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口移动的过程及流向

抗战时期的西南诸省，作为中国抗战后方基地，其不但是沦陷区民众迁移的重要目的地，而且是国民政府征兵征役的主要地区，人口或迁出，或迁入，或在区域内部迁移，流动相当频繁，而且规模宏大。

（一）战时人口移动的过程

战时人口移动呈现出阶段性的发展特征。要划分战时人口移动的阶段，首先应确立划分的标准。曾有学者以战争进程来划分人口内迁的标准，但肯定不能用于划分战时人口移动阶段，那么应如何确立划分标准，需要从与人口移动相关的因素中选取最能反映人口移动变化的因素。为此，本文选取了人口移动的规模、影响及流向构成作为基本依据，将战时西南人口的移动划分为三个阶段：

1.抗战初期的人口移动。时间段即为1937年11月至1938年底。1937年7月7日，日本全面侵华，中国大片国土沦陷，广大人民被迫走上背井离乡的道路，但直至1937年11月，西南地区都未曾出现人口大量移入的情况。人口真正大规模涌向西南则始于1937年11月，是时，国民政府通告中外正式迁都重庆，其不仅宣布把西南作为抗战的后方基地，同时也给广大内迁民众指明了方向，掀起了人口迁移西南的高潮。1937年11月3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文官处、参军处及主计处首批西迁人员抵达重庆。随后国民政府各院、部、会人员机构，经武汉、宜昌水陆兼程，分头迁往重庆。至1938年，政府部门、民间团体、新闻单位与外国在华机构云集西南后方。此一时期，随着正面战场的节节败退，沪、宁、杭及沿海沿江轻重工矿企业面临被日军摧毁、占领和利用的严重威胁，为避免器材资敌及备日后的军需民用，“工业西渐”的战时工厂内迁也随之轰轰烈烈地展开，直至1938年10月工厂西迁才暂告结束。同时，具有爱国热忱的广大校园师生和教育家也进行了中国教育史上最具深远影响的教育中心的大西迁，到1939年，仅迁往重庆的高等院校就有20所。随政府机关、工矿企业和学校内迁的人员大多是当时中国社会各方面的精英，他们来到西南地区后，不仅为西南地区的开发、建设奠定了基础，而且还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这种内迁随1938年底抗战相持阶段的来临而暂时趋于低潮。抗战初期，除了上述的人口迁入外，还存在人口自西南地区的外移，这主要是西南地区的地方军队奔赴抗日前线，这种特殊的人口移动，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影响深远。这些部队走出西南，参加抗日战争，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也表明了在民族危亡关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总之，此时期的人口移动，既包括大规模的人口内迁，也存在大量的军事人员外迁。

2.抗战中期的人口移动。时间段即为1939年初至1943年11月。随着1938年10月后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日军停止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军事进攻，其侵略方针改为政治诱降、巩固占领区为主，而对于西南大后方，日本人“开始作出巨大努力，不断轰炸自由中国每一个重要人口中心，以便挫败中国人的抵抗”^[1]。由于战区的相对稳定，此阶段人口内迁西南之势趋于低潮，代之而起的则是西南地区区域内人口的移动，此种人口移动，包括农民入城、政府征工征役、空袭前后的疏散和回流等，由于当时缺乏系统、精确的统计，其规模很难用数据加以描述，但从当时报刊、公告所载零星资料也颇能看出其规模巨大、影响至深。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在为西南城市的发展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同时，也促进了西南城市的深刻变迁；国民政府征工征役修建军事民用设施，充分发挥了西南后方的堡垒作用，为经济、文化发展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保障；空袭疏散和回流使内迁西南的高层知识分子有机会服务于西南农村，推动了西南城郊的城市化水平。

