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经济变迁的历程及原因

（一）战前西南区域社会经济

战前西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是相当落后的。在农业方面，西南地区处于原始的粗放经营状态。农村生产方式落后，农事生产均由人力完成，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随处可见，粮食平均亩产量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民生活极度贫困。战前西南地区的粮食、棉花和布匹还不能完全自给，需要从外地输入补充。

工业方面，与其他地区相比明显滞后。据经济部工厂登记统计，至1937年底止，全国共有工厂3935家，其中80%以上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川、滇、黔、桂四省仅有工厂163家，占总数的4.14%；全国有工业资本373359千元，西南四省仅有7418千元，占总数的1.99%；全国共有工人456973人，西南四省只有19775人，占总数的4.33%^[1]。早在19世纪60年代，东部沿海地区就已经出现了新式工业，而西南地区工业最发达的四川省也只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后才出现新式工业，如重庆电力公司、四川水泥厂、华兴电器厂等企业，其他只能算是手工工场。贵州在抗战以前所谓工业“只有简陋之手工业，对于现代化之工业从未之见”^[2]。云南则在工业上“停滞于手工业时代，除省会昆明，一部分家庭手工业已开始走向工厂手工业而外，其他各县，一般工艺甚至尚未与农业分家，如织布纺纱等，仍为农民的副业”^[3]。

由于经济落后，资金贫乏，战前西南地区金融业的规模较小。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前，四川有金融机构124家（包括新式银行和旧式钱庄、银号），云南有银行9家，贵州仅有金融机构3家^[4]。与此相应，西南地区的金融资金也非常匮乏。以银行业较集中的重庆为例，战前共有行、庄59家，资本总额1600万元，平均到每家的资本额仅为50万元^[5]。

战前西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滞后，自然经济完全占据主导地位。就整个西南地区而言，仅有四川的成都、重庆、万县，云南的昆明，商业略有发展，其他省市的商业都十分落后，如贵州所谓商业“什九属于行贩，又什九制造若干种货品。资本且均极微甚少，甚至有不满十元者。职工与业主，更无从分计”^[6]。即便是前面商业略有发展的城市，其情况也并非尽善尽美。如重庆在1936年仅有商业行业27个，店铺字号3058家，尽管1937年重庆市向政府登记的商业企业达到1007家之多，但资本在2000元以上的不过700余家，其中百货业有70余家，每天最高营业额仅为2万元^[7]。

就交通运输而言，战前西南地区较全国亦居于后列。战前西南的公路运输刚刚开始，其公路建设还不如广东一省，多数地区的陆路运输还处于马、骡、人力为主要运力的时代，驿运也是此时的主要运输方式。水路运输只有川桂两省较为便利，虽已经拥有一定数量的动力轮船，但运输工具主体仍为人力木船，运输能力很低。至于铁路运输和航空运输，西南地区几乎是一片空白。

（二）西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的历程

为了使战时西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的脉络更为清晰，学术界通常把战时西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的进程划分为几个阶段。但是，由于标准不同，学者们对战时西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进程的阶段划分也不相同。本书区分战时西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阶段的标准有两个：一是各种经济因素的变化。战时西南区域社会经济的变迁，工业经济的变迁最为突出，但它不是衡量和划分战时西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的唯一标准。西南地区的农业、商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都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在对战时西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进行阶段划分时，必须把这些经济领域的变化考虑进去。二是经济发展指数的变化，因为经济发展指数可以客观地反映经济发展情况。西南区域社会经济是战时大后方经济的主体。在西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中工业经济的变迁又最突出。因此，本书依据战时大后方工业发展指数来对战时西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进行阶段划分。根据上述标准，本文把战时西南区域社会经济的变迁划分为三个阶段：

1.社会经济飞速发展阶段（1937年8月至1941年12月）。1937年抗战爆发后，随着战事的蔓延，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决计把西南、西北作为抗战建国的大后方和民族复兴的基地。随之，在国民政府的统筹安排下，东部沿海的大批工矿企业开始迁入西南诸省。西南地区的经济迅速腾飞，并在抗战初期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

