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口移动的缘由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地区如此波澜壮阔的大规模人口迁移运动，显然存在着诸多值得深究的经济、社会、政治和自然因素。概而言之，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地区人口迁移的缘由主要有以下数端：

（一）战争的驱动

在中国历史上，由于战争而导致的人口迁徙、移动屡见不鲜，战争往往成为人口迁移的强大驱动力，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地区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亦如此。日本的野蛮入侵使中国上百万的人民遭受到最深重的灾难。为了生计，大量民众不得不走上背井离乡的漫漫长路，过着颠沛流离的难民生活。“许多人为了避免日军残酷劫掠及蹂躏，与其家人一起离开原有的家园，迁至比较安全的后方自由区。”^[42]

自1937年淞沪会战始，日军便开始在作战中实施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当1941年7月冈村宁次继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时，不仅“三光”政策成为明文规定，而且还纵容扩大屠杀和强奸妇女，日军实际上实行的是“四光政策”，即“奸、杀、烧、抢”。在长达十四年的中日战争中，中国妇女被日本政府和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和被迫为妓者不下20万人。八年抗战期间，中国被强奸之妇女至少达100万之众^[43]，即便是年逾花甲的老妪和未成年的幼女也惨遭凌辱！同时，日军还从中国大量强征劳工。1935年1月至1945年8月，日本从华北强掳输出的劳工人数，有据可查者为748.8万余人，被强行押运至日本者共有38935名^[44]。被强征之劳工更是受到非人的对待。据《大公报》报道，日军从天津附近拉夫六百余人，装于铁闷车中封锁之，候车东开，凡封锁一星期之久，以天气闷热，空气不通，食水概不供给，致完全闷死。日军不但强拉壮丁，而且有时还会把八九岁的小孩掳去伤兵站，作为受伤“皇军”输血的原料。日军强夺农民土地，搜宰耕牛，破坏农具，课以重税，使许多人成了除一身衣褂外别无长物的难民，过着处处无家处处家的生活^[45]。为躲避侵略者的残害，为求生存，沦陷区甚至作战区的民众被迫走上逃往大后方的道路。

战时，各级学校往往被日军认为是反日活动的策源地，知识青年被视为危险分子，为统治安全计，各地的教育及文化机关就成了日军极力摧毁的目标，迫使许多科技、教育工作者也加入到向内地迁移的行列。

一方面日军的入侵战争迫使中国民众西迁；另一方面国民政府为了民族生存，组织了多次抗击日军的大规模战役，作为当时中国抗战根据地的西南诸省，不但需要源源不断输出工役，同时还不断地调派作战部队支援前线，于是，大量军事人员和非军事人员的移动也就在所难免。

（二）政府政策的引导

战时西南地区人口移动的因素除军事原因外，政治上的原因也不容忽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抗战初期，虽有大批技术工人随厂内迁，但随着西南内迁工厂的复工和新厂的设立，工厂人才奇缺，生产无法顺利进行。而沦陷区的大量失业熟练工人由于受家庭的拖累或缺少路费无法内迁西南。为解决后方工厂技工奇缺的问题，国民政府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制定公布了招募技术工人办法，对招募对象、招募范围和协助办法作了明确规定。协助办法规定：由工矿调整处贷给前往后方的技术工人旅费，每人30至80元，另酌情贷给安家费与家属旅费，贷款以一年为限，年息五厘。于是，在工矿调整处的资助下，大批技术工人迁入后方，1938年底仅有1793人，至1939年底猛增到11413人，到1940年底则已达到了12164人^[46]。这些人多迁向西南，为西南工业基地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

