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难民的生活状况^[27]

随着战局的发展，大批难民涌入西南地区，据统计，七七事变后一年间，我国受战争直接威胁的民众约1亿人以上，由战地向安全区迁移者约1500万人^[28]。除一小部分随厂矿、机关、学校迁来外，大部分难民没有事先安排好就业事宜，无法保证其基本的生活需要。国民政府和地方政府虽采取措施予以救助，但由于种种局限，使得难民的生活一直无法得到有效解决。现以抗战时期的广西为例加以考察。

食宿问题。逃难路途遥远，内迁人口无法为自己准备足够的粮食，到了广西后，由于战事日紧，农民纷纷离乡，或躲到附近的山上，无法从事日常生产，“能自生活者占极少数”^[29]。粮食短缺日益严重，米价也随之高昂，平时桂币一角八分一斤的米，在战时涨到至少三角一斤^[30]，上涨了66.7%。省政府为控制米价，甚至通令于1941年1月1日起，禁止以谷米杂粮熬酒。盐价更是涨幅惊人，沦陷前，桂南地区每斤盐价为0.175国币元，沦陷后上涨至1.75元，上涨了900%^[31]。米盐等人们生活必需品价格都如此高昂，更不必说其他生活用品了。桂林的一些著名文化人士也深感局促。“田汉的笔尖挑不起一家八口的生活重担，近来连谈天的豪兴也失掉了。他家一桌子吃饭，每天的菜钱是三十九元，一片辣子，一碗酸汤，有时竟无米下锅。”^[32]有生活来源的文化人尚且如此，更不用提那些流落异乡、身无分文的难民了。他们为了获得简单的食物，把自己的日用品拿去交易，实在无物可卖，他们就挖草根树皮来食，许多难民行乞于市，甚至饿死路边，状极悲惨。

至于住，政府和地方所设救济院所等机构收容的难民极为有限，即使几个人、几十个人一间打地铺，也仍有许多人等待数日也无安身之处。许多难民来到广西后，都靠自己的双手用稻草和木头搭起又矮又窄的小屋居住。更多的难民只好露宿街头、路边，夜无被盖，饥寒交迫。更为悲惨的是许多难童也无家可归，“夜间蜷伏于街沿屋角，状极可怜”^[33]。

抗战时期，前方公路、铁路、水运交通无一例外沦于敌手，后方交通虽有一定的发展，但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大部分交通路线、工具都为军事服务，难民迁移使原本紧张的交通更显拥挤。战时广西虽开通湘桂、黔桂两线铁路，但很快，“车站给捣毁，电线给剪断，走不动的车头遭弃置，湘桂线解体了”^[34]。黔桂线也无法幸免。1944年，日军进入广西，国民党守军决定放弃省会桂林，9月12日，省府要求强迫疏散，限期14日正午前，桂林40万人口和物资全部疏散，一时间交通工具空前紧张，火车站站台上难民一堆堆横七竖八躺着，“车里满满的塞上五层人，地板上、椅子、椅子加上的板，放行李的架上也横放了木板，然后是平顶，密层层的不透风”^[35]。上了车并非就可以离开桂林，由于战时车辆调度困难，路线拥挤，燃料不足，再加上战火不断，车速慢得惊人。有的难民“自五月至是年年终，居车厢凡半载”^[36]。交通运输的混乱必然导致撞车的惨剧时有发生，仅湘桂线上在疏散中就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撞车事件，死伤两千余人。桂林《扫荡报》总编钟祺森即死于一次撞车中。铁路两旁撞车致死的“尸首竟像枕木一样的数也数不清”。当时人们把火车称为“地狱列车”，确非虚言^[37]。在公路上，有的人走不动横卧在路中间，“后边的人就踏在倒下去的身子上走过去了。……父不能照管子，夫无法照管妻，我走我的，你死你的，虽至亲骨肉，不能料理一下后事”^[38]。所以有民谣曰：“一万两万，死在车站十万八万，死在路上千万百万，才算逃难。”^[39]难民在逃难途中的苦难可称得上是一幅“人间地狱图”。

