幸免于难的儿童大量被日寇劫往中国台湾、朝鲜和日本并施以奴化教育。日寇要使中国儿童忘其根本，成为日本天皇之顺民，甘心为日本效力，最终成为日寇“以华制华”的工具。除了上面所述的儿童外，随着家人逃难的儿童，或因战争而伤残，或因体力弱小染上各种疾病，这其中死亡的也很多。在逃难途中与父母失散或被父母抛弃的儿童也面临着被饿死、冻死的境地。抗战时期，各难童教养机关和团体通过对难童的保育，使其生命得以保全，并给予适当的教育，使他们成为建设战后中国的有用之才。

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先生曾经说过：“现在这些当年的难童已成为北京、上海音乐学院重要教师，音乐界重要的作曲家和演奏家。”^[102]也有不少难童从教养院所走向社会后，成为专家、学者、工程师等，成为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才。据20世纪90年代初统计，“育才学校首批从12个保育院选拔的128名难童中，有60人成为专家、教授、研究员和高级工程师，占总数的46.88%，有20人成为部、司、局级干部，有30人成为县、团级干部，即县、团内以上约占总数的39.1%，其他14个为业务骨干及已故人员”^[103]。今天党和国家的不少领导人如李鹏、李铁映、伍绍祖、曾宪林等都是从保育会成长起来的，他们也成为战时保育生成长和难童教养成果的一个缩影。难童教养工作为国家、社会作出了贡献，达到了其培育国家后备力量的教养目的，对中国社会长远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从总体上来讲，抗战时期大后方的难童教养工作是全民族抗战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环境中，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教养并培育了大批难童，为全民族抗战事业和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其取得的卓越成绩和产生的积极影响利在战时，功在千秋。

【注释】

[1]孙艳魁：《抗战时期难民群体初探》，《民国档案》1991年第2期。

[2]（中国台湾）教育部主编：《中华民国建国史》第四编《抗战建国》，国立编译馆1993年版，第1052页。

[3]秦孝仪：《革命文献》第97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388页。

[4]《拥护国联反侵略武汉各儿童团体告同胞书》，《大公报》，1938年9月14日。

[5]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186页。

[6]《救济难童问题》，《新华日报》，1938年7月21日。

[7]《救济难童问题》，《新华日报》，1938年7月21日。

[8]冯玉祥：《保育儿童》，《大公报》，1938年3月11日。

[9]宋美龄：《谨为难童请命》，《新华日报》，1938年4月4日。

[10]（中国台湾）教育部主编：《中华民国建国史》第四编《抗战建国》，国立编译馆1993年版，第1052页。

[11]（中国台湾）教育部主编：《中华民国建国史》第四编《抗战建国》，国立编译馆1993年版，第1049页。

[12]秦孝仪：《革命文献》第97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28页。

[13]《儿童福利工作，社会部多方面进行中》，《大公报》，1942年10月14日。

[14]秦孝仪：《革命文献》第96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474页。

[15]《四川省政府公报》第134期，1938年11月11日，第47页。

[16]《遵照抗战建国纲领增强战地难童救济工作人员以维国本案》，重庆市档案馆：0098-1-2。

[17]秦孝仪：《革命文献》第97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385页。

[18]秦孝仪：《革命文献》第97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388页。

[19]（中国台湾）教育部主编：《中华民国建国史》第四篇抗战建国，国立编译馆1993年版，1050页。

[20]秦孝仪：《革命文献》第97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386页。

[21]《战时儿童保育会今日开筹备大会》，《新华日报》，1938年1月24日。

[22]全国妇联编：《抗日烽火中的摇篮》，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317页。

[23]顾岳中：《中国战时教育》，正中书局1940年版，第194页。

[24]李学通：《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历史与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青年学术论坛》（2000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46页。

[25]顾岳中：《中国战时教育》，正中书局1940年版，第203页。

[26]顾岳中：《中国战时教育》，正中书局1940年版，第213页。

[27]顾岳中：《中国战时教育》，正中书局1940年版，第213页。

[28]《战时儿童救协会筹备会定期召开成立会》，《大公报》，1938年3月11日。

[29]秦孝仪：《革命文献》第100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209页。

[30]《中华慈幼协会抗战军人子女教养院收容办法大纲》，重庆市档案馆：0081-9-31附1。

[31]马超俊：《难童的教养》，《难童教养》第1卷第2期，1940年1月25日，第18页。

[32]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合编：《中华民国战时首都档案》（第三卷），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251页。

[33]《抗战建国时期难童救济教养实施方案》，重庆市档案馆：0098-1-33。

[34]秦孝仪：《革命文献》第%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475页。

[35]《抗战建国时期难童救济教养实施方案》，重庆市档案馆：0098-1-33。

[36]秦孝仪：《革命文献》第96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474页。

[37]《发刊词》，《难童教养》第1卷第1期，1939年12月25日，第2页。

[38]《振济委员会视察各教养保育儿童机关团体规则》，重庆市档案馆：0081-3-383。

[39]秦孝仪：《革命文献》第96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480页。

[40]《社会部直辖儿童保育机关收容儿童暂行办法》，重庆市档案馆：104-1-32。

[41]秦孝仪：《革命文献》第100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204页。

[42]秦孝仪：《革命文献》第96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452页。

[43]范滐：《怎样选择院所址》，《难童教养》第1卷第4、5合期，1940年4月25日，第71页。

[44]秦孝仪：《革命文献》第97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437～452页。(www.daowen.com)