2.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日本空军加强了对西南大后方的空袭，于是，各大城市便出现了人口向附近郊县迁徙的疏散性移动，这种移动多是在国民政府主导下实施的，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如重庆市政府防空当局在1939年时，只是简单地将市民迁往郊外，而1940年后，防空当局则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有助于执行疏散任务的政策和办法，对应疏散的人员、器材分轻重缓急，决定分期分批，有组织、有计划地疏散。同时，还对疏散期间的运输工具规定了统一的价格；对因被炸无家可归的难民，凡愿到疏散区收容者，除给予车船费外，到达目的地后还发给一定数量的救济费^[47]。国民政府还令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四银行沿成渝、川黔公路两侧修建平民住宅，并划定江北、巴县、璧山、合川、綦江等县为疏建区^[48]。成都市府则“饬令保甲人员及战时民校教员，挨户劝谕……组织疏散指导处于各门车站……严厉强迫疏散，并阻止人口迁入……”。市府还规定“本市党政军机关，除负有安全责任如成都警备司令部，四川省会警察局等仍就原址办公外，本府及其他各机关，均经全体或部分疏散”^[49]。为防空袭而进行的人口疏散，虽然有一部分是市民自愿进行的，但总体上看仍然是战争影响下政府采取的强迫人口移动，是借助于政治外力完成的。

3.战时西南役政弊端丛生是造成农村人口大量逃亡的原因。西南后方是战时壮丁的主要来源地。但国民政府的征兵，特别是在抗战后期的征兵，不但系强行征发，而且壮丁常常遭受非人的待遇，“大都未及受训而死，于是乡人一闻征兵，率先逃避，其后保甲无民可征，四处拉劫，或劫人于田亩，或突袭入家室，豪绅巨族不能幸免，向之有所持而不逃者今亦不得不逃”^[50]。而各级兵役机关、役政人员也不乏借征兵之机行贪污中饱、勒索舞弊的恶行，而其最甚者当推基层保甲。兵役法规定兵役“三平”原则（平均，按人口比例分配应征人数；平等，不分贫富贵贱；平允，除应免缓役者外，不能逃避兵役义务），而在实施中则异变为“三不平”。如荣县，“抽签壮丁全系雇农、佃农、小自耕农、工人、小贩”；安岳县“有钱有势者，虽丁多不敢过问，只向无势力之肥户强拉，但纳贿即行私释，结果乃搜捕穷弱分子之单丁独子，或拦拉行人，以充应征数字而塞责”；古宋之壮丁“十个便有七八个是由外面拉来的”^[51]。据兵役部督察署调查，1942年10月15日至1944年11月两年间，兵役舞弊案共计9 380案，其中属于应征壮丁舞弊的有1703案，各级征兵机构舞弊4542案，各级地方行政机构舞弊3695案，接兵部队舞弊1400案^[52]。这样致使大批农村青壮年人口为逃避“抓壮丁”而远徙他处。当时有人估计，滞留在全川城市（可能包括小城镇）的青年壮丁“当有百万”^[53]。

（三）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城市工商业的发展

据《近代四川人口》研究，由于拉丁派款、天灾人祸，以及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城市工商业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对人口的吸引，从而形成了推拉并行的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运动^[54]。这一结论是大致可信的。(www.daowen.com)

