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经济变迁的特点

综观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明显呈现出战时性、跳跃性和不平衡性的特点。

（一）战时性

战时西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是在抗日战争这个特定的环境中发生的，与抗日战争相始终。战争进程的变化、战争的需要始终影响和制约着这一时期西南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抗战时期西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带有鲜明的战时性。

抗战前，西南地区基本处于闭塞、落后的状态，经济发展相当缓慢。抗战后，西南地区变成了战时的政治、经济中心，政府积极对西南进行开发和建设，西南区域社会经济的变迁由此而始。在抗战八年中，西南区域社会经济随着战局变化、形势改变而起伏。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内经济发展所需的原料和资金减少，时局艰难，为了稳定国内经济，国民政府加强了经济统制，加大货币发行，结果导致大后方经济秩序紊乱、生产锐减，西南区域社会经济也因此日益萎缩。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西南地区的重要地位不复存在，战时西南区域社会经济的变迁也就此结束。

就变迁的具体情况而言，战时西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是在国民政府的统制之下，围绕着为抗战服务的中心而运行。

抗日战争爆发后，面临着沿海经济可能被日军占用、摧毁的严重威胁，国民政府决定将沿海工矿迁往以西南为主的大后方，以求保全经济根基，稳固国防。然而，国民政府最初准备内迁的厂矿仅限于军需厂矿和国营厂矿，在民营工矿的强烈要求下，国民政府才组织普通民营工矿内迁。即便如此，民营工矿内迁的条件远比军需厂矿和国营厂矿差，如军需厂矿和国营厂矿可以享受补助迁移费、免税、减免交通运输费、优先运输、拨地建厂、低息贷款等优惠政策，而民营厂矿除了可以免税及免检运输之外，无法享受其他优惠条件。1938年，国民政府颁布《抗战建国纲领》、《非常时期经济方案》，明确提出“经济政策应适应时代之需要，是以在非常时期一切经济措施，应以助长抗战力量，求取最后胜利为目标”^[30]。指出战时经济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树立重工业的基础，以建立国防经济体系，同时提出发展农村经济，鼓励轻工业经营，以发展战时经济。在此思想指导下，国民政府围绕着为战争服务这一中心，在西南地区和大后方进行经济建设，从而使得西南地区的重工业比重大大增加，农业、轻工业有所发展，兵工企业的生产也有较大发展，矿产资源得到勘探和开发。1937年至1940年，国民政府组织迁往内地的448家民营工厂中，重工业约占60%。1937年至1942年，西南五省兴办了大中型工厂2552家，其中冶炼、金属、机械、水电、电器、化工等共计有1561家，占总数的61.2%^[31]。就产量和产值来说，重工业在西南地区工业的发展中也占了绝大比重。如在1945年重庆市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产值占81.3%，轻工业产值仅占18.7%，轻重工业产值比例为1：4.35^[32]。除了发展西南地区的重工业，建立战时经济稳固的工业基础之外，国民政府还加强了西南地区兵工企业的发展。据1945年战时生产局统计，兵工署下属的23个兵工厂中，有19个兵工厂分布在云贵川三省。这些兵工厂的生产能力也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如西南地区兵工厂生产七九步枪的平均每月最大产值是3733，而东南地区平均每月最大产值只有400。重庆的21兵工厂生产821迫击炮的平均每月最大产值是22，东南地区仅有10^[33]。为了解决战时工业尤其是军工企业生产所需的原料问题，国民政府加强了西南地区矿产资源的勘探和开采，开设、扩大了一些采矿厂，并把华北、华中等地一些矿场内迁的机械用来充实西南各矿场，扩大采掘能力，增加产量。无论是重工业、兵工企业生产的发展，还是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都是为了满足战时军需民用，充分体现了战时西南区域社会经济具有战时性的特点。

（二）跳跃性

一般来讲，社会经济的自然变迁是缓慢的、渐变的，要经历一个较长的逐渐积累、逐渐沉淀、逐渐变化的过程，如中国历史上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变迁就体现了这样一个过程。秦汉以前，中国经济的重心在北方黄河流域，江南地区尚处于未开发状态。秦汉时期，北方人民为躲避战乱纷纷南迁，为江南地区带去了大量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江南地区由此而得到开发。两晋南北朝时，北方战乱频仍，人民继续南迁，在江南地区安居就业，和江南地区土著居民一起辛勤劳动，促使江南地区的经济渐渐发展起来。此后，江南地区日益繁荣，成为鱼米之乡、富庶之地。由此可见，江南地区的繁荣与富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几百上千年的积累与变迁。然而抗战时期西南区域社会经济的变迁却不同于此。它因抗日战争爆发而起，是“突发—外生型”变迁，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外来经济的“嵌入式”发展，变迁的基础并不牢固，变迁进程极易受战争进程、政府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而产生波动。因此，这一变迁在纵向上呈现出突发性、跳跃性的特点。(www.daowen.com)