作为战时经济的根本，农业受到了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此一时期，国民政府积极发展西南地区的农贷事业。自抗战爆发迄至1940年底，据不完全统计，四川农贷金额达42087484元，云南达1288426元，广西达1158621元，贵州达9580882元，西康达505275元^[8]，这些农贷资金为西南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动力。针对西南地区抛荒严重的情况，国民政府提倡垦荒拓殖，推广冬耕，扩大耕地面积。此外，国民政府还在西南地区进行农业改良，推广优良品种、新式肥料，改良农具，改进耕作方法，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在国民政府的积极扶持和指导下，广大农民辛勤劳动，西南地区的耕地面积和农作物产量相应提高，变化显著^[9]。（见表3-1）

表3-1　川、滇、黔、桂四省历年谷麦生产统计表

（面积：千市亩　产量：千市斤　指数：1936年=100）

对于作为战时经济龙头和支柱的工业，国民政府也十分重视。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陆续组织沿海大批工矿内迁。1937年8月至1941年12月，由官方协助内迁的民营工矿共448家，物资设备7万吨，技术人员1.2万余人^[10]，其中，绝大部分迁到了西南地区。在工业内迁的推动下，西南地区的工业蓬勃发展起来。到1940年，西南已初步形成了重庆、川中、广元、川东、桂林、昆明、贵阳、宁雅8个工业中心区。重庆成为大后方的工业中心。根据1942年经济部统计处的统计，川、滇、黔、桂四省的工厂数已由战前的163家增加到2155家，增加了12倍。工业资本由战前的7148千元增加到1538900千元，增加了20余倍。工人数由战前的19775人增加到146864人，增加了6倍有余。而西康的工业则由战前的一片空白发展为12家工厂、3300千元工业资本、393个工人^[11]。随着工厂增加，工业生产规模扩大，西南地区的工业产值也成倍增长。其增长情况如图3-1所示^[12]。

图3-1　1936年、1941年后方主要工业产品产值指数比较示意图

伴随着工业的腾飞，西南地区的金融业发展迅速。许多银行先后在西南各地开设分支机构，新银行、新钱庄在不断涌现，旧银行、钱庄、银号也纷纷增资改组，扩大规模。1938年到1940年三年间，西南五省共设立银行总、分、支行355处，其中，四川176处，重庆45处，云南43处，贵州15处，广西51处，西康25处^[13]。在金融机构增加的同时，金融资本也迅速扩大。1941年底，重庆的银钱资本总额有2.54亿元，比战前增加14倍，平均每行的资本额为357.9万元，比战前增加6倍有余^[14]。此外，金融机构存放款业务也相应增强，大量的社会游资被吸纳到银行、钱庄、银号，然后又被贷放到工业、农业、商业等经济领域中，促进了西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西南地区的商业十分活跃，各地的商业行业逐渐增多，商业字号大量增加，商业资本也有所扩充。以重庆为例，1937年经政府批准成立的工商业同业公会有14个，1939年增加为39个，1940年增至69个，1941年3月增加到86个。抗战初期重庆有商业字号千余家，1941年增加为14262家，资本总数为12583万元，平均每家有资本8822.7元^[15]。这一时期，西南地区形成了以重庆为代表的多个商业中心，如成都、昆明、贵阳、桂林等，各地区之间及地区内部各企业之间的联系也加强了。据统计，仅在1941年一年内，西南五省成立了316个商会，占全国总数的19.6%，成立同业工会2506家，占全国总数的22.9%^[16]。