战时西南农村对农民的推力主要表现在农村经济制度的严重不合理。战时，因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农产品价格飞涨，西南地区的土地出租者于是便收回土地自耕，例如四川省因“抗战以来变为后方重镇，土地投资比较安全，致使过去因为社会动乱将田地出租者，抗战后期亦相继回乡，取田自耕；也有佃户欠租过重，地主乃收回自耕，以维护其收益”^[55]，这样一来，便使得佃农日渐失土地不再租种。另一方面土地经营之厚利及法币日渐贬值刺激了大地主及暴发户购买土地的欲望，他们极力购买土地，造成了土地的集中。如成都平原，地主占有土地由战前的50%上升到战争结束时的80%，重庆由战前的50%上升到战争结束时的95.6%。此外昆明附近，滇西桂东一带“争购土地的热潮也非常汹涌”^[56]，农民日益失去土地。同时，在恶性通货膨胀作用下，农民经营土地所需的肥料、人工、农具、种子等生产成本上涨，农民入不敷出，不得不靠出卖土地苟延残存。据对四川温江、乐山等八县农民所得物价与所付物价变动情况的调查统计表明：以1937年农民所得物价指数与所付物价指数各为100，1938年农民所得物价指数与所付物价指数各为103和108，1942年为429和530，至1944年为38538和43658^[57]。日渐增多的无地者，纷纷向地主争租土地耕种，导致竞佃风气盛行，地主则趁机加租加押。例如抗战以前，四川土地的租率多为（佃）四（主）六分，抗战以后变为三七分，二八分，有的地方甚至达到一九分，还有的县（如第三行政区的巴县、璧山）租率竟超过正额达110%^[58]。农民向地主承租土地时还得向地主交保证金，其数目在战时也日益高涨。由于以上原因，使许多农民失去了必要的生产资料，无法继续耕作而被迫流落到外地，或到城市出卖劳动力。此外，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和地方摊派对农村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抗战以后国民政府在大后方实行“田赋征实”制度，征额实际税率几为自耕农收获量的百分之四十，而军队的实物征派尚不在内。农民还要直接负担战时诸种临时的或莫名其妙的苛捐杂税。据“四川省训团”调查，四川西部地区11县1942年各种地方地派为赋税的324%，而这些摊派中约有90.40%由农民负担^[59]。如此负担，必然导致大量农民在农村无法继续生存。

抗战时期西南城市的一度繁荣形成了对人口移动的引力。战时的西南工商业得到巨大发展，如成都在战前现代工业寥若晨星，仅有几个小规模的近代性质的工厂，抗战爆发后，成都的现代工业较战前有相当大的发展，据1942年调查，成都共有各类新式企业105家，金融业和商业也出现空前大发展，仅银行、钱庄就有七八十家。昆明各类工厂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到1940年昆明的近代新式工矿业已达八十余家，到1945年昆明的金融机构达48家，经政府登记领取执照的商号近一万家，而未经政府登记的商号则达两万余，两者合计为战前两千余家的15倍左右^[60]。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许多新的就业机会，吸引破产农民涌入城市。战时西南地区不仅是中国抗战的根据地和大后方，同时亦是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许多政府机关、教学科研机构、学校迁入西南城市，为了维持其正常运转也需要相当数量的服务人员。城市工商业、金融业的发展也造就了一批较为富裕的中产阶级，也需要一大批为其服务的劳动人口。正是以上几个因素，使得战时西南地区的城市对人口移动具有很大的引力。

（四）其他社会因素

抗战时期人口移动除以上几个原因外，社会方面的因素也颇为重要，这里以云南省呈贡县的一份调查材料加以说明。

表1-9　云南呈贡移民迁徙原因分类统计表^[61]（1940.2—1944.6）

由表1-9所示可以看出，婚姻、家庭原因是引起人口移动的重要因素。由婚姻而引起的人口移动在各种原因中仅次于出征，居于第二位，这主要是由于战时征兵、征役及青壮年劳动力的逃亡，农村青壮年男性减少，性别比例偏低，从而使许多处于婚龄的青年女子在本地不能婚配，转而出嫁他乡。例如四川九县的性别比例比预期性别比例明显偏低，尤其是20—34岁年龄段。

表1-10　四川县份性别比例统计表^[62]

注：（1）新都1937年人口性别比例。

（2）四川九县1943年人口性别比例。

云南呈贡1940年2月至1944年6月因婚姻迁出的515人中，有470人为女性，占迁出总数的91.3%，也印证了以上的推断。战时，随大量人口的迁入，西南人民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家庭维系力渐趋松懈，父母对儿辈的控制权渐趋削弱，因此父母与子女间关系不和，婆媳间争吵也成为人口移动的原因^[63]。

虽然战时引起人口移动的原因有以上诸端，但最根本、最主要的原因毫无疑问是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其他几种原因也都与战争有关，可以说是由战争的主要原因引起的次要原因。战争原因作用于战时任何一种性质的人口移动，而其他几种原因只作用于战时某些方面的人口移动。因此严格说来，以上几种原因不是同一层次的原因，虽然如此，但战时西南人口移动无疑是以上几种原因合力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