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经济变迁的影响

（一）抗战大后方经济重要地位的确立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遭受重创，民族工业所剩无几。据统计，1935年全国有合法工厂6344家，被毁掉的有3840家，损失资金7.4亿元，其中纺织业损失60%以上，面粉业损失50%以上，火柴业损失53%，盐酸制造业损失80%，制碱业损失82%。农业的损失同样惊人。据农本局1939年1月调查，全国耕地被毁40余亿亩，耕牛死亡800余万头，主要农产品损失多者80%，少者19%^[47]。同时，国民政府税收主源的关税和盐税锐减，动摇了国民政府的财政根基。在此情况下，国民政府大力开发和建设西南，促使西南区域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为坚持抗战提供了物质经济保障。就农业来讲，八年抗战中西南地区成为了军粮民食的主要供给地。1941年国民政府改田赋为征收实物，从此时至抗战胜利，四川共计征缴、捐献稻麦8400余万石，占全国缴征粮谷总量的38.5%，居全国21省之首。川、滇、黔、康四省征实、征购及采购粮食的数量约占全国总数的25%，多于我国其他地区^[48]。就工业而言，战时大批工矿云集西南，努力生产支持抗战。当时仅四川的民营工厂每月就生产手榴弹30万枚，迫击炮弹7万枚，各式炸弹、炮弹引信7万枚，飞机用炸弹6万枚。八年抗战中，仅重庆一地就供应军民用布3亿匹，安定了民心^[49]。在财政税收方面，战时的西南诸省更成为国民政府重要的财政税收来源地。如1940年全国的直接税收入，四川占了45%，广西占7%，云南占5%，贵州占2%^[50]。

（二）西南区域社会经济的全面提升

战前的西南地区现代工厂有限，战后由于沿海工矿大量内迁，各地纷纷兴建现代工厂，工业发展如火如荼。尽管抗战胜利后西南地区的工业发展走向了衰退和萎缩，但是经过抗战八年的发展，西南地区的工业与战前相比还是取得了较大发展。工业生产技术和生产能力有一定提高，机械化程度有所改善，产业结构也得到了调整和完善，建立起了包括冶金、机械、化工、电器仪表、纺织、食品等上百种行业在内的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如机械纺织业，到1943年全西南已有纱锭144400个，毛纺织纱锭也可年产2880枚，毛纺织品已达20万公尺；冶金业，到1945年，西南地区可年产钢铁1.2万吨，并可生产各类军需钢材品种^[51]。战时西南工业的发展使西南地区落后的社会经济面貌得到改善，也奠定了以后西南工业发展的基础。

战前西南的农业生产基本是“靠天吃饭”，农业的生产方式、生产工具都十分落后。战时国民政府在西南地区努力推广农业改良，尽管所取得的成效不尽如人意，但对西南的农业生产还是或多或少地产生了一些影响。通过农业改良，西南地区的农民改种良种作物，开始采用农药、新式农具、新式肥料等，陈旧的耕作方式得到改善，对后来西南的农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时经济发展的刺激下，西南农村的商品经济也有所发展，如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和产量增加，农村中从事副业生产与商业的人数增加，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提高等，过去那种完全自给自足的局面被打破，商品交换在农村活跃起来，促进了西南农业经济向更高水平发展。

此外，战时西南地区的商业、金融业和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也为此后西南区域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中国产业布局趋向合理

战前中国经济发展较为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比较发达，西部地区的经济则十分落后。此现象在工业生产领域尤为明显。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的统计，战前东部沿海地区拥有我国80.76%的工厂、74.47%的工业资本和75.34%的工人，而川、湘、桂、陕、甘、滇、黔七省仅有全国6.03%的工厂、4.04%的工业资本、7.34%的工人^[52]。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工业内迁，开创了西部尤其是西南地区工业生产的新局面，东西部工业生产相差悬殊的状况得到改善。1945年，国民政府登记的工厂共有4382家，西北地区561家，约占13%，中部地区507家，约占12%，东部地区162家，约占4%，而西南地区有工厂3052家，占了整个大后方工厂的71%^[53]。

战时工业布局的调整直接影响了以后中国工业的布局，战时西南地区金融、商业、交通也都有较大发展，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

战前工业生产领域里存在的另一严重失衡现象就是轻重工业比例的失调。战前，重工业工厂占全国工厂总数的28.9%，工业资本占总数的16.1%，工人数占总数的19.2%；轻重工业的工厂数之比是2.5∶1，工业资本额之比是5.2∶1，工人数之比是4.2∶1^[54]。抗日战争期间，为了国防和军事需要，国民政府大力发展重工业，在西南地区兴办、扶持重工业，使轻重工业的比例趋于协调。据统计，在1943年大后方的5266家工厂中，重工业有3195家，占工厂数的60.67%；在48亿元工业资本额中，重工业有资本32.3亿元，占67.34%；在36万工人中，重工业拥有工人19万余，占工人数的55.47%^[55]。战时轻重工业比例的调整改变了中国工业的畸形发展面貌，为当今中国工业的合理布局打下了基础。