同时，国民政府还对西南地区的交通运输进行了一系列的开发和建设。1938年到1942年，西南地区先后修建了滇缅公路、岳车公路、川滇公路等干线公路20余条；在川江、嘉陵江、酉水、乌江等河流上设立绞滩站处，开辟以重庆为中心的航线4777公里^[17]；新建了滇缅铁路、叙昆铁路、川滇铁路等铁路干线；开通了昆明—腊戍—仰光、昆明—加尔各答、昆明—河内及渝昆、渝港、渝筑等空中航线，并在西南各地开辟驿运路线，复兴驿运。随着交通干线的修建、开辟，交通运输工具也逐渐增多，西南地区的运输力量相应提高。

2.社会经济由盛转衰阶段（1941年12月至1943年12月）。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抗战形势的变化，西南区域经济受到极大影响，经济形势开始逐渐由盛转衰。(www.daowen.com)

就农业而言，由于灾害的影响，1940、1941年西南地区的农业产量比前两年降低。虽然1942年产量有所回升，但也不及1938、1939年的水平了。1942年以后，由于各种因素影响，西南地区的农业生产愈加迟滞。

此阶段，西南地区民营工业开始衰落。1942年，重庆最大的3家纱厂（裕华、豫丰、申新）共有纱锭11万余枚，但开工的只有7万余枚，开工率为63.6%；同年嘉陵矿区有77%的煤矿减产或者停工。1943年，重庆所有的871家工厂中，停工减产的共有270余家^[18]。其中全市已登记的364家机械厂中，到11月歇业的有155家，停工的13家，其余的也在紧缩^[19]。云南全省原有酒精企业150至160家，到1943年仅剩10余家^[20]。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西南地区的民营工业从这时起逐渐衰落，官营工业却仍保持上升的势头，因此工业总产量在这时并没有降低，直到1943年以后才开始跌落。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认为西南地区工业的衰退是1943年以后的事情。如果仅从工业总量着眼，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调整一下视角，将目光看远一点，情况就不同了。因为民营工业是战时西南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衰退虽是西南地区工业的局部衰退，但对西南工业整体的影响不可忽视，对西南地区官营工业的发展也造成了一定影响，从而使1943年以后工业总产值下降。因此可以说，这种局部衰退是战时西南工业整体由盛转衰的先兆。

在工农业衰退之时，由于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西南地区的金融业和商业却呈现出空前的畸形繁荣。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西南区域社会经济的萎缩。1941年底到1943年10月，总行设在重庆的银行净增19家。1943年1至6月，昆明、合川、泸州等地新成立银行总行21家，分行、支行28家^[21]。1941年重庆有商业资本12583万元，1942年增加294%，达到49535.77万元。1941年重庆有商业字号14262家，1942年增加81.74%，达到25920家^[22]。同年重庆有工商厂号约5万家，商业占了一半以上^[23]。由于生产萎缩、物资匮乏、物价飞涨，商业利润随之高涨。高额利润刺激着大量社会资金流向商业。握有游资的人们大都从事商业贸易，百业经商的局面开始出现，不仅商业繁荣，而且银行商业化、工业生产商业化。但是，在这种商业繁荣的背后，不是生产的高度发展，而是生产的严重不足，此种繁荣只是一种畸形的繁荣，相伴而生的金融繁荣亦如此。其所反映的恰是人们对长期发展工农业生产信心不足，转而趋向商业和金融投机。

3.社会经济全面衰退阶段（1944年初至1945年8月）。自1944年始，随着抗战局势的逆转，西南大后方的工业发展指数开始下滑，整个工业经济全面衰退，商业、金融也出现停滞。西南区域社会经济开始全面步入衰退阶段。

在工业方面，民族工业的危机日益深重，停工、减产的工厂日益增多，官营工业也受到影响，整个大后方工业产量剧减。1943年，大后方工业总产值为14.757亿元，1944年下降到13.726亿元，增长率为-10.8%，这是抗战以来大后方工业的第一次负增长^[24]。1942年大后方工业生产总指数是302.2，1943年是375.6，1944年则降为351.6，1945年3至6月进一步降至338.3；1942年大后方资本货物生产指数是3143.2，1943年是3515.6，1943年降为2490.3^[25]。1942年后方机械工业所生产的民用机具共41492台，1943年降为36828台，1944年进一步降至33570台^[26]。

