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口移动的影响

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的人，随其移动便相应的带来人口移出地和人口移入地生产力构成的变化，也便带来生产力发展的变化。人口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行为的对象，其空间位移所产生的变化也将带来政治上的影响。文化由人类创造，又依附于人类而存在，人口在空间的流动实质上也就是其所负载的文化在空间的流动，因此伴随人口移动必将带来文化的繁荣或衰败。人口是社会的一分子，随人口移动也必将带来社会构成变化，促成社会变迁。战时西南社会各方面发生的巨大变迁，一个重要原因即是西南地区的人口移动，很大程度上是西南人口内迁、外迁和区域内迁移三者合力作用的结果，但内迁人口起主导作用。以下针对西南地区战时人口迁移所带来的影响作一探讨：

（一）战时城市的短暂繁荣

战时西南地区在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等方面所取得的飞速发展，从人口学角度考虑，应主要应归功于战时大批高素质人才的内迁，但也离不开西南内部人口移动和西南地方军抗战及征兵征役为后方创造的相对稳定的发展条件。关于战时人口移动带来的西南经济的短期繁荣人们已多有探讨，成果甚丰，本文仅就战时西南地区的城市化作一简要探讨。

战前西南地区城市化进程发展缓慢，战时随着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以及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从而掀起了西南后方城市化的高潮。

西南后方城市化首先表现为城市人口的增加。成都市1937年人口近50万，1945年增至74万多^[64]。重庆1937年人口近46万^[65]，1945年初则达到100余万，抗战八年，人口增长了1.23倍，外地迁渝人口占重庆人口的一半以上^[66]。贵阳1941年刚建市时人口18万多，1945年增至28万多^[67]。昆明1936年人口为14万多^[68]，1946年增至30余万^[69]。遵义、泸州、广元、宜宾、万县等城市人口也成倍增加。因战时西南人口自然增长率有所下降，这种人口的成倍增加不是人口自然增长率上升的结果，而是人口机械运动进入城市的结果。

其次城市化表现为城镇数量的增加。战时西南人口移动不但促使西南大中城市得到发展，而且也刺激了一系列小型城镇的兴起，如滇缅公路沿线的禄丰、楚雄、镇南、下关、永平、保山、芒市、遮放、畹町等，皆因滇缅公路的通车而兴盛发展成为重要城镇。畹町在过去是一个仅有四间农民临时居住的草房的小地方，通车后这里发展成为人烟稠密的热闹城镇，有工务段、汽车修理队、海关、税局、警察局等机构，此外旅馆、饭店和商店也相当多，成为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70]。而这些小城镇的兴起，也必然对人口移动产生影响。

再次城市化表现为城市对农村地区影响的增强。战时大量人口涌入西南后方城市，促进了西南城市经济文化大发展，城市呈现战时繁荣，向周围辐射能力加强，而大量人口内迁，增加了对农产品的需求，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强了农民与城市市场之间的联系。大量民工流血流汗修筑的联系城市和农村的交通线则把作为工商中心的城市与作为原料产地和消费品市场的农村联系起来，更有利于城市影响力向周围郊县延伸，空袭疏散促使了西南城市城区向郊县发展，也将“现代化化入农村”。1939年、1940年西南城市纷纷在郊外建立疏建区，许多机关、工厂、商店和学校迁建于此。如重庆随着迁建区的形成，城市建成区范围逐渐扩大到西至沙坪坝、东迄涂山脚下、南抵大渡口，在两江半岛市区范围形成了若干卫星城镇^[71]，一些原来的小乡场也成了重庆的卫星城，如嘉陵江三峡地区的北碚，抗战时期不仅成为大后方重要的能源基地、纺织工业基地和地籍整理实验区、扶持自耕农示范区等一些重要事业的试验基地，而且成为大后方地位显著的文化重镇。据《重庆市北碚区志》记载，迁来北碚或新建的科学文化教育机构“有大专院校13所，科学研究机关13个，文化、新闻、出版单位17个，报刊杂志37家”，其中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校有复旦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汉藏教理院、江苏医学院等，科研机关有中央研究院动物、植物、气象、物理、心理五个研究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经济部矿冶研究所、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国地理研究所等，文化机构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办事处、中国西部博物馆、国立编译馆、中国辞典馆等。1940年，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参观北碚，他认为重庆“最大的科学中心是在一个小市镇上，叫做北碚，位于嘉陵江西岸”。“此镇所有科学团体与教育机关，不下18所，其中大多数都很重要。”^[72]而城镇人口也由1936年的32065人，增加到1940年3月的97349人，在三年多时间内，净增人口65284人。1944年一家美国杂志载文，赞扬“北碚现在有了博物馆和公园，有了公路和公共体育场，有了漂亮的图书馆和一些建设得很好的学校，还有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市容”，称赞北碚是“一个平地涌现出来的现代化市镇”，“是至今为止中国城市规划中最为杰出的典型”^[73]。战时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谋生，在城市中接受先进的文化及科学技术，充当了城市影响农村的媒介。