尽管战时西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产生较深远的影响，但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此变迁亦存在不足与局限，主要表现为战时西南地区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一种量的简单积累（如工业产量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内迁西南的厂矿增多后其产量总和多于过去西南地区的工业产量；农业产量的增加则主要在于农作物种植面积的增加），生产力水平没有显著提高，生产关系也没发生深刻变革。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地区的广大专家、技术人员在技术革新、研制新产品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据统计，1938年至1942年6年间，后方专利注册件数达到431件，为1912年至1936年间专利件数（257件）的157%^[56]。然而，这些发明创造、技术革新产生的社会影响极小，并未使战时西南地区的生产力得到较大发展和提高。在工业生产方面，机械化程度低，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生产效率低成为当时的普遍现象。如战时大后方工业中心重庆，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轻工业是机器纺织业。然而，重庆各纱厂使用的纱机都已超过使用年限10年至50年，机器破败不堪，生产效率自然很低。又如战时贵州的冶铁业“几乎全系土法开采、选拣、冶铸，生产方式和技术都落后，一般是用锄头采、人手选、柴炭冶、人马运，主要为炼铁、铸锅、制农具和器具，几乎炼不来钢，偶尔炼一点，也是‘土钢’，产量微不足道”^[57]。战时国民政府努力在西南地区推广的农业改良，除了农作物改良取得一定成效外，农药、肥料、农具的推广取得的成效都不大。根据1943年广西大学农学院对广西柳城300户农家使用农具和肥料情况的调查，当时农家最主要的生产工具还是传统的锄、耙、犁、镰等，而且这种落后的生产工具也不是每家都有，更谈不上购置锹、铲、水车、风车等新式工具了。农用肥料还是以人粪尿、畜肥等自然肥料为主，使用骨粉的农家只有8%，使用绿肥的仅占3%左右^[58]。

【注释】

[1]李紫翔：《抗战以来四川之工业》，《四川经济季刊》第3卷第5期。

[2]何辑五：《十年来贵州经济建设》，南京印书馆1946年版，第55页。

[3]张肖梅：《云南经济》，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42年。

[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西南的金融》，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页。

[5]康永仁：《重庆的银行》，《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3期。

[6]张肖梅：《贵州经济》，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6年版，第26页。

[7]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142页。

[8]徐日琨：《西南农村金融问题与合作金库》，《西南实业通讯》第3卷第3期，1941年3月，第39页。

[9]董长芝、李帆：《中国现代经济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5页。

[10]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581页、第622页、第596页。

[11]周天豹、凌承学：《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发展概述》，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2页。

[12]翁文灏：《经济部的战时工业建设》，《资源委员会公报》第1卷第1期，1941年7月16日，第92页。

[13]周天豹、凌承学：《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发展概述》，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3页。

[14]康永仁：《重庆的银行》，《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3期。

[15]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70页。

[16]周天豹、凌承学：《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发展概述》，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76页。

[17]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622页。

[18]沈经农等：《对于战后工业建设纲领的意见》，《中国工业》第21期，1943年11月1日，第6页。

[19]重庆抗战丛书编纂委员会编：《抗战时期重庆的经济》，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

[20]清庆瑞：《抗战时期的经济》，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397～398页、第323页。

[21]周天豹、凌承学：《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发展概述》，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4页。

[22]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142页、第270页、第248页、第22页、第263页。

[23]清庆瑞：《抗战时期的经济》，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397～398页、第323页。(www.daowen.com)

[24]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页。

[25]张静如、卞杏英：《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页。

[26]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596页。

[27]周天豹、凌承学：《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发展概述》，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3页。

[28]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9页。

[29]周天豹、凌承学：《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发展概述》，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6页。

[30]李学通主编：《国民政府与大后方经济》，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3页。

[31]周天豹、凌承学：《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发展概述》，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3页。

[32]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48页。

[33]李学通主编：《国民政府与大后方经济》，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57～462页。

[34]董长芝、李帆：《中国现代经济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4页。

[35]张静如、卞杏英：《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36]李紫翔：《抗战以来四川之工业》，《四川经济季刊》第3卷第5期。

[37]周天豹、凌承学：《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发展概述》，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2页。

[38]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09页。

[39]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63页。

[40]李紫翔：《抗战以来四川之工业》，《四川经济季刊》第3卷第5期。

[41]李学通主编：《国民政府与大后方经济》，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3页、第457～462页。

[42]周天豹、凌承学：《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发展概述》，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6页。

[43]董长芝、李帆：《中国现代经济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2页。

[44]董长芝、李帆：《中国现代经济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页。

[45]董长芝、李帆：《中国现代经济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页。

[46]凌耀伦、熊甫、裴惆：《中国近代经济史》，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458页。

[47]董长芝、李帆：《中国现代经济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6页。

[48]金振声：《四川民众与八年抗战》；陈开国：《西南人民踊跃出租支援抗战》；阮永熙等：《四川人民对抗战的巨大贡献》，以上选自《西南民众对抗战的贡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49]金振声：《四川民众与八年抗战》；陈开国：《西南人民踊跃出租支援抗战》；阮永熙等：《四川人民对抗战的巨大贡献》，以上选自《西南民众对抗战的贡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50]周天豹、凌承学：《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发展概述》，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3页。

[51]周天豹、凌承学：《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发展概述》，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8～150。

[52]李紫翔：《抗战以来四川之工业》，《四川经济季刊》第3卷第5期。

[53]董长芝、李帆：《中国现代经济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3页。

[54]李紫翔：《抗战以来四川之工业》，《四川经济季刊》第3卷第5期。

[55]李紫翔：《从战时工业论战后工业的途径》，《中国银行》复刊号。

[56]黄立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开发西南的历史评考》，《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

[57]林兴黔：《贵州工业发展史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35页。

[58]周天豹、凌承学：《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发展概述》，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