此阶段，西南地区的金融业和商业虽然没有出现如工业那样的大滑坡，但其发展的势头也已明显减缓了。“1943年下半年之后，西南金融业的消长基本处于沉滞时期。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一部分内迁的金融机构开始撤迁回沿海口岸城市，加之大后方通货膨胀的加快，工农经济的发展步履维艰，金融资本也只能处于维持状态。随着抗战胜利的到来，因战时特定环境而膨胀的西南金融业也就步入了它的低落时期。”^[27]商业的发展同样趋于缓慢，1943年重庆增加工商业同业公会28个，1944、1945年两年才增加了7个^[28]。

（三）西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的原因

1.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原因。其一，抗日战争初期西南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环境良好的。在政治上，抗日战争爆发以前西南地区长期处在不同军阀的统治下，军阀割据，连年混战，西南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西南地区基本处于国民政府的统治之下，暂时获得了政治上的统一和稳定。同时，由于民族矛盾激化，战时中国的阶级矛盾趋于缓和，国共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团结和谐的政治局面，各阶层人民工作热情空前高涨，国民政府也积极开发和建设西南，促使西南区域社会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腾飞。在经济上，战前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经济的命脉，中国的民族工业难以自由、独立地发展。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欧洲战事紧张和国际交通困难，外国资本放松了对大后方经济的控制，西南区域社会经济因此有了一个相对独立自由的发展环境。

其二，国民政府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西南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国民政府就提出以西南、西北为“抗战建国”的大后方，先后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非常时期经济方案》、《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计划》等规划，调整了经济行政组织机构和科学事业机关，还专门召开全国生产会议、金融会议、财经会议等，促进后方经济建设。与此同时，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开发和建设西南的具体措施，对此前文已论及，此处不再述。

其三，在于战时西南具备了经济发展的三个必需要素——资金、劳动力、市场。随着国民政府迁渝，沿海许多金融机构内迁到西南或在西南开设分支机构，大量资金转移到西南；工矿内迁带动了一批产业资金流入西南；国民政府也对西南的经济发展投入了相当的资金，这使西南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具备了良好的资金条件。在资金内流的同时，大量人口也涌入西南。据统计，战时迁入西南地区的人口约300万，他们为战时西南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就市场而言，由于交通梗阻，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受阻，本地的原料运不出去，外地的产品运不进来，而人口日渐增多，战争需求扩大，西南地区坐拥战时军需民用的重要市场。产品需求量大，原料价格低廉，再加上适度的通货膨胀使产业利润较为丰厚，直接导致了西南区域社会经济迅速发展。

2.社会经济由盛转衰的原因。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941年，成为西南区域社会经济由繁盛走向衰落的转折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切断了滇缅公路，西南地区失去了对外联系的主要通道。中国战时经济处于日本的封锁之中，对外贸易严重受阻，外来的物资和原料无法进口。与此同时，战事则更趋紧张，战略物资需要更为迫切，但经济形势却不容乐观。为了有效调动国内有限的资源，应付战争的需要，国民政府加强了经济统制。1942年，国民政府颁布《国家总动员法》，宣布对食盐、糖、火柴、卷烟等商品实行专卖，对钢铁、机械设备、化工产品、棉花纱布、桐油、猪鬃、生丝等物资进行统购统销，对煤、铁等工矿产品实行限价。从动员资本、稳定经济的角度讲，国民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无可厚非；然而，由于不是通过发展生产从根本上解决当时面临的困境，又缺乏相应的体制变革，这种超经济的国家干预反而扰乱了经济的正常发展秩序，使西南区域社会经济在恶劣的战争环境和高度的经济统制下走向萎缩。首先，政府对一些商品和产品的售价、收购价进行限制，但却无法控制其原料成本，物价日渐上涨，成本日益增高，生产者和生产厂家（主要是民营生产厂家）只有微利甚至无利可图，许多民营工厂被迫关闭。一些农作物、经济作物也被弃种，生产逐渐萎缩，物资更为匮乏，物价更加高涨，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其次，统制经济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干预经济发展，由于利益所在，国民政府在干预经济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向国家资本及官僚资本倾斜，民营资本受到冷落和排挤，得不到足够的发展资金和原材料，产品价格又严格受控，并且随时面临被国家资本吞并的危险，生产萎缩，势所必然。