战时西南后方城市化是战争条件下城市超常规发展的结果，虽然城市作为供应战时军需民用的后方基地，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这种城市化是一种畸形的城市发展，具有严重的消极影响。第一，农业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不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必然结果。到1942年止，在西南各省农户中，在征调兵役后完全没有壮丁的，四川为16.2%，贵州为52.5%，云南为22%；因征调工役而完全失去壮丁的家庭，四川为14.9%，贵州为31.7%，云南为25%^[74]。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有许多人口离开农村涌向城市，造成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阻碍农业生产发展。第二，战时大量人口涌入城市，虽为城市发展提供了足够的劳动力，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但城市却不能完全容纳这些人口，从而给城市社会带来很多问题，如劳动力过剩，失业人口增多，市民生活下降，生活物资供应紧张，物价上涨加剧，犯罪率增加，社会治安状况不断恶化等。

（二）抗战意识的勃兴

西南地处边陲，战前民族意识淡薄，国家观念不强。战时由于人口移动使东西部之间、城乡人口之间得以接触交流。东部内迁人口深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害，国恨家仇铭刻于心，他们将自己的不幸遭遇和切身感受以及日军的残暴告知后方民众，从而激发了他们保家卫国的激情。同时，一些农村人口迁入城市，内迁人口深入农村开展社会动员，也使抗战思想的传播成为可能。正是这种频繁多向的人口移动使西南民众抗战意识勃兴，最突出的事例便是西南地方军放弃地方观念，结束了防区制时期在西南地区的各自为政、割据称雄的局面，以民族国家大义为重，毅然奔赴抗日前线。西南民众抗战意识的勃兴也表现在西南民众民族国家意识的加强上，他们普遍认为“在国家危急存亡关头，人民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粮出粮，因而对征兵征工征粮都积极拥护”^[75]，并且还积极认购救国公债，开展献金运动。昆明一姓马的搬运工人每年都要到献金台前，把一年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悉数捐献，希望“多献一元钱，前方多有一颗子弹打鬼子”，体现了极其可贵的爱国热情。西南民众还积极出力，应征参加各种工程建设。1939年新建黄田坝机场，其中有不少人是自愿要求参加的。他们认为“修飞机场是从天上打日本，大家都去凑一把（力），将机场快点修好，天上地下一起打，早些把日本鬼子打跑，国家就早些太平了”^[76]，表达出西南民众将自己充工服役同国家前途命运联系起来的民族意识。1943年扩建桑园机场时，“人民群众出于爱国热情，踊跃应征，参加修建工作，其中出现不少父教其子，兄送其弟，夫妻相互勖勉的感人事迹”^[77]。同时，西南民众还“把纳粮当做是爱国、救国的神圣责任和光荣任务”^[78]，收成好交粮，收成不好也交粮，把交粮同抗日救国联系起来。1941年达县魏城镇虽然收成不好，但民众纳粮仍然踊跃，他们多是将出产的红苕、花生等农作物卖了，再买稻谷缴纳，甚至还有以耕牛换谷缴纳的^[79]。正如当时一位老农所言：“军队在前方打仗，吃不饱，有命也不能拼。只要打胜仗，赶走日本鬼子，老百姓能够过太平日子，我们暂时吃点苕叶也有想头。”^[80]

战时由于人口移动，西南少数民族加强了与汉族同胞的联系，在相互交往中，其抗战意识也逐渐加强，具体体现在西南少数民族人民积极拥护征工征役，对抗战作出贡献上。抗日战争爆发后，四川先后修筑机场33处，其中多处建在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同胞为这些机场的修建施工提供了主要劳动力。1938年至1939年西昌修建小庙机场，彝、汉、回民工5000多人参加施工。1940年至1942年修建秀山机场，仅开工即征调民工11000多人，其中多数民工为土家族、苗族同胞。1940年起在康定银官寨、甘孜和理塘建机场三处，参加修建的民工主要是当地的藏族同胞^[81]。修建川湘公路时，临近开工，各族民工“热情洋溢，奔走相告，准备工具，待令上工”，而且还“自带工粮、被盖、锄头、撮箕、蓑衣、斗笠等，宿营工地，夙夜突击”，有的“地段和工地，竟至火把月光，霜晨残月，坚持十多个小时的劳作”^[82]。

