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流动的变化

所谓社会流动，是指人们在社会空间关系中从一个地位移动到另一个地位的过程。由于社会关系的变动与地理空间具有密切的联系，人们一般把具有社会结构意义的地理空间的流动也归于社会流动。也就是说，社会流动就是社会位置的变动，包括人们从一个阶级向另一个阶级、从一个阶层向另一个阶层、从一种职业向另一种职业、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的社会位置的移动。社会流动首先具体表现为社会成员的个体流动。然而分散的个体流动并不能反映社会流动的整体状况，只有当个体流动扩大为个体所依属的社会阶层的流动，以阶层流动的形式代表社会整体流动状况时，才能深刻反映社会结构变迁的规律性，以及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情况。有序的社会流动有利于社会进步，而盲目的社会流动则容易造成社会动荡。

社会流动不同于人口流动。人口流动指人口在地域空间上的移动，这种流动分为永久的和暂时的，前者为人口迁移，后者为流动人口。而社会流动则是人们在社会关系空间上的位移，只有当人口流动引起人们社会地位或职业角色变化时才具备社会流动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流动与人口流动也有重合的地方。

抗日战争前后，随着人口流动和社会动荡的加剧，西南大后方地区的社会流动也日益加剧。人们生存环境的不稳定，导致了职业、谋生手段、社会地位的不稳定，促进了社会流动。表2-4是1937年、1946年重庆人口职业统计，两个统计相距十年，恰好正是近代重庆城市近代化步伐最快的时期，也是近代重庆发展的黄金时代，因此本表的统计很具代表性，通过对本表的分析，可以看到这十年重庆社会流动的一些情况。

表2-4　抗战时期重庆城市人口职业变化

续表

续表

资料来源：（1）1937年资料来源于四川省政府编：《四川统计月刊》第1卷1期，1939年2月1日；（2）1946年资料来源于《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第16页，为重庆市第1至7区的人口职业统计。

对抗战前后重庆人口职业状况作一分析，可在一定程度上了解重庆城市社会流动的概况：

第一，商业从业人口增多。由于大量人口迁移到重庆，必然要求相应的商业设施，于是，相当一部分社会劳动力和经营者向商业流动。1937年重庆商业人口在就业人口中占13.7%，而1946年重庆1至7区中这一比例达到34.93%，显著上升。另据重庆市人口职业统计，1941年12月，全市总人口数为702002人，其中有职业人数536686人，而从事商业的人口就达106083人，分别为总人口和职业人口的15.1%和19.8%。更值得注意的是，当年重庆工矿业人数才92006人，商业职业人口开始超过工矿业。到1946年1月，重庆市商业人员不但从业人数绝对值大幅度增加，而且在总人口和职业人口中的比例也有明显的提高。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商业体量和从业职工人数显著增加，行业经营规模扩大，但从单个企业的平均规模来看，仍然较小。1941年全市商号14262家，资本12583万元，每家平均仅为8822元，其中资本额10万元以上的仅占15%。可见战时重庆商业经营规模的扩大主要表现为行业规模而不是企业规模。

第二，公务人员增多。大量政府机关的内迁是重庆公务人员增多的主要原因。1937年重庆党务人员149人，政治2642人，军事5133人，警察1192人，公务人员共计9116人，在重庆人口中占1.92%。1946年，仅重庆1至7区的人口职业统计，党务人员即达6182人，政治13559人，军事13045人，警察3546人，共计36332人，在人口中的比例达到7.68%，较1937年比例上升了300%。

第三，无业人员减少。1937年重庆无业人员除去学生外共计101606人，占统计人口的21.45%，而到1946年，重庆市无业人员仅有19902人，只占全地区人口的4.2%。这种无业人口的减少，反映了20世纪40年代重庆城市控制和管理的日益加强，城市扩大导致就业机会的增多，从而为社会的向上流动创造了条件。

第四，家庭服务人员减少。1937年重庆从事家庭服务的人员为13.3万人，占人口的28.08%，是职业人口中比例最大的。到1946年，家庭服务人员降为8.1万，仅占总人口的1.19%，比例下降了95%以上，这种以家庭服务为主的职业的衰落，目前还很难充分说明其原因，但至少我们可以指出存在以下的因素，即城市就业机会的增多，人们倾向于往更自由、社会地位更高、收入更多的职业流动，家庭服务业从业人员社会地位低、收入低，必然影响这一职业的稳定性。

第五，工矿业、农业、交通业、自由职业变化不十分明显，说明这几个社会领域的流动相对较少。

总的来看，重庆社会流动向上发展趋势明显，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大迁徙，大量政府机构、学校等迁入，提高了重庆人口的素质，从1945年重庆人口受教育程度观察，便可说明这一问题。1945年重庆文盲不到20%，人口中大学毕业和肄业占5%，中学毕业和肄业占17%，小学毕业和肄业占33%。可见人口总体文化程度较高。人口有较高的文化程度有利于社会的向上流动。