[45]秦孝仪：《革命文献》第100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209页。

[46]秦孝仪：《革命文献》第97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30页。

[47]秦孝仪：《革命文献》第100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121页。

[48]《社会部重庆婴儿保育院婴儿入院规则》，重庆市档案馆：104-1-32。

[49]秦孝仪：《革命文献》第98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493页。

[50]蔡勤禹：《国家社会与弱势群体——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页。

[51]张海梅：《战时儿童保育会资料一组》，《民国档案》1996年第4期。

[52]全国妇联编：《抗日烽火中的摇篮》，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

[53]彭毓炯：《战时儿童保育运动》，中山文化教育馆1941年版，第20页。

[54]顾岳中：《中国战时教育》，正中书局1940年版，第196页。

[55]《儿童保育会的成立与妇女界大团结》，《妇女生活》第5卷第11期，1938年4月1日，第8页。

[56]秦孝仪：《革命文献》第100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219页。

[57]《慰劳前方将士捐款》，《新华日报》，1938年4月29日。

[58]李纯青：《战时儿童的救护与教养》，《教育杂志》第28卷第3号，1938年3月10日，第42页。

[59]黄伯度：《难童教养工作的重要》，《难童教养》第1卷第1期，1939年12月25日，第6页。

[60]《汉剧界捐助难童八千元》，《新华日报》，1938年3月30日。

[61]潘仁：《难童教养与医药卫生》，《难童教养》第1卷第7、第8期，1940年9月25日，第99页。

[62]孙艳魁：《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3页。

[63]《战时儿童保育会工作一年》，《妇女新运》第4卷第7期，1942年7月，第6页。

[64]徐士俊：《儿童保育问题》，《难童教养》第2卷第4期，1941年5月1日，第6页。

[65]刘明复：《儿童人格训练与日常生活》，《难童教养》第2卷第5期，1941年6月1日，第16页。

[66]宋鼎：《服务难童教育的特殊精神》，《难童教养》第1卷第2期，1940年1月25日，第21页。

[67]《振济委员会儿童教养机关辅导队辅导标准》，《难童教养》第1卷第6期，1940年6月25日，第91页。

[68]秦孝仪：《革命文献》第100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211页。

[69]顾岳中：《中国战时教育》，正中书局1940年版，第203页。

[70]邵敬茀：《衣食住与儿童健康》，《难童教养》第1卷第4、5合期，1940年4月25日，第57页。

[71]秦孝仪：《革命文献》第100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98页。

[72]朱景开：《难童训练刍议》，《难童教养》第2卷第11、第12期，1942年7月5日，第6页。

[73]《振济委员会儿童教养机关辅导队第一次辅导会议记录》，《难童教养》第1卷第7、第8期，1940年9月25日，第109页。

[74]姚江滨：《难童教养工作提纲》，《难童教养》第2卷第1、第2期，1941年3月15日，第5页。

[75]黄节文：《大时代的孩子们——川省各难童教养机关巡礼》，《妇女月刊》第1卷第1期（1941年9月），第29页。

[76]《蒋夫人致闭会训词》，《中央日报》，1938年10月31日。

[77]秦孝仪：《革命文献》第100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120页。

[78]秦孝仪：《革命文献》第100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91页。

[79]寄萍：《生产教育与难童出路的商榷》，《难童教养》第2卷第7期，1941年8月，第15页。

[80]《难童生产教育实施办法大纲》，重庆市档案馆：0055-6-16。

[81]正纲：《千百只小手忙碌着、工艺品生产在激增》，《难童教养》第2卷第7期，1941年8月，第20页。

[82]南映庚：《新春献词》，《难童教养》第2卷第1、第2期，1943年10月15日，第2页。

[83]焜耀：《奋斗中的凤翔教养院》，《难童教养》第2卷第3期，1941年4月10日，第14页。

[84]吴耀麟：《童子军活动指导》，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第6页。

[85]秦孝仪：《革命文献》第100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117页。

[86]《难童习艺办法》，重庆市档案馆：0182-9-1958。

[87]《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快邮代电》，重庆市档案馆：0182-9-1958。

[88]张海梅：《战时儿童保育会资料一组》，《民国档案》1996年第4期。

[89]张海梅：《战时儿童保育会资料一组》，《民国档案》1996年第4期。

[90]秦孝仪：《革命文献》第96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12页。

[91]《难童课外服务规则》，重庆市档案馆：0098-1-33。

[92]《儿童的心献给将士，第二教养院捐献牙祭费，并希望全国小朋友响应》，《大公报》，1944年7月5日。

[93]《难童服务伤兵》，《大公报》，1940年4月6日。

[94]《难童进修办法》，重庆市档案馆：0182-9-1958。

[95]《社会部直属各育幼院所毕业儿童升学辅导办法》，重庆市档案馆：0060-8-72。

[96]毛秉周：《保育工作中的教与养》，《妇女新运》第4卷第4期，1942年4月，第7页。

[97]秦孝仪：《革命文献》，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12页。

[98]张海梅：《战时儿童保育会资料一组》，《民国档案》1996年第4期。

[99]张海梅：《战时儿童保育会资料一组》，《民国档案》1996年第4期。

[100]啸辰：《复员声中的难童问题》，《新华日报》，1945年11月5日。

[101]《儿童保育会的成立与妇女界大团结》，《妇女生活》第5卷第11期，1938年4月1日，第5页。

[102]全国妇联编：《抗日烽火中的摇篮》，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

[103]毕汝钦：《陶行知与育才学校》，《今日四川》199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