总之，战时人口移动使各族人民得以相互接触、交流、影响、合作，激发了他们的抗战热情，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阵线。

（三）西南文化的繁荣

战前中国共有高等院校108所，大部分集中在中心城市及沿江、沿海一带，其中仅上海北平两市就占到三分之一，而贵州、陕西则一所未有。日本的侵华，使大量学校遭到极大破坏，到1938年，有10所学校完全遭到破坏，25所学校因战争而被迫陷于停顿。此种学术文化上之浩劫，实为中外空前所未有^[83]。为免遭战争继续破坏，保存民族文化教育的根本，大批教师、学生、科研人员、文化工作者及学校、科研机构纷纷内迁。以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为中心的西南三省成为战时高校内迁的最大集中地。该地区接收的内迁高校，约达到内迁高校总数的48%^[84]。在内迁的高校教师中，包括了当时中国许多著名的学者。仅以西南联大为例，文学院就有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雷海宗、傅斯年、钱穆、汤用彤、金岳霖、邵循正、郑天挺、吴宓、朱光潜等；理学院有吴有训、叶企孙、陈省身、姜立夫、华罗庚、吴大猷、朱物华、王竹溪、张文裕等；法商学院有陈序经、陈岱孙、张奚若、钱端升、罗隆基、罗文干、潘光旦等；工学院有李模炙、庄前鼎、刘仙洲、马大猷等^[85]。国民政府一流的科研学术单位例如国民政府国史馆、中央工业实验所、中央农业实验所等也纷纷迁入西南。据社会学家孙本文调查，战时中国知识分子中“高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九以上西迁，中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五以上西迁，低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三以上西迁”^[86]。高校、科研机构、知识分子迁入西南保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国脉。

人口的迁入提高了西南民众的文化素质。战时西南迁入人口与迁出人口在文化素质上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以云南为例，1942年昆明市本籍人口的59.2%为文盲，昆明县本籍人口的65.1%为文盲，而昆明市迁入人口中文盲仅占39.6%，昆明县仅占31.2%，昆明市徙民的文盲率仅及本籍人数之半。在徙民中，受过中等学校教育的民众（7725人）与本籍人数（6584人）相当，受过专科以上教育的则几乎比本籍人数高10倍以上^[87]。战时西南地区向外迁出的多为青壮年农民，其文化素质较低，而迁入的多为文化素质较高的人员，从而使西南人口文化素质整体上有所提高。

战时西南文化在原有基础上得到巨大发展。至1945年日本投降止，整个抗战时期在四川出版的各类报纸近200种，刊物约1600种，其中具有全国影响的大型报刊主要集中在重庆和成都两大城市，中小型报刊多分布在省内其他地区^[88]。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先后在重庆发行过刊物的报社、通讯社多达200家。据1942年统计，在重庆的出版机构达130余家，出版各类图书1292种，占全国总量的33.3%，大型文化团体除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外，还有中国边境文化促进会、东方文化协会、中法比瑞文化协会、中苏文化协会、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等^[89]。成都在抗战中相继出现的学术机构有：西陲文化书院、“文协”成都分会、四川省教育科学馆、华西边疆研究所、四川农业改进所、华西大学历史研究部等。可见战时由于大量文化人士内迁，西南文化出版业大大繁荣，学术团体、机构大量涌现。同时，作为文化事业根本的教育，战时也获得巨大发展，出现高校林立的可喜局面，培养出大批国之栋梁。战前西南高校很少，战时由于东部沿海高校内迁及西南高校增设，西南地区高等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重庆战前只有两所高等院校，战时内迁、原有和新办大专院校多达39所；成都原只有四川大学，学生700余人，教会学校华西大学，学生600余人，随着大量高校的内迁，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东吴大学生物系、朝阳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中央大学附属牙科专科学校、光华大学成都分部等院校相继落地，总计学生人数达到万余名^[90]。昆明曾有清华、北大、南开、同济、中法等大学和上海医学院、中正医学院、北平艺专、中央体专、杭州艺专等十校先后落脚。贵阳有大夏、湘雅等五校。战时高校多集中在城市，形成了一些学府连比、学子如云的学苑区，像重庆沙坪坝、成都华西坝、北碚夏坝、江津白沙坝即为名噪一时的大后方“文化四坝”。这些院校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人才，并在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开发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抗战期间大后方一共培养了77600余名大学本专科毕业生^[91]，其中即包括后来蜚声全球的诺贝尔物理奖金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和新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工程热物理学家吴仲华等。由于和外来人士有密切的接触，一般青年男女燃起了求知欲，如火如荼地向往于教育，造成了本地教育的突飞猛进，由小学而至大学，各校学生与日俱增，学校的品质也跟着大有提高^[92]。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云南一个仅有七万余人的社区里，九位中学毕业生在1943年年度大学新生入学考试中，有四个被录取。1944年夏，本地人中一位年轻学生甚至考上了省政府主办的留美公费生^[93]。

