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村社会生活的变迁

（一）农村生活的贫困化

抗战时期，西南地区农民为支持抗战，不仅提供了大量的粮食和物资，而且还输送了大量的兵源和劳力，作出了巨大的奉献和牺牲。但是，由于战时地权的集中，高利贷剥削的加重，农村劳动力的锐减，以及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剪刀差的扩大，农业生产一定程度上的发展并没有使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善，“西南各地农民的社会经济情形，战时较战前更差”^[1]。农林部统计室根据中央农业实验所的材料编制的乡村物价指数（见表4-1），虽然是整个大后方的资料，但也基本反映了西南大后方的农村生活情况。

表4-1　中国乡村物价指数（1937—1945年）^[2]

公式：加权几何平均

注：指数未经修正，1937年=100。

从上表可见，农民所得和所付物价指数大抵均呈上涨趋势。1945年与1937年相比，农民物价所得指数上涨1081倍，农民所付物价指数上涨1239倍。九年间，除1941和1942年两年农民所付物价指数的上涨低于农民所得物价指数，而1943年二者基本持平外，其余时间农民所付物价指数均高于所得物价指数，从而导致农民购买力指数的降低，以1944年为例，该项指数仅为1937年的81%。

战时西南农民半数以上靠借贷生活，这个靠借贷生活的比例，1938年至1946年间变动甚微，反映了农民生活的贫困。借贷主要有两种方式。一为现金借贷。农村现金借贷的放款者包括银行、钱庄、典当铺、商店、合作社、合作金库与私人等，放款形式有信用、保险、抵押与合会等。一般而论，银行放款利率最低，合作社次之，私人放款利率最高。放款多以一年为期，但随着物价的高涨，币值的变化，短期放款大量增加，而长期放款则逐渐减少（见表4-2）。一为粮食借贷，粮食借贷通常分借粮还粮与借钱还粮两种（见表4-3）。

表4-2　西南地区农村现金借贷统计（1938年至1946年加权平均）^[3]

表4-3　西南地区粮食借贷统计(www.daowen.com)

注：资料来源同表4-2

根据抗战时期对云南昆阳县农民生活的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506家农户中，有301户即总数的61.11%的自耕农和佃农家庭经济状况捉襟见肘，负债经营，并且大多需要靠借贷才能渡过难关。有23.7%的大地主家境却优于战前，另有15.2%的中等地主家庭经济状况战时与战前持平^[4]。

由于靠种地难以维生，为增加家庭收入，西南地区农民被迫选择从事副业生产。据农林部统计室的相关材料显示，抗战时期农村家庭从事副业生产非常普遍，农民多利用农闲时间经营副业。农村副业可分为树艺、养殖、工艺、杂工与职业等类，其中以栽种蔬菜、饲养家畜与割拾柴草三种副业最为普遍。但1940年以后，经营各种副业之农家数逐步减少（见表4-4）。

表4-4　战时从事副业农户统计（1940年至1945年加权平均）^[5]

（二）农村生活贫困化的缘由

1.不合理的租佃关系。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租佃关系与战前相比逐渐恶化，这是导致广大农民生活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据1939年《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报告书》记载，“佃租方面，普通者六成以上，高至八成以上，即地租率高达60%至80%，故贫者、劳者，终岁辛苦经营，不得一饱。此为各地历年来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之一大原因。”^[6]在内江，还有一种极其荒谬的租佃制度，就是佃农在当年要预先缴纳明年的干租，“内江土多田少，除了纳粮外，每块土约需租洋十元，农人为着家庭的生活又不能脱离耕种而去经营其他生意，只有忍受痛苦高利借贷，缴纳粮租，上佃耕种，因为往往在上佃时，便逼使他们将尚未生长出来的甘蔗，以最贱的价钱，预卖与糖坊”^[7]。

由于受地价、物价高涨的影响，租种地主土地的租价也不断上涨，战前每亩田的租米平均在二市石左右，而到1939年时，“有的每亩的租米加到2.2市石，有的加到2.4市石，最高有加到2.5市石”^[8]。“抗战以前，25石的田每年向地主纳20石谷，抗战以后，市郊外逐渐繁荣，地价飞涨，因而25石的田便需向地主纳24石或25石谷了”^[9]。

2.高利贷的盘剥。据统计，战时川西屏山、马边农民，负有高利债的，约在70%以上，利息至少五分。普通习惯，多以一年为期，叫做“年利借贷”，如借用银一百元，则每年年利应收利谷（或玉蜀黍），轻则六石，重则八石，每石约售价洋十元，计每年利息与原贷额，已相差不远。此外，尚有“打打利”。这是一种暂时性的借贷，其利率比年利要高到好几倍。贷用规矩，以赶集为利期，逢集付息（边地农村约三天为一赶集期），比如借洋五十元，每三日至少付息两元，不得缺欠，须直至还清贷本为止。此种借贷利率虽高，但农民为应付偶发事件或急需时，仍不得不借资以供周转。一种叫“关钱”的贷款，可说是变形的“打打利”，多数是由各乡镇的民众组织慈善娱乐事业时，筹集底金，向农民大众出贷求利的。借贷办法，以十天为一关期，借贷人须觅保向负责放贷处借贷，然后照贷款之多少，分期偿还贷本及利息。譬如，贷款十元，如月利二元，以一月为期偿还本息，自贷款日起，每次关期还本息四元，一月三次还清，这还算利轻的，其他尚有名目繁多的奇取重利的贷款方式^[10]。

3.苛捐杂税。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在视察中曾问及农民：“尔辈有无疾苦？比前何如？”答称：“比前加甚！”诘其故，则谓：“从前军阀主政时代，钱粮一年十征数十征，受痛苦者在业主，今者保长派款，每年必有五六次乃至八九次，不分贫富，按户摊派，佃农与苦力，无一幸免，实在苦不胜言！”^[11]以仪陇为例，“地硗土瘠，赋税特重，附加尤多。每年一征，计洋三万三千零六十二元。现在年征正税两次，保安费一次，国难费几成，地方附加比照粮额又征百分之一百六十，保甲经费，又随粮征百分之一，统计一年，悉达七征，计洋二十一万八千余元，契税、烟酒、营业、油捐，又数万元。其他临时摊派，团练费、防剿费、区署巡逻费、壮丁优待费、航空费、寒衣捐以及各种捐款，与夫催征员丁之需索，诛求无厌。即在军阀压迫极甚时代，亦未有若是重大之负担”^[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