难民在迁移途中，风行露宿，身体素质下降，免疫力随之下降，再加上医疗、卫生条件的落后，流行病的滋生自是不可避免。据《广西省抗战损失调查统计》，1944年9月至1945年8月，广西共有497364人死亡，其中染病死亡的人数达282256人，占总数的56%强，患病人数达1281936人。而同期被敌杀害的人数是2151108人，受伤人数为431662人。由此可见流行病盛行之一斑。从难民所患疾病种类来看，疟疾、霍乱等是当时威胁难民健康的最主要的疾病。在当时的广西，几乎没有一家不是养着几个病人的，有一家22口人，就病倒了16个，其中多半是得的疟疾^[40]。社会学认为，由传染性疾病引起的死亡（也叫外源性死因）如果在社会中占有较高比重的话，则说明社会卫生状况较差。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难民流亡生活的苦难和战争的残酷。

【注释】

[1]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3～74页。

[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八），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97页。

[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八），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94页。

[4]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八），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97页。“□”表示字迹不清处。

[6]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编印：《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报告书》，1939年8月，第50页。

[7]屯人：《内江的农人生活》，《新华日报》，1939年11月23日。

[8]夏东华：《成都平原的佃农生活》，《新华日报》，1939年12月3日。

[9]志渊：《农民生活谈》，《新蜀报》，1940年7月29日。

[10]年农：《高利贷下喘息着的边民》，《现代农民》第3卷第4期，1940年4月10日，第12页。

[11]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编印：《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报告书》，1939年8月，第48页。

[12]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编印：《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报告书》，1939年8月，第35页。

[13]本小节内容主要参用了齐武《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人运动史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文中不再一一标注，在此表示感谢。

[14]国民政府社会部：《关于限价后工人生活费与工资变动情形的报告》，1944年。

[15]齐武：《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人运动史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3页。

[16]国民政府社会部编印：《社会调查与统计》第4号，1944年7月，第98页。

[17]《1944年工资表》，重庆市档案馆：0235-432。(www.daowen.com)

[18]国民政府社会部统计处编印：《社会调查与统计》第2号，1943年7月，第95页。

[19]重庆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重庆工运史研究资料汇编》（内部刊行）第5辑总第20期，1985年8月，第183页。

[20]《战时劳动的报酬》，《新华日报》，1943年2月7日。

[21]国民政府社会部统计处编印：《社会调查与统计》第6号，1945年10月，第38页。

[22]《八中全会昨晚圆满闭幕》，《中央日报》，1941年4月2日。

[23]宫韵史：《1937—1945年间国民党统治区工人阶级的状况》，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中国工运史料》1960年第1期，工人出版社1960年5月，第20页。

[24].谢洁吾遗稿：《抗战时期昆明的米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昆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昆明文史资料选辑》（内部刊行）第七辑，1986年6月，第208～209页。

[25]昆明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昆明》（一），云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26]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27]本小节内容主要参用了艾萍《抗战时期人口内迁与广西社会变迁》（2004年4月广西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文中不再一一标注，在此表示感谢。

[2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振济委员会关于抗战爆发后至1938年6月工作报告》，1938年7月7日，第12页。

[29]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广西分会：《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广西省分会工作报告》（内部刊行），1939年，第109页。

[30]《南宁退出目击记》，《救亡日报》（桂林），1939年12月28日。

[31]彭徽：《劫后扶南——桂南通讯之一》，《抗战时代》第3卷第1期，1943年，第8页。

[32]寒流：《桂林作家群》，《大公报》（桂林），1943年9月25日。

[33]《逃难纪闻》，《中央日报》（桂林），1947年7月22日。

[34]《湘桂线上的撤退》，《广西日报》（昭平），1944年12月9日。

[35]《湘桂线上疏散的人群——柳州来客的谈片》，《广西日报》（昭平），1944年11月11日。

[36]《逃难谣》，《广西日报》（桂林），1946年5月17日。

[37]洛文：《受难的人民——桂林疏散记》，联益出版社1946年版，第2页。

[38]曹福谦：《湘桂黔大溃退目睹记》，《广西文史资料》第25辑，第133～134页。

[39]《逃难谣》，《广西日报》（桂林），1946年5月17日。

[40]《逃难纪事》，《广西日报》（昭平），1945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