（四）后方社会的变化

战时西南人口移动促进了西南社会的重大变化。在风俗习惯方面，使“东西部风俗得接触的机会，不仅使一般人民知道全国风俗的不同，而且因相互观摩，而得接触和改良的利益。加诸抗战期间，生活上一切因陋就简，可以省却平时的许多繁文缛节。我国社会上不少礼仪获得合理化和简单化的机会”^[94]。如云南“无论在城市或在乡村中，其传统的习惯都是每天吃两顿饭，早餐在上午九时，晚餐在下午四时。……战时由于与徙民相处，当地的居民也逐渐地改用每日吃三顿餐的习惯了”^[95]。云南男子原先习惯戴瓜皮小帽，入室时甚至宴会席上也不脱帽，后来由于徙民、土民接触，毡帽逐渐流行起来，并且行起脱帽礼来^[96]。

从语言上来讲，移民家庭中的“孩子长大，说着圆滑如鸟啼的四川方言，使父母的耳朵发胀”^[97]。不但孩子如此，父母们也不知不觉中学会了他们一向不屑的四川话，以至到老年时仍不时冒出几句。另外徙民的迁入又使普通话得到流行，就连一些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孩子也开始说汉语了。大批操着北方官话与江南吴语的外地移民们尽管来后方多年，却难忘母语，于是出现了语言与地域、民族分离的特殊语言地理现象^[98]。

战时西南地区的婚姻习俗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外迁人口及内迁西南的人口带来新的婚俗，如云南某地婚俗，每当举行婚礼时，主人必邀请其亲戚朋友及邻居合家光临叙宴三天，而当地农民的两个当兵的儿子回家，受外乡婚俗的影响触及对婚礼态度的转变，把喜酒缩减为一天，本地的知识分子受徙民影响，把婚礼宴客减至三顿^[99]。战时内迁人口以青壮年男性为主，而西南地区大批青壮年男子出征或服兵役，造成了西南地区男性构成上的变化，拓展了通婚范围。大批不同地域、不同信仰的人聚集在一起，原先被看不起的“下江人”与东部地区人纷纷“飞入”“内江人”家中，“外地郎”大批与本地姑娘成亲^[100]。自滇缅公路开放成为国际贸易路线后，千数以上的公家及私家大卡车从事运输及出入口生意，这些汽车司机大约有65%是和云南女子结婚的，而大多数属于初婚^[101]。战时重婚和离婚问题也十分严重，由于战争动荡，人口移动，许多夫妻双方多年来音讯全无，生死不明，于是便各自另找配偶，重新结婚。离婚率也大为提高，1939年昆明市受理的离婚案件仅8件，至1944年竟上升到541件^[102]。

战前西南由于交通不便，具有顽固的地方观念，外地人初来时，往往因是“外来人”、“下江人”、“脚底下人”而遭质疑或不信任。在昆明的某些商店，中央银行钞票的行使是打折扣的，徙民与当地人打架虽有理，往往还是由警察不由分说带上警局。由于人口移动，新的风气和理想，如同情心、睦邻的精神、爱国的热忱及热爱教育的意愿逐渐在当地人中形成^[103]。另外当地人的社会思想趋于开放，如国立剧专迁到江安时，江安还是一个弥漫着封建思想的落后小城，学生读书历来是男女分校，看到剧专男女学生同学习、同歌舞、同上街，夏天还一同游泳，江安人始有微词，天长日久即见惯不惊了^[104]。