从战时西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的全过程来看，其突发性和跳跃性非常明显。如前所述，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西南地区的农业、工业、商业、金融及交通运输都甚为落后，区域社会经济基本上处于闭塞、落后的状态，经济发展的基础相当差。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沿海工矿企业和文化事业单位等纷纷内迁，大量人口涌入西南地区，军需民用急剧扩大，西南成为战时中国社会经济的倚重之地，这对西南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形成强烈刺激；再加上国民政府立意要把西南地区建设成为抗战复兴的根据地，积极对西南进行开发和建设。在这种情况下，西南区域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产生了突发性的变迁。从1938年开始呈现繁荣之势，到1941年达到鼎盛，其变迁的速度之快、幅度之大令人为之惊叹。据统计，1936年川、滇、黔、桂四省的谷、麦、棉总产量是276525千市担，产量指数设为100，1937年因战争爆发，产量下降为266378千市担，指数是96。1938年产量大增，达到395087千市担，指数是143。1939年产量进一步增至392269千市担，指数是142。1940年后，产量有所下降，但与1936年、1937年相比仍有增加，1940年的产量共计327255千市担，指数为118。1941年产量共计308705千市担，指数为112。1942年产量共计374727千市担，指数为136^[34]。就工业的发展来说，根据经济部公布的数据，若设1938年大后方的设厂指数为100，则1939年为206.42，1940年为263.76，1941年为395.41，1942年降为261.02，1943年又升到351.38，1944年再度降为234.48。若设1938年大后方资本货物（包括工作母机、蒸汽机、内燃机、发电机和发动机）生产指数为100，1939年增为2177.5，1940年增至3471.1，1941年进一步增至5938，1942年降为3143.2，1943年为3515.6，1944年是2490.3，1945年1到6月是2823.6^[35]。西南地区社会经济之跳跃性发展由上可以体现。

战时西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的突发性、跳跃性在具体经济行业的变迁上同样有所体现。抗战时期西南区域社会经济的变迁中最典型的是工业的变迁，而工业的变迁也具有十分明显的突发性和跳跃性。抗战前，西南地区的工业极不发达，在川、滇、黔、桂四省的163家工厂中，四川有工厂115家，工业资本2145千元，工人13019人，云南的工厂数只有42家，工业资本4216千元，工人6353人，贵州和广西工厂更少，各自仅有3家工厂，贵州有工业资本144千元，工人229人，广西则有工业资本913千元，工人174人^[36]，至于西康，则还没有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工厂。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沿海工矿内迁，为西南地区工业的发展带来了物资、设备、资金、技术和人才，在此推动下，西南地区的工业蓬勃发展起来。到1942年，四川已有工厂1645家，资本113001万元，工人108205人；云南有工厂106家，资本20950万元，工人18094人，贵州有工厂112家，资本4626万元，工人4578人，广西有工厂292家，资本15313万元，工人15987人，西康有工厂12家，资本333万元，工人393人^[37]。而这个统计尚不完整，还有数家工厂没有统计在内。可见当时西南地区的工业与战前相比已经有了巨大的飞跃。不过，此时西南地区的民营工业开始衰落，不少工厂减产停工，1943年以后，整个后方工业大滑坡，西南地区的工业也江河日下，日渐破败。在短短八年之内，西南地区的工业经历了如此的起起落落，其发展的跳跃性是显而易见的。

再从西南局部地区的经济变迁来看，同样可以发现明显的突发性和跳跃性。以重庆为例，1937年重庆有工厂77家，资本818万元，分别占全国总数的1.96%和2.42%^[38]，其工业发展的水平在全国居于落后地位。然而，随着内迁工矿的到来，重庆工业一跃而起，迅速发展起来，到1940年，重庆的工厂增加到429家，占大后方工厂总数的31.7%^[39]，成为了大后方的工业中心。但是，好景不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重庆的民营工业开始衰退，企业减少，产量降低。随着抗日战争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重庆工业失去发展的优势，战时全国工业中心的地位也随之丧失。

（三）不平衡性

由于抗战的特殊形势，国民政府在开发和建设西南时非常重视在交通便利、原料充足和经济基础好的地方发展，而且还非常重视与国防民生密切相关的“重要事业”，尤其是由国家资本发展的重工业；而对其他地方、行业和部门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则有限。重视程度的倾斜必然造成政策、投资的倾斜，从而使战时西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在横向上呈现不平衡的特点。