在近代社会，社会阶层的流动日益明显，人们愈来愈多地通过奋斗去争取自己的地位，即从一种地位或社会阶级向另一种地位或社会阶级运动。在一个完全传统的、封闭的社会中，社会流动是不存在的，然而实际上“完全”封闭的社会是不存在的，在重庆和西南诸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流动趋向有所扩大，表现出社会历经近代化过程的特征。

作为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社会变迁不是一个自发的自然过程，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通过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的不断变动而实现的。社会流动与社会变迁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且互为因果。近代历史的发展已经向人们显示，快速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引发了全面性的社会流动；反过来，社会流动的频繁和加剧又促使和加速了社会的变迁。

同时，社会流动还有合理和不合理之分。合理的社会流动从量上看，应是适量为好，其最低界限为能够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其最高界限是不能超过社会承受力。合理的社会流动从质的角度看，应是有利于社会发展和社会公正的。若与上述情形相反，则为不合理的社会流动。合理的社会流动对社会变迁产生积极的影响，促进“正向”的社会变迁，不合理的社会流动影响社会公正，引起阶层之间矛盾和冲突加剧，对社会稳定和发展构成威胁和破坏，从而促使“反向”的社会变迁。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的社会流动也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相应地其对社会变迁的影响既有促进社会制度和结构变革的“正向”变迁，也有引起经济衰退、社会动荡的“反向”变迁。

【注释】

[1]本章节内容参考了以下学者的研究成果：陈叙良：《近代湖南社会流动研究（1840—1949）》（2005年4月湖南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程蕾：《中国近代社会群体变迁研究》（2005年5月西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周勇主编：《重庆抗战史：1931—1945》（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朱汉国：《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侯德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高校内迁史略》（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隗瀛涛：《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温贤美主编：《四川通史》（第七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孙代兴、吴宝璋主编：《云南抗日战争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李珪主编：《云南近代经济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文中不再一一列举，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2]桑润生：《中国近代农业史》，农业出版社1986年版，第239页。

[3]阳翰笙：《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一），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第413页。

[4]四川省农业改进所编：《四川农情报告》第2卷3期，1939年，第58～62页；《四川农情报告》第3卷第6期，1940年，第9～12页；《四川农情报告》第5卷第4、第5、第6期合刊，1941年，第31～36页。

[5]蔡斌咸：《今日农村之所见及其影响》，《东南经济》第1卷第4期，1944年4月，第55页。(www.daowen.com)

[6]刘崇高：《我国农村经济回顾前瞻》，《四川经济汇报》第1卷第2期，1948年4月，第9页。

[7]侯大乾、岳琛主编：《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98页。

[8]乔启明、蒋杰主编：《抗战以来各省地权变动概况》（内部刊行），1942年，第4页。

[9]乔启明、蒋杰主编：《抗战以来各省地权变动概况》（内部刊行），1942年，第4页。

[10]乔启明、蒋杰主编：《抗战以来各省地权变动概况》（内部刊行），1942年，第5页。

[11]郭汉鸣、孟光宇：《四川租佃问题》，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92页。

[12]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编印：《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报告书》，1939年8月，第50、第142、第257、第258、第352、第442页。

[13]闻汝贤：《中国现行粮政概论》，正中书局1944年版，第76页。

[14]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选编》（内部发行），1985年11月，第373～374页。

[15]四川省政府统计处编印：《四川统计提要》（内部刊行），1948年。

[16]李绍辅：《论纺织工业的建设》，《时事新报》，1944年2月2日。

[17]《棉纺织业苦衷》，《大公报》，1944年3月3日。

[18]国民政府社会部统计处编印：《社会调查与统计》第6号，1945年10月，第66页。

[19]齐武：《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人运动史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9页。

[20]四川省政府统计处编印：《四川统计提要》（内部刊行），1948年。

[21]翁文灏：《战时经济建设》，《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讲演录》（中央训练团编印），重庆1942年版，第3页。

[22]参考齐武《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人运动史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214页。

[23]国民政府社会部统计处编印：《社会调查与统计》第3号，1943年10月，第81页。

[24]黄开禄：《资源委员会在滇各厂矿劳工视察报告》，1939年7月。

[25]《社论：如何促进工人提高生产》，《新华日报》，1943年2月7日。

[26]刘奇：《五一节谈中国劳工的生活状况》，《中国劳动》第8卷第1期，第16页。

[27]国民政府社会部统计处编印：《社会调查与统计》第2号，1943年7月，第81页。

[28]《参政会第一次会》，《新华日报》，1943年9月19日。

[29]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阳省志·商业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4页。

[30]温贤美主编：《四川通史》（第七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319页。

[31]孙代兴、吴宝璋主编：《云南抗日战争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321页。

[32]孙代兴、吴宝璋主编：《云南抗日战争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46～350页、第353～3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