由此可见，战时西南人口移动所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主要是由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多角色性所决定。不但如此，战时西南人口移动在很多方面的影响超越了抗战的时间界限，而延续到战后甚至更远。

【注释】

[1]［美］易社强：《抗日战争中的西南联合大学》，《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1期。

[2]《湘难民二万流落在贵阳》，《新华日报》，1944年8月26日。

[3]本报特写：《访问湘桂来渝难胞》，《新华日报》，1944年9月28日。

[4]据《1946年6月云南省各属沦陷区人民寄居调查表》统计所得，云南省档案馆：《近代云南人口史料（1909—1982）》（内部刊行）第2辑（上），1987年3月，第137页。

[5]贵阳市政府统计室编：《贵阳市政统计年鉴》（内部刊行），1944年7月，第27页。

[6]马宣伟、温贤美：《川军出川抗战纪事》，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7]杜松竹：《抗日战争与贵州》，《档案史料与研究》1995年第4期。

[8]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大事记》，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36、第63、第12页。

[9]潘治富主编：《中国人口·贵州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69页。

[10]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重庆市档案馆：《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51页表。

[11]综合四川省档案馆档案相关资料而成，1939—1942年数据见四川省征工事务管理处全宗116-11；1944—1945年数据见四川省民政厅全宗54-3-7678。

[12]综合四川省档案馆档案相关资料而成，1937年数据见四川省民政厅全宗54-3-7404；1938—1944年资料见《四川省统计提要》表24；1945年资料见四川省民政厅全宗54-3-7678。

[13]潘治富主编：《中国人口·贵州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69页。

[14]《大地的儿女》，《新华日报》，1943年2月8日。

[15]社会部统计处编印：《社会调查与统计》第5号，第15页表。

[16]社会部统计处编印：《社会调查与统计》第4号，第19页。

[17]张荣祥：《20世纪上半叶重庆城市区域人口研究》，《跨世纪的大西南》，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363～364页表。

[18]重庆市档案馆档案，重庆市政府全宗，卷号3811。

[19]重庆市档案馆档案，重庆市政府全宗，卷号112。

[20]冯祖贻：《抗战期间内迁人口对西南社会经济的影响》，《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中国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96年版。

[21]吴劫：《黔桂路风光》，《新华日报》，1943年11月15日；雁林：《黔南高原杂记》，《新华日报》，1942年12月29日。

[22]李世平、程贤敏：《近代四川人口》，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第241页。

[23]刘洪康主编：《中国人口·四川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64页。

[24]社会部统计处编印：《社会调查与统计》第4号，第59页。

[25]据《1943年9月昆明市人口统计表（本寄籍人口职业性别）》统计所得，云南省档案馆：《近代云南人口史料（1909—1982）》（内部刊行）第2辑（上），1987年3月，第190页。

[26]周天豹、凌承学主编：《抗战时期西南经济发展概述》，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7页。

[27]李世平、程贤敏：《近代四川人口》，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页。

[28]蒋德学：《贵州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上）第1卷，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表。

[29]李世平、程贤敏：《近代四川人口》，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第200页。

[30]冯祖贻：《抗战期间内迁人口对西南社会经济的影响》，《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中国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96年版。

[31]杜松竹：《抗日战争与贵州》，《档案史料与研究》1995年第4期。

[32]沈宗瀚：《抗战时期的粮食生产与分配》，《八年对日战争中之国民政府（1937—1945）》，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33]《谷部长在国府纪念周报告救济黔桂边境难胞经过》，《社会工作通讯》第2卷第2期，1945年。

[34]杜松竹：《抗日战争与贵州》，《档案史料与研究》1995年第4期。

[35]周开庆：《民国川事记要》下册，第74页，中国台湾四川文献研究社1972年印。

[36]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大事记》，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63、第12页。

[37]孙艳魁：《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8～49页。

[38]《还要再逃难吗？》，《新华日报》，1944年12月8日。

[39]因“振”是“赈”的本字，有救济、精神振奋之意，国民政府内政部在1938年规定，各级赈务委员会之“赈”字一律用“振”。

[40]孙艳魁：《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难民救济工作》，《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1期。

[41]孙艳魁：《抗日战争时期难民垦荒问题述略》，《民国档案》1995年第2期。(www.daowen.com)

[42]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页。

[43]吴天威：《日军史无前例的强暴中华妇女——被强奸者远多于慰安妇》，《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2期。