3.抗战后期的人口移动。时间段即为1943年11月至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此一时段人口内迁、外迁又占主体地位。由于日军在世界战场上战略主动权的丧失和国民党后方防空力量的加强，日军停止了对西南地区的频繁轰炸，而把注意力转向东部战场。1943年11月，“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在四川三台发轫。1944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运动会议在陪都重庆召开。之后蒋介石发表《告知识青年书》，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等口号，号召知识青年从军报国，使这一运动形成高潮。在这次运动中，全国共登记从军青年达15万人（西南登记人数占绝大部分）。由于抗战很快结束，这15万人中只有一部分人迁出西南参加抗战，但这一运动却掀起了新的抗战热潮。1944年，日本为了扭转不利战局，发动了“一号作战”，河南、湖南、广西在短短8个月内，丢掉城市146座、国土20余万平方公里，从而又造成大批难民涌入西南。以贵州为例，自日军进攻湖南开始到1944年8月，逃难到贵州的难民不下两万多人^[2]，独山的人口由近4万猛增到10余万^[3]，可见人口移动数量之巨大。此次难民西迁，不仅给西南地区的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负担，而且还导致了消极影响的产生。

（二）人口移动的流向

如果从横向空间角度对战时西南地区的人口移动作一分析，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外来人口的涌入。由于受战争的影响，再加上统计资料的分散和匮乏，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究竟有多少人口涌入，精确之数已然成为未知。即便如此，时人和后人还是依据各种遗留下来的记录资料进行了估计，虽然此种估计之数可能不尽切近实际，但抗战时期大量外来人口涌入西南大后方确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

就外来迁入人口的省籍而言，几乎涉及西南地区外的全国诸省，但是，在各省迁入人口数量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如表1-1、1-2）。

表1-1　1946年6月云南省各属沦陷区人民寄居调查表^[4]

从1946年6月云南省各属沦陷区人民寄居调查表可以看出：内迁云南的人口以南方诸省居多，北方诸省仅占少数。而在南方又以江苏、广东、浙江、湖南、湖北为多，在北方以山东、河南、河北为多。其他资料也大致反映了上述情况。据《新华日报》1939年10月15日载，1938年10月10日至1939年10月10日，重庆职业指导所共登记7402人，除四川外其他各省江苏最多1203人，湖北次之1033人，安徽802人，浙江373人，北方居于前几位的是河南373人，河北216人，北平61人，山东35人。贵州虽然缺少此方面的资料，但一份1942年底贵阳市人口籍贯统计表也间接反映了上述情况。

表1-2　1942年12月贵阳市人口籍贯统计表^[5]

*表示不及0.1%者，另四川、贵州、云南没有统计。

抗日战争时期，外来人口迁入西南地区的主要路线有：一是由战区进入陕西，再从陕西进入四川，北方难民多从此线迁入；二是经湖北西部由陆路或长江水运进入四川，该线是移民入西南的主要通道；三是从湖南西部进入贵州、云南；四是越南失陷之前，一部分人从海路至海防，转滇越铁路进入昆明；五是由广西桂林乘黔桂路火车到贵州独山或乘汽车到贵阳，盟军失掉越南、中国香港后，直到1944年9月，许多从华东、华中、华南沦陷区内迁出的人都从此线进入西南。

此时期除国内诸省人口内迁西南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国外人口迁入西南后方，其中包括各友邦驻华使节、援华人员及军队。同时，海外华侨也纷纷归来报效祖国，从1938年底开始，仅数月的时间，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槟榔屿、马六甲、霹雳、柔佛、吧生、麻坡、彭亨、文冬等地众多华侨青年踊跃报名，组成“南洋华侨青年技术人员回国服务团”，于1939年2月至9月，先后分9批，共3200多人回国抗战，参加依托滇缅、滇黔、滇桂等公路的抗战物资运输工作。日本侵占南洋后，华侨纷纷回国，截至1942年8月，仅云南紧急救侨会就疏散侨胞达17000余人。

2.西南人口的外迁。在庞大的外来人口迁入西南地区的同时，西南地区部分人口因出征、出国或其他原因迁往他乡，形成一种反向的人口流动模式。(www.daowen.com)

表1-3　抗战时期西南人口一览表　　　单位：人

资料来源：四川省数据中除标*摘自《中国人口·四川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52页表外，其他均摘自《抗战时期四川人口农作物产量统计》（载《四川档案史料》1985年第4期）；贵州省数据摘自《贵州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上）》第一卷第1～4页表（贵州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云南省数据摘自《中国人口·云南分册》第84～85页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

