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时劳工问题的成因

（一）战争与劳工的关系

现代战争的胜负往往取决于交战双方经济力量的强弱。蒋介石在抗战时期就曾多次强调：“现代战争是三分军事七分经济。”^[3]而在战争中“劳工的功能，一方面是人力的利用，一方面是物资的生产”^[4]。人力和物资构成了进行战争的经济方面的主要因素。在此两点上，战争与劳工发生了密切的关系。

战争与劳工关系的直接表现就是战时生产行为。“现代战争是总体战争，不仅仅是单纯的军事战，而且包含着政治战、文化战、经济战。尤其是经济战占总体战最重要的成分。也可以说，经济战决定军事战的成败。”^[5]抗战爆发以后，沿海工业城市相继陷落，加上出海口被封锁，外援基本断绝。生产抗战所需之物资，保证战争需要就成为战时的一大问题，成为能否坚持长期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一个关键。中国抗日战争采取的是长期战略，就含着一种经济战的性质，特别是作为一个生产落后的国家，卷入现代战争，只有增加生产，提高生产，才有争取最终军事胜利之可能。劳工作为生产的主力，在战时就占有尤为重要的地位。“战时的中国劳工政策，是在大后方‘增加生产’，在沦陷区内‘阻止生产’。”^[6]战争的进行，除要有人力以外，还要有支撑战争的物资。当时的国民政府对劳工的生产予以相当的重视，蒋介石就多次说：“在战争时期，全国两大主要工作：一是前方抗战；一是后方生产。没有前方将士流血，不能保护后方生产，没有后方生产，就不能支持前方抗战。所以后方生产和前方抗战是同样重要神圣的事业。”^[7]后方要能生产物资，前方才能进行战争。要供给大量的物资，势必要将平时的物资生产力提高。劳工问题在战时就呈现出与平时截然不同的样貌。

（二）劳工问题的成因

1.战争的进行与日军的轰炸。抗日战争的规模和残酷程度都是空前的。这场战争影响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战争中产生的无数因工厂和家园被毁而失去劳动条件的劳工难民在爱国心的驱使下随着中国政府的西迁而迁徙。在现代社会，一般把难民看成是“由于战火或自然灾害的影响而流离失所、生活困难的人”^[8]。抗战时期的真正难民，应是指战区内迁人员和其他受战争影响的失业、失学人群中那些一无所有、无家可归“住在难民收容所里，生活根本发生问题的”^[9]人员。作为抗战大后方的西南地区，自然成为了抗战时期大量难民——其中包括大量的劳工——的最后目的地。宜昌沦陷后，撤退之工人，连同眷属不下15000人，群集雾渡站、三斗坪、长阳一代。1944年湘桂战事失利以后，中南工业区的工厂毁于一旦，“受战争影响而流离在川黔公路沿线的失业职工，数达十三万人”^[10]。这些劳工难民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员选择了辗转迁移到西南后方地区。历经艰难迁移到西南大后方的劳工，直接面临的是如何融入当地社会和解决生计问题。国民政府出于大后方社会稳定的考虑和后方工厂生产的需要，将解决失业劳工的就业安置问题放到了重要地位。(www.daowen.com)

战时，日本为了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在长达五年的时间内对西南后方地区尤其是对以重庆为重点的西南城市进行狂轰滥炸，企图使中国大后方民众“因恐怖过甚，终至激发为反战运动”^[11]。正如当时《东方杂志》刊载的文章所说的那样，日军的大轰炸“其目的不外乎三点：其一，欲以不断的轰炸，威胁吾全国民众抗战之精神，希冀吾同胞之屈膝投降；其二，欲以猛烈之轰炸，断绝吾同胞之生活，企图吾同胞于流离失所之中，减少生产，影响抗战之前途；其三，欲以集中的轰炸，妨害我社会之安宁，妄想扰吾之秩序”^[12]。自1938年底开始，日军陆海军航空部队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后方城乡的轰炸。战时首都重庆是日军轰炸的重点地区，工厂则是其主要目标。许多工厂都遭受过多次轰炸，有的甚至被迫停工，工人陷于失业状态。“裕华纱厂1940年8月即曾两度被炸，除了已建成的清花间及未竣工的摇纱间之外，全部焚毁。”工人宿舍、饭厅、医院等设施也被炸成残垣断壁，以致停工半年才修复。1941年8月，“裕华第三次被炸，行将开工之第三工厂，悉遭震毁，大批的工房，仅剩下了几排断墙”^[13]。这次又使该厂停工两个月。重庆的另一大纱厂豫丰纱厂多次遭到日机轰炸，损失惨重，工人也不得不停工。豫丰1939年被炸一次，计毁厂房96间；1940年被炸六次，投弹76枚，初创之临时厂房悉数遭焚毁，纱锭不能修复者，月5000余锭；1941年被炸三次，投弹40余枚，损屋80余间，炸毁纱锭500余枚。

2.国民政府经济财政政策上的失策。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西南地区的国际通道被日军切断，大后方的物资供应更为匮乏。为了走出此种困难，国民政府加重了对后方企业捐税的征收。如重庆市工商业1942年的税务负担，平均占到资本额的30%，有的达到50%。迁川工厂联合会和中国全国工业协会，在一次就工业资本家是否因物价变动而获利的问题对研究者作答辩时举例说：“有一家公司资本200万元，去年（1943）做了2000余万的营业，赚了差不多200余万元的利润，但在盈余分配案上面股东所得的股息仅及年息二分六厘余，总数近50余万元，而所得税和利得税的支出，则达70余万元，股东的所得与政府的所得，是5与7之比。此外还要加上营业税和积谷捐70余万元，印花税8万余元，同盟胜利公债60余万元（依营业额3%），倘使再加上乡镇公益储蓄120余万元（依营业额6%），一共又是260余万元。直接间接负担合计起来，总数要达330万元至340万元，超过了它的纯利额或资本额的一倍半以上，此外地方上零碎的摊派等等，都还不在内，而且数目也一定很可观。”^[14]这样的税收政策，使当时大后方的生产事业奄奄一息，也使得后方人民发出了“千古奇捐”、“国民党万税”的怨愤呼声。

战时的物价的迅猛上涨也对当时的工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正如时人所指出的，“今日的劳工问题，一大部分是由于物价问题而来”^[15]。战时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致使经济衰退，生产减弱。1937年7月至1945年12月，国民政府法币的发行总额为10320亿元，和战前的发行额14.07亿元相较，增加了733倍^[16]。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法币更加贬值，通货膨胀之风猛烈，物价上涨急剧。恶性通货膨胀的出现，使商业投机盛行，而不利于生产事业，当时大后方流行着“工不如商，商不如囤”的说法，工业生产也开始大幅度萎缩。物价的上涨，使资金薄弱的生产企业无力扩大再生产，有的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因而使生产萎缩。物价上涨，商业的囤积投机，生产所需要的物资供给困难，致使许多生产企业停工、减产。物价的上涨，货币迅速贬值，银行资本大肆囤积居奇，工业贷款减少，使工业资金周转困难，生产难以正常进行^[17]。工业所产产品，因为价格太高，社会购买力减退，势必需要减价，此又直接促成生产品的局部或者全部减产，甚至停工。战时重庆从1943年起，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18家铁厂，停炉的就有14家，其余4家中有3家开工不足。机器厂歇业55家，停工13家^[18]。酒精厂37家，停工、出让和出卖牌照的达三分之一以上^[19]。其他行业也大体相似。

以上因素导致劳工作不稳定，失业严重，生活悲惨等劳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