[44]居之芬：《对日本强掳输出华北强制劳工人数考证问题的一点看法》，《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2期。

[45]潘逸耕：《农村抗敌工作的回顾与前瞻》，《中国农村》第6卷4期，1940年3月，第13页。

[46]孙果达：《抗战期间大后方民营工业发展原因初探》，《档案与历史》1986年第2期。

[47]周勇主编：《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91页。

[48]周勇主编：《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77页。

[49]《成都市政府最近三月来施政概要》，《成都市政府周报》第2卷第6期，1939年10月7日，第2页。

[50]任乃强：《五百万壮丁》，《农村周报》，1947年9月3日。

[51]陈洪进：《从四川兵役问题论农村政治的改革》，《中国农村》第6卷第5期，1940年2月，第20页。

[52]王志昆：《抗战期间兵员征补述略》，《档案史料与研究》1990年第1期。

[53]李世平、程贤敏：《近代四川人口》，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54]李世平、程贤敏：《近代四川人口》，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126页。

[55]吴伟荣：《论抗战时期后方农村的土地问题》，《档案史料与研究》1990年第3期。

[56]阳翰笙等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一）》，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第413页。

[57]吴伟荣：《论抗战时期后方农村的土地问题》，《档案史料与研究》1990年第3期。

[58]李世平、程贤敏：《近代四川人口》，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

[59]李世平、程贤敏：《近代四川人口》，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页。

[60]何一民：《抗战时期人口“西进运动”与西南城市的发展》，《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3期。

[61]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3～194页。

[62]李世平、程贤敏：《近代四川人口》，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第183页。

[63]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6页。

[64]潘治富主编：《中国人口·贵州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69页。

[65]潘治富主编：《中国人口·贵州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69页。

[66]周勇主编：《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83页。

[67]蒋德学：《贵州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上）第1卷，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表。

[68]云南省档案馆：《近代云南人口史料（1909—1982）》（内部刊行）第2辑（上），1987年3月，第70页。

[69]何一民：《抗战时期人口“西进运动”与西南城市的发展》，《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3期。

[70]何一民：《抗战时期人口“西进运动”与西南城市的发展》，《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3期。

[71]周勇主编：《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77页。

[72]李约瑟，《战时中国之科学》，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5年版，第74页。

[73]转引张谨《权力、冲突与变革》，重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0页。

[74]周天豹主编：《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发展概述》，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6～207页。

[75]陈志苏等：《抗战时期四川的田赋征实》，《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1985年9月，第105页。

[76]黄维德：《记忆寿县征工参加修建新津、黄田坝机场经过》，《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1985年9月，第171页。

[77]牟国章等：《大邑征地征工修建桑国机场始末》，《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1987年12月，第212页。

[78]陈志苏等：《抗战时期四川的田赋征实》，《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1985年9月，第105页。

[79]陈志苏等：《抗战时期四川的田赋征实》，《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1985年9月，第105页。

[80]陈志苏等：《抗战时期四川的田赋征实》，《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1985年9月，第105页。

[81]李全中等：《四川少数民族与抗战》，《西南民众对抗战的贡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82]李全中等：《四川少数民族与抗战》，《西南民众对抗战的贡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83]忻平：《试论抗战时期内迁及其对后方社会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84]徐国利：《关于“抗战时期高校内迁”的几个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88年第2期。

[85]忻平：《试论抗战时期内迁及其对后方社会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86]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2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261页。

[87]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0～101页。

[88]向纯武：《抗日时期的四川报刊》，《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第359页。

[89]张弓、牟之先主编：《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40～242页。

[90]魏宏运：《抗战时期高等学校的内迁》，《档案史料与研究》1996年第4期。

[91]侯德础：《抗战岁月高校西渐之鸟瞰》，杨光彦、秦志仁主编：《跨世纪的大西南——近现代西南经济开发与社会发展历史考察》，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页。

[92]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页。

[93]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0页。

[94]忻平：《试论抗战时期内迁及其对后方社会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95]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6页。

[96]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6页。

[97]忻平：《试论抗战时期内迁及其对后方社会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98]忻平：《试论抗战时期内迁及其对后方社会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99]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6～97页。

[100]忻平：《试论抗战时期内迁及其对后方社会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101]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7页。

[102]忻平：《试论抗战时期内迁及其对后方社会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103]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102页。

[104]肖能芳：《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在江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日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3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