从表1-3中可以明显看出，抗战八年，西南地区的人口总数似乎变化不大，明显与同时期其他诸省大量外迁人口移入西南地区的事实相悖。考其缘由，虽存在灾害、疾疫等自然因素所导致的人口减少，但此时期西南地区大量人口的外迁抵消了大规模的人口移入却是主因。抗战时期，西南地区外迁人口中最主要的是军事人员，先后出川抗战的部队有第22、第23、第27、第28、第29、第30、第36集团军，以及第88军、第43师、独立第35旅等部，总计兵力40余万人^[6]。贵州有第82师、第85师、第102师、第103师、第121师、第140师、新编8师、新编11师等共计10余万人的部队在国内各主要战场与敌厮杀^[7]。此外抗战八年间，四川共征送壮丁2578810人，加上西康征送的壮丁30938人，共2609748人^[8]，贵州、云南虽不及四川，但数量也不少，贵州征送壮丁逾64万人次^[9]，云南近40万人。这些人大多东征抗战。同时也存在外迁出国者，如1942年罗卓英的远征军驰缅；1943年重庆工人服务总队代征赴印运输大队官佐队员1700名。战时中国出国人数虽有所减少，但对外交往并未中断，此在“历年核（发）护照表”上有所反映：

表1-4　历年核（发）护照表

资料来源：《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50页表。

由于战争因素和中央外交机构迁渝，持外交官员护照者多从西南迁移出国。持普通护照者无业者最多，其次为工商、交通运输工^[10]。西南地区外迁人口多为农村青壮年男性，虽然其对支持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却造成了西南农村劳动力不足、适婚育年龄段男性减少的结果。

3.区域内的迁移。抗战时期，为了支持抗战大计，国民政府在西南地区大规模征工，间接导致了此时期西南区域内人口的频繁迁移。据不完全统计，战时四川修建国防工程征用民工达119万余人次^[11]，而在筑路、水利、垦荒等地方建设中征用民工高达1357万余人次^[12]。贵州征调民工69万余人次^[13]，云南仅修筑滇缅路，征调的民工就达2500余万人次^[14]。这些民工多是征兵后留下的青壮年男性，但有些人口稀少的县份甚至老弱妇孺也列入征工的范围。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也是战时区域内人口移动的重要内容。社会部统计处曾于1941年10月1日到1942年11月30日在重庆采用科学之记账方法，开展工人家计调查，并把其籍贯编成下表。

表1-5　重庆工人家庭籍贯统计表^[15]

由表1-5可见，重庆工人本省外县者占62.0%，这一部分人多是从农村迁入的。以上调查的只是机器、纺织、交通运输、建筑工人，战时在重庆市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从事服务行业，这部分人也多来自农村。据四川省会警察局民国三十年十月（1941年10月）成都市13岁以上常住人口职业分配表，职业以人事服务为最多，共87890人，占有业人口的33.4%，其中男19929人，女67961人，人事服务指机关雇工、家庭佣工等而言，其来源系邻近成都四乡之村夫村妇^[16]。战时一定时期内还存在城市与其近郊及附近各县之间的移动，以成都、重庆为例，见下表。

表1-6　1937年以后成都、重庆人口统计表

续表

资料来源：*号处摘自唐润明：《刍论抗战时期重庆人口变迁及影响》，《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当代世界出版社1988年版；其他数据来自潘治富主编：《中国人口·四川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63页表。

由表1-6可见，重庆、成都人口在战时都有显著下降、上升的时期，成都由1937年的49万多人，锐减到1941年的37万多人，之后又骤然上升；重庆由1937年的45万多人锐减到1940年的35万多人，1941年又猛增到62万多人。造成这一现象的最主要原因，是日军轰炸造成的人口的疏散和回流。在1939年至1941年日军对大后方城市无差别轰炸的时期，重庆、成都等城市人口大量疏散郊外，而在1942年以后，日军对大后方城市的轰炸骤减，大量人口又开始回流和集聚城市。