随着战争的延续，国民政府的开支越来越大，加上物价飞涨，财政赤字也越来越大。面临这种情况，国民政府不得不增发大量货币，以弥补财政赤字。然而，越来越多的货币进入流通领域则进一步造成物价上涨、货币贬值、社会购买力下降，严重干扰了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由于货币贬值非常快，生产过程中的产品无形中已经贬值，产业利润大幅度降低，不少民营生产者因此退出生产领域。此乃导致民营工业衰落的另一原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沪港两地游资纷纷内流，西南地区的社会游资骤增，加上物价上涨使银行利率飙升，不少商业投机者愿意把钱放在银行过夜或者作短期储蓄，因此，西南地区的金融业也畸形繁荣起来。

紧张的战争使粮食问题变得非常突出。为了保证军民用粮，国民政府在1941年4月以后相继实行了田赋征实和粮食征购、征借政策，给农民造成沉重负担；而土地越来越集中，地租随物价日益增长，农民的负担越来越沉重。西南地区的农业生产越来越迟滞。

3.社会经济衰落的原因。抗战后期，随着西南地区民营工业的衰落，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生产缩减，官营工业被迫抽调资金、设备来从事原由民营工业承担的生产业务，生产任务相应加重，基础工业的生产受到影响，从而动摇了官营工业发展的基础。

同时，在一党专政、经济统制的体制下，官营工业也逐渐产生和暴露出一些弊病。由于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官营工业无权作出投资决策，也不能决定产品价格、员工的雇佣以及工资等级等。自主权的缺乏导致企业活力弱化。由于其亏损由国家承担，一般的生产管理经营者、普通员工都没有改进生产、努力工作的动机和意识，企业的生产管理难以提高。为了追逐高额利润，一些大官僚凭借特权以发展工业的名义从国家行局获得大量贷款从事商业投机，官营工业的生产资金被削减，再生产陷入困境。由于体制不完善和部分官僚腐败，官营企业的经营管理常常陷入繁冗的程式化运作之中，办事效率较低，并且官营企业中人浮于事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官营工业的发展，导致官营工业在此时期呈现衰败之象。

抗战后期，国内形势不稳，生产萎缩，物资匮乏，使得抢购之风日盛，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愈演愈烈，人们的购买力大幅度下降。再加上运输统制的影响，西南地区商业的发展在此阶段有所减缓。尽管购买力下降，人们仍然趋向于存物不存钱，经济的全面萎缩又使工商业的利润和资金都大量减少，西南地区的金融业也就再难保持此前的发展态势。

此外，国民政府开发西南的短期性、权宜性也是导致抗日战争后期西南区域社会经济衰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战前国民政府经济建设的重心多在江浙沿海一带。抗战爆发后，东部沿海地区陷于敌手，国民政府被迫西迁，把经济建设的重心转移到西南地区，西南地区的开发和建设才被提上日程。然而，随着抗战后期形势的好转，国民政府对西南地区开发和建设的力度和热度也逐渐降低，而更多关注日本投降后沦陷区尤其是江浙地区的经济恢复和重建。在此因素制约下，西南地区的经济建设发展也就逐渐下滑。1940年西南水运建设拨贷款共计330万元，1941年增加到4346万元，1942年却陡减至280万元。1942年以前国民政府在西南地区修建了8926公里铁路，1942年后却几乎陷于停滞^[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