第一，战时西南地区诸省市的经济变迁程度不平衡。战前西南诸省的经济发展程度不一，四川的经济发展在西南地区最好，云南、广西次之，贵州再次之，西康最差。据不完全统计，战前四川的工厂数占西南地区总数的70.6%，资本数占28.9%，工人数占65.8%；云南的工厂数占西南地区的25.8%，资本数占56.8%，工人数占32%；广西的工厂数占西南地区的1.8%，资本数占12.3%，工人数占0.9%；贵州的工厂数占西南地区的1.8%，资本数占1.9%，工人数占1.2%^[40]。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大批工矿迁到以西南地区为主的大后方。截至1940年6月底，迁往大后方各省的民营厂矿共448家，其中迁入四川的有245家，占总数的54.67%，迁入广西的有23家，占5.1%^[41]，迁入云、贵、康的则很少。内迁厂矿地域分布的不平衡，进一步影响了抗战时期西南各省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据统计，1937年至1942年西南五省共兴办了大中型工厂2552家，其中四川兴办了2005家，占78.6%，广西兴办了242家，占9.5%，贵州兴办了170家，占6.7%，云南兴办了125家，占4.9%，西康兴办了10家，仅占0.4%^[42]。又据黄秉经《五十年之中国矿业》的记载，1945年大后方登记工厂4382家，其中四川有2622家，比战前增加2507家；云南有211家，比战前增加169家，贵州有204家，比战前增加201家，广西有6家，比战前增加3家（注：1942年广西尚有工厂315家，豫湘桂大溃败后，许多工厂或陷于敌手，或被摧毁，故所剩无几），西康由战前的一无所有增至9家^[43]。再就各省而言，在其区域内各地经济变迁的程度也不平衡。四川境内经济发展最快的是重庆，其次是成都、万县、宜宾、雅安、泸州等地；云南境内经济发展最快、变迁最突出的是昆明；广西境内是桂林、柳州；贵州境内是贵阳。除了这些城市以外，西南的广大中小城镇在抗战时期并未获得较大的经济发展，经济变迁的程度很小。至于广大山区，其经济变迁则是死水微澜，变迁的程度十分轻微。

第二，战时西南区域社会经济各行业变迁不平衡。就农业、工业、商业、金融、交通各业变迁的情况而言，战时西南地区变迁最大、发展最快的是工业和商业。战前西南地区共有工厂163家，到1945年增加为3052家，比战前增加了17.7倍。战前西南地区的商品经济极不发达，自然经济基本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商业获得极大发展，各地商店林立，商品经济十分繁荣。战时西南地区金融业的变迁虽不如工业和商业，但也是比较突出的。1936年，全国共有现代银行164家，西南有8家，仅占总数的4.9%；到抗战胜利前夕，全国除沦陷区外共有银行总行416家，分支行2556家，西南有总行245家，分支行1314家，分别占总数的59%和51%^[44]。至于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农业，在抗战初期虽有较大发展，但从1940年起逐渐衰落，以后虽有起伏，但发展亦不大。战时西南地区的交通运输业同样如此。1942年以前西南地区的交通运输业发展较大，1942年后除了航空运输有所发展外，其他几乎陷于停滞。再就各行业中具体的部门而言，其变迁的程度也不平衡。此点在工业领域里表现尤为突出和明显。抗战时期，西南地区重工业的发展远远高于轻工业。以四川为例：战前四川的工业中，纺织、食品两业占了工厂数的83.9%，资本数的47.2%，工人数的57.6%，而冶炼业仅占了工厂数的0.2%，机械、电器两业仅占工厂数的1.2%，资本数的8.3%，工人数的1.2%，轻工业的发展明显优于重工业。到1944年，四川工业中重工业的比例大幅度上升，冶炼、机械、电器三业占了工厂数的21.6%，资本数的42.7%，而纺织、食品、服饰三业共占工厂数的33.5%，资本数的21.2%。

第三，战时西南区域不同所有制经济间发展不平衡。西南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战前，国民党的势力还未能渗透到西南地区，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发展并不突出。但抗战后，国民政府的政治重心西移，西南地区的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随之膨胀起来，逐渐垄断了西南地区的经济。在金融方面，战时中中交农四行在西南五省增设其分支机构，由战前42所增加到137所，增长了3.3倍^[45]。在商业方面，四大家族通过专卖、统购统销、限价等手段，对商业实行全面垄断。在工业领域，国家资本的膨胀和垄断就更为惊人。根据1942年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处《后方工业概况统计》，在3700多家工厂中，官营工厂只有650余家，仅占总数的17.5%，民营工厂约有3050家，约占总数的82.5%。从工厂数量来看，民族资本的发展似乎优于官营资本，但从工厂规模和动力设备来看，民族资本则远远落后于官营资本。当时官营工厂的资本数是大后方工业资本总额的69.6%，动力设备占后方工业的42.2%。若以平均数论，官营工厂平均每厂资本为民营的10倍，平均工人数为民营的2倍多，平均动力设备为民营的3倍多。四川1943年有工厂1654家，其中官营工厂数仅占总数的9.3%，但其资本额占到了资本总数的62.9%，每厂平均资本是民营工厂的16倍，平均动力设备是民营工厂的4倍^[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