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时的难童问题

难童属难民范畴。何谓难民？即由于天灾、战祸、种族压迫、宗教迫害、政治迫害以及其他种种社会个体无法抗拒的因素的影响，被迫离开家园、流落他乡的人。难童特指难民中年龄在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包括婴幼儿^[1]。

自1937年始，日军的长驱直入，国民党在军事上的抵抗无力，中国将近四分之三的大好河山沦陷日寇之手，数千万同胞沦于日寇铁蹄之下。面对家园被毁，生计性命堪忧的局面，大批民众被迫背井离乡。仅据国民政府振济委员会1942年6月工作报告称，1938年4月至1941年12月，经该会救济之难民在2600余万人^[2]。加上其他社会团体等机构救助的，战时中国难民当在3000万人以上。其中难童比例如何？由于完整资料匮乏，只能作一大概估计。据1939年《行政院关于振济工作之报告》言，本年一月至九月份，后方各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共收容难童总计十五万三千六百二十名^[3]。如照此数量推算，抗战八年间，战时政府、社会团体救助难童数量应在100万人左右。同时，如再考虑到“中国千万儿童，在十几个月内，估计遭敌人杀害死亡的，至少在10万以上，被掳掠的儿童，至少在15万以上。因敌人的侵略战争而流离失所的，至少40万以上。因遭外界刺激，而精神失常的和残废的还不在内”^[4]。整个抗战时期，中国难童总量估计为200万人。

本应是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儿童，也无奈地承受了由日本侵略者带来的异乎寻常的苦难。“他们像老人一样拄着拐棍，有的小孩子背着的包袱像他自己一样大，更有些孩子似乎是梦游病者，他们不看任何东西的眼睛，仿佛已有一千年的痛苦了。”^[5]神州大地上涌起了一股巨大的难童潮。随着“战线的延长，敌人的残暴行为日烈，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难童，一天天增多”，仅“河南一省难童即有五六万人之多”^[6]。在战区，到处都是被敌人杀死的儿童残体。在天津“凡是带火柴的儿童就要被杀”。上海“有一千一百多难童被饿死”，“尉氏一带的敌军竟把儿童烹食”^[7]。抗日战争中中国儿童经历的灾难，书写下中国抗战历程中最为悲惨的一笔。

战时难童问题日益严重，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对他们进行解救、治疗和教育，其生存基本要求是无法满足的。而且难童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抗战大业。因此，实施对难童的救济及教养，便作为当务之急摆到了人们面前。(www.daowen.com)

有鉴于此，社会各界掀起了保育战时难童的浪潮。1938年2月13日，《新华日报》发表了《救济和保育我们的儿童》的社论和著名人士的题词、诗文。中共中央领导人曾先后为保育儿童的伟大事业题词，毛泽东：“儿童万岁”，周恩来：“革命娃娃万岁”，朱德：“保育后代”。冯玉祥在大公报上发表题为《保育儿童》的诗：“倭寇侵我，大逞凶残，烧杀淫劫，全国遭难。成人已苦，儿童何堪！流离颠沛，缺衣少饭，教导之事，更不能谈，今日孩童，将来好汉，民族基础，国家主干，若不保育，心身不健，新的中国，何人兴建？……”^[8]这首诗形象地说明了保育难童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国民政府第一夫人宋美龄也在《新华日报》上发出《谨为难童请命》的呼吁，对于难童，“我们怎么能够任他们去流浪，变成乞丐，变成匪徒，变成嗷嗷待哺的饿殍……谁不应该抢着去救济他们，救他们跳出水深火热的苦难，帮助他们成为有为的国民，将来也担负起捍卫国家、复兴民族的一部分责任呢？”^[9]并号召每一个国民出一份力，救济战时难童。

从上海迁到武汉的《妇女生活》杂志还针对不断高涨的难童潮出版了《战时儿童保育专号》，刊载了《谨为难童请命》（宋美龄）、《怎样开展关于战时儿童保育的宣传工作》（沈兹九）、《儿童保育会的成立与妇女大团结》（史良）、《如何保育我们的孩子》（曹孟君）、《我所看见的战区中的儿童》（胡兰畦）等许多妇女工作者的大批文章，呼吁人们行动起来，保护战争中的儿童。刚刚迁到武汉不久的《抗战三日刊》也对难童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发表了沈兹九写的《战时儿童保育问题》、《再为战时儿童请命》、《如何保育我们的儿童》等文章。《抗战三日刊》主编邹韬奋还发表社论《战时的儿童保育》，